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长江中上游民船运输状况——以《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为中心的考察

1883年英国商人立德乐通过实勘实测的方法记录了其在长江中上游流域乘坐民船的航行情况,并留下数万字的旅行记录——《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生动再现了晚清我国长江中上游流域传统民船的运输状况。通过对行记的考察可以厘清我国民船的运输情形,自从清代前期长江流域全面贯通以来,逐渐积累了成熟的造船技术、完善的民船运营结构、丰富的行船经验等,都促进了长江民船运输专业化,高效率水运系统的形成。与近代轮船运输相比,传统民船在运输价格、航行范围、运营的灵活性上都具有优势,即使在晚清长江中上游开通轮船运输后,民船运输仍在持续发展。

西学与新学:清末留学生的教育反哺——以杨月如等人为考察中心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内外交困,有志之士纷纷寻求扶危定乱之策,“教育救国论”一时盛行,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的矛盾日益凸显。留学生群体为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革新,将西学与中国新式教育融会贯通,特别是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创办新式学堂、开办速成师范讲习所、改建小学堂、创办单级教授讲习所、传播复式教学法、改组旧学校、出书立作等等,丰富教育形式、改善教育环境,为各地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颖的教学方法,促进了单级教授法的普及与发展。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的教育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提供了新式教育的实践模板,被同行实验、推广、应用。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加快了西学与中学的互融共促,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革新与进步。

晚清豫派律学及其法治实践

晚清时期,刑部形成了豫派律学和陕派律学。豫派律学家既是传统士子,亦是律学专家,躬耕刑部多载,在法律方面具有较高造诣。相较于陕派律学的丰富历史遗产,豫派律学囿于史料的缺乏,在学界影响较小。豫派律学家的作品主要集中于诗歌、随笔,专门的律学著作较少。晚清朝廷的政治氛围、豫派群体的同科士子之情,以及豫派对豫省的关心和扶持,是促进豫派律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豫派律学家修己率身、公正司法,讲求法理的灵活运用,面对近代西方法律的冲击,作为传统法律的坚守者,其给出了时代的思考,对于把握近代法律转型有重要意义。

启蒙的顿挫:晚清天津半日学堂的兴衰历程述论

晚清天津士绅因应启蒙思潮,率先在津创办半日学堂,揭开了清季全国兴办半日学堂的序幕。但在实际办学中,天津兴学士绅严格限定半日学堂的招生对象,致使启蒙范围大幅缩小。同时,各半日学堂还面临风气不开的挑战,学生流动率高、生不足额客观上影响了半日学堂的启蒙效果。更为关键的是,“癸卯学制”颁行后,兴学士绅根据学制增设了多门课程,这无疑加重了半日学堂的办学负担,最终导致大多数半日学堂在开办后不久便停办或归并,下层启蒙就此失去了宿身的重要机体。可见,天津士绅在半日学堂上寄托的下层启蒙理想,在复杂的实践中遭遇了顿挫。

晚清学堂报刊小说的爱国思想及变革主题探究

晚清学堂报刊刊载了由学生群体创作的为数不少的小说作品,抒发了其时青年一辈忧国爱国的理想抱负与积极投身国家变革、振兴的精神与勇气。在保种救国的时代背景与中西文化激荡的社会环境中,作品多取径外来的思想观念,对于国内存在的保守落后思想,力图通过以西律中、中西结合的方式予以变革,体现出晚清青年学子深受外来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并自觉通过自身所学,挽救将倾之国的爱国热情。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民国时期桐城诗派的诗学承变与风格追求

桐城诗派源远流长,甚受学人推重,在晚清民国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从地域渊源上看,清代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无疑是民国桐城诗派取法的诗学资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吴闿生、曾克耑等人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学立场,除了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桐城诗派的传承与扩散外,尤其着力于对桐城派诗人谱系的建构。而在诗歌创作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追求雄放奇崛的诗歌风格,这丰富了民国旧体诗的多样性,展示了古典诗歌在艰危苦难中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

