四川仁寿石佛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四川省仁寿县方家镇哨楼村石佛湾摩崖造像现存13龛,造像组合包括三佛、七佛、五十三佛、一弟子二胁侍、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可辨题材有弥勒、僧伽、三世佛、过去七佛、五十三佛、一佛五十二菩萨等瑞像。根据造像题材及风格,可推断石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8世纪晚期至9世纪上半叶。

四川资阳中和镇菩萨岩、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资阳市中和镇菩萨岩与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均为沱江流域中晚唐时期的典型造像点,二者在龛形、题材和造像风格等方面皆有相似之处。前者雕刻较精美但纪年缺失,后者虽被盗损却有明确纪年题记,可互为参照。综合崖面布局、纪年题记以及其他参考因素,初步判断两处造像集中开凿于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初期,晚唐及以后有补凿、搭建建筑和妆彩活动。两处造像题材有一佛、三佛与多身胁侍(含天龙八部)的组像、五十三佛、舍利塔等。

藩镇割据对古代港城营建的影响探析——以五代泉州为例

唐末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背景下,中央集权式微,地方经济区域重新划分,从而促进了海港城的崛起。泉州作为古代海港城的代表,在五代割据中得到了充分经营,可以探讨藩镇割据如何影响其发展。对现有史料、考古记录分析发现,古代藩镇割据分割了原有的经济区域,为新城市节点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割据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城市营建理念,使之满足新情况的要求,也让城市的职能从“政治营国”转变到“商贸港城”,而对工商的倚重需求又改变了原有的规划格局,为后世港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家国之间:唐元和时期进奉的二重性解读

唐元和时期,宪宗对官员进奉采取了既限制又纵容的双重态度。宪宗通过敕令多次强调禁止无名进奉、税外加征,同时,又以家财、羡余等名义给官员进奉以合理的解释。从助军钱分析可见,朝廷即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公开加税,对挪用地方财物助军的行为采取了严格管理,从形式上维护了“不征于人”的形象。这就使得进奉在法令的模糊边缘游走,皇帝和臣子从为国积财、舍家为国出发,赋予了进奉伸缩性的解释。这种家国之间的二重性,再加上出于弥补财政不足及维护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使得中晚唐的进奉在既调和又冲突中发展。

论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的空间书写

长安仙幻小说作为中晚唐传奇中形式独特的一类,繁复的空间书写是其突出特征。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建构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分别是长安城、仙幻异界及“庙堂”文化影响下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空间。特殊的空间书写形式导致小说中的空间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在空间跨越上具有灵活性、在文化交流上具有包容性、在情感基调上具有悲剧性。从整体来看,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既是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也丰富了唐传奇的题材类别,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中晚唐辽代天德军史事考释

唐贞元以降,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兼任丰州刺史,这与唐代方镇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在军事防御中有效统筹军、民的地方惯例。元和年间,为协调河套平原东部振武镇与西部天德镇的防御体系,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移治天德军故城。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辽朝攻占天德军节度使辖区后,将丰州东迁。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在丰州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天德军的政区,《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有误。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试论中晚唐音乐文化转型之特征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主要集中于盛唐,学术界历来对盛唐音乐评价高,而对中晚唐时期的音乐关注不多。唐代音乐的发展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的特征。与盛唐相比,中晚唐时期的音乐亦有着自身转型的新变化。宫廷音乐的散落与重建、民间俗乐的开放与兴起,文人音乐、私家乐伎和军营音乐的隆起,形成了这一时期音乐发展的主要特征。尽管中晚唐音乐兴盛的规模和艺术成就难以超越盛唐的水平,但是对于整个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论“武功体”

“武功体”指姚合创作于任武功县主簿及富平、万年尉等卑吏期间的以《武功县中作》为代表的闲适类作品。武功体的产生与元和末长庆初的政治局势、文学风貌以及诗人自身的特殊经历均有直接的关系。“武功体”是姚合诗歌艺术成熟的标志 ,它以独特的艺术表现使姚合在中晚唐诗坛上自成一家 。

中晚唐“苦吟”内涵的再考察

中晚唐的"苦吟"不仅是一种苦思的写法,还有更多的内涵。第一,苦吟诗人在人群上以科举穷士为主,内容上以吟苦及苦闷的消解为核心;第二,苦吟还体现了穷士诗人在困境中逆俗自立的不懈追求,他们或倚之科举及第,或倚之实现立言不朽的追求,或倚之寄托心灵、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第三,苦吟还是苦吟诗人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与癖好,他们把苦吟与休闲结合起来,使苦吟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写作与休闲自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有的苦吟诗人吟诗甚至达到了成狂成痴的地步;最后,苦吟诗人在风格上有苦吟以求怪奇和精妙的审美倾向。

韩国本《十抄诗》中的唐人佚诗辑考

域外汉籍文献对我国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韩国唐诗选本《十抄诗》,其中包含大量中晚唐佚诗 ,对唐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珍贵材料迄今尚未披露 ,现将其辑为一篇 ,校勘异文 。

唐代藩镇质子制度

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产生后,导致国家军力外重内轻,唐中央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若藩镇背叛中央,唐中央便通过掌控人质以进行制裁。但唐中央对藩镇征召质子这一措施实行起来较为被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统治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

论唐中后期的宦官参预司法

唐中后期宦官参预司法是唐代中后期宦官专权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表现 ,虽然在不同时期宦官用不同的名称和形式进行参预 ,但与唐代中后期宦官势力的消长是相辅相成的。宦官超越其职掌而参预司法 ,不仅打乱了原有的中央司法系统 ,侵夺了大理寺、御史台、刑部的司法权 ,还直接破坏了唐中后期的法律制度 。

略论中晚唐科举考试中的“五科”考试

"五科"考试的记载始见于后唐同光四年,指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等五科,它是由中晚唐的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发展而来,五科举人按有无出身分别到吏部和礼部参加科目选和常科科目考试。五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部分科目,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从明经科中分离出来,发展成独立的科目。

试论中晚唐时期的"銮舆播迁"

中晚唐时期,屡次出现皇帝因为各种危机而逃离长安即所谓"銮舆播迁"的现象。笔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统治者素质的严重退化导致军事防御中一系列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长安危急时的仓皇逃离又充分显示出其无能与怯懦;另一方面,统治者在仓皇逃离长安后却力求速为收复,其重要出发点是对长安财富与宫室的贪恋。正是基于这样的主观原因,统治者不顾关中经济残破、强敌侵逼的事实,继续定都长安并以政治权力维持其稳定与繁荣。这种定都格局,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唐的灭亡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唐诗看中晚唐藩镇割据下的河北社会文化状况

唐诗所反映出的河北地区与唐中央的交流、诗人往还河北及在河北的活动、围绕藩镇的诗歌创作活动等内容说明,藩镇割据使河北文化遭受重创,明显退步和一定程度的"胡化"是客观存在的,但唐后期河北社会文化的主体仍是处于退步、萧条期的汉文化,并且在与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中逐渐实现着对游牧文化的同化,所谓唐后期"河北社会全然胡化"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中晚唐冶游狎妓之风与艳诗创作

中晚唐时期,在士人中间,声色享乐、冶游狎妓之风盛行。这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的表现就是艳诗创作兴盛起来。狎妓的生活为文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的情感体验和创作灵感,提供了写作艳诗的场景和空间,也使他们更多地了解了歌妓的生活与情感。而艳诗的写作又赋予了狎妓生活以更多的诗意和风流情调。

从超脱到内醒:唐中后期文人的狂禅心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薮。文章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禅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当这种超脱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则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视角,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朗州蛮与唐末五代长江中游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以雷氏父子为中心的考察

唐末以雷氏父子为首的朗州蛮的崛起及其所创立的朗州政权,是南方蛮族卷入藩镇割据潮流并逐步迈向独立化的典型个案。朗州蛮地方势力的兴起与割据,不仅使唐末荆南镇所辖诸州相继被分割,控制地域急剧缩减,掌控长江中游局势的能力大大降低,而且对本地区社会秩序产生了强烈冲击,构成对相邻政权严重的军事威胁,造成该地区政局的长期震荡。伴随军事斗争的频繁展开,唐末五代长江中游政治地理分布最终呈现出马楚、荆南与淮南鼎足而三的均势格局,明显与此前的政区设置有所区别。朗州军事地位的提升,又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马楚政权后期国运和湖南统治中心的位移。而朗州并入马楚,则大致奠定了元明清时期湖南政区的基本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