清末粤东新式学堂创设:丘逢甲与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

清末丘逢甲借力日本东亚同文会,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丘逢甲的初衷是岭东同文学堂设于汕头埠,由于同仁杨鲁等人皆认为应设在潮州,于是在潮州开设了东文学堂。但丘逢甲仍与林梁任“继续推动在汕头兴学的原议”创设岭东同文学堂。清末粤东新式学堂,除了潮州的东文学堂,还有汕头埠的岭东同文学堂,并没有学界所讨论的汕头东(同)文学堂。且两家学堂在1901年6月前均有实际办学,聘请了东亚同文会会员为日本教习。至于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报告,为何出现“汕头东文学堂”和“汕头同文学堂”等名称,有两种可能,一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夸大成绩,二是潮州话的“同”与“东”同音,报告撰写者的随意性使用。

清末民初小学语文教科书插图的主题演绎与意义生成:图像学的视角

具有现代意义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始于清末,适逢插图发展的繁荣时期。研究清末民初的教科书插图对于释放图像在教科书中的育人价值、提升教材质量意义重大。插图既具备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所负载的文学和美学价值,又具有教化功能。基于美术史研究中的图像学理论建立分析框架,并对中国近代教育资源数据库收录的258册清末民初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6760幅插图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清末民初的语文教科书插图在弘扬传统美德、传递民族精神、促进五育融合、呈现社会风貌以及塑造儿童价值观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今后的教科书插图设计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晚清下层士子对书院改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退想斋日记》的微观考察

晚清山西士子刘大鹏的日记记录了书院改制前后一个下层士子的观察和体验。书院改制之前,刘大鹏经历了由书院求学者向书院管理者的身份转化,他在认可书院教育价值的同时,也十分敏感地意识到晚清书院滋生的诸多问题,如治学风气的败坏、膏奖制度的流弊、师生关系的畸变等。书院改制初期,刘氏的主要反应是:对裁减膏奖的强烈抗议,对引进西学的矛盾心态,对人才理念更新的漠视。书院制度转向学堂制度之时,刘氏又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与不满:担忧书院改制后的“士子失业”,批判书院改制的“名实不副”,指责书院改制中的“与民争利”,指出书院改制可能带来的伦理危机与统治危机。这些历史意见并不完全出自个人利益的考量,同时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下层士子对家国命运的担忧。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清代东北男性结婚难问题研究与启示——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的分析

男性结婚难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利用历史人口数据库的分析研究能够为应对当前男性结婚难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描述性统计和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全面考察清代中晚期东北男性的婚姻行为特征、婚姻困难表现及其影响因素,我们发现,男性终身不婚率很高并存在上升趋势;男性所属社会阶层越低,其婚姻困难越严重;家庭的成员构成及其社会经济特征对男性婚姻困难有重要影响。研究认为,男性结婚难的根本原因是婚姻制度对底层男性的排斥,经济因素是男性结婚难的关键原因,人口与社会因素则加剧了男性结婚难程度;当前应对男性结婚难问题需要长期、全面和系统的政策措施和多方协作形成合力。

清中晚期江南十番与南北戏曲曲艺环流考论

清中晚期是全国戏剧戏曲等艺术形式发生深刻转变的重要时期。兴起于民间、晚明已趋活跃的江南十番得到明清文人诸多描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且与戏剧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十番从演出人才、演出曲目到伎艺传承等诸多方面与北京宫廷等演出场域形成南北环流。在戏曲曲艺生态共同体的视角下,对江南及宫廷等南北十番演出情况的考述,深入探考南北曲艺环流下的地方曲艺发展形态,重新审视清代戏曲曲艺生态场域及历史进程,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信州公共风景点--清代江西信江书院园林复原研究

信江书院位于信州城外黄金山北麓,临溪环山,因山而构,为典型的城郊山地风景型书院园林。嘉庆十五年(1810年),王赓言于信江书院中部增设2处公共风景点--“梅庭铺月”和“石磴梯云”,书院开始兼具公共园林之性质;同治五年(1866年),钟世桢向书院东部扩建,增建3处书斋庭院,空间类型更为丰富,园林格局基本定型。现两景点均已毁,书院面积大幅缩减,昔日盛况也不复存在。结合古代文献及图像分析、遗址测绘、推理演绎复原清代同治时期信江书院园林平面布局,从书院山水环境、空间布局、景致风貌、景境构建4个角度展开剖析,有助于深刻认识清中后期(1781—1866年)信江书院这一经典园林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弟子数千人,直隶地区由此形成北方桐城派。直隶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人士既有科举功名又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他们在清末新政运动中,主导直隶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推动直隶立宪运动的发展,参与直隶警政的建设,还通过倡导不缠足、禁烟、官话简字等引导直隶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清末直隶的桐城派不以文章为务,而是讲求读书致用、经世济民,为新政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族规生成与社会变迁——以清代中后期成都刘氏族规碑刻为例的研究

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剧增、社会动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民间社会出现了订立家法族规的高潮。现存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的刘氏族规碑刻为探讨族规生成的过程和原理提供了较好例证。碑刻记载了道光至光绪年间刘氏家族订立的三种族规和一种诉讼首状,通过逐一解析各族规和首状的内容及其生成逻辑,可以发现综合性族规实际上是一个较长时期家族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映,其内容生成并非“一次性”的知识生产,而是知识层累的结果。族规研究,需要将其置于社会情境和生活实践中加以阐释,注重对其生成、演变过程的梳理,贯通其与其他文献类型的关联。此外,刘氏族规碑刻对从微观角度深入理解清代中后期成都平原的家族特征与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颇具启发价值。

清末民初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演进及嬗变评析

1922年《壬戌学制》正式改称实业教育为职业教育,改旧制甲种实业学校、乙种实业学校为职业学校。以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并非仅为名称上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对职业教育内涵、功能以及地位认识的不断深化。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与当时社会主导思想的变化、职业教育家自下而上的推动以及欧美职业教育思潮的影响相联系,这一历程加强了职业与教育、社会及个人的联系,变革了劳心胜于劳力的教育传统,并借助学制的改进推进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近代学堂的兴起与晚清选官制度的变革

晚清以降,近代学堂兴起,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开始发生嬗变。洋务运动时期,学堂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新学人才,学堂选官只不过是其副产物。戊戌维新时期,建立全面系统的学堂教育被提上国家议程,将学堂选官作为全国性政策推行亦被维新派提出。“新政”时期,学堂选官最终取代科举取士,成为清末最主要的选官方式。虽然学堂选官制度的确立是对科举制度的否定,但其将现代教育与选官制度的结合,仍是对传统科举“学而优则仕”理念的秉持。

内外交困:清代中后期孔氏家族何以未能修成大谱

孔氏家族在弘治二年规定,大谱编修以六十年为期。然而自乾隆九年孔氏阖族合修大谱后,至宣统三年的百余年间,本该进行的两次大修却屡议未果。之所以未能开展,一方面受制于清中后期的社会环境。乾隆时期的谱禁政策令孔府心有余悸,而咸同兵燹又使其无暇他顾。另一方面,宗族内部对修谱的态度不一,修谱经费不足,修谱的准备工作也多未完成。一言以蔽之,清中后期孔氏家族未能修成大谱,是多种合力所致,也是孔府内外交困的结果。

1905—1935年无锡竞志女学职业课程研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侯鸿鉴于江苏无锡建竞志女学,成就了无锡第一所具近代性质的女学。文章通过对竞志职业课程内容的梳理,从课程的设置因素、设置情况、特点、意义等多个角度,探讨其职业课程的合理之处,从而丰富相关研究。文章认为,竞志紧跟时代发展,在各方面成就可观,其中职业课程的发展更是值得称道。其职业课程内容丰富,涉及各学段。在低学段,设缝纫、手工、图画等科目,尤其学生缝纫成绩受到时人广泛赞扬;在中学阶段,除上述科目外,增设教育、教育心理等师范科目为就业做准备。在办学前期曾专设师范科,设置年限虽短但也是竞志职业课程的一大亮点。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得出结论:竞志职业课程对当时女子学校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人才的培养,以及女性解放事业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