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综述与展望

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实现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高质量市民化进程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虚高。现阶段,有较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方面的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回顾和整理国内学者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研究的相关成果,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构成、分担成本精确化计算及量化方法阐述、成本分担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论述。通过对现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不断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的深入研究,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发展。

机会成本、返乡农民工创业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关系实证研究

返乡农民工创业是实现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通过引入机会成本和创业环境2个外生变量,扩展了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产业振兴作用关系模型,系统构建了机会成本、返乡农民工创业与乡村产业振兴作用机理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分区域与分层相结合的随机抽样方法,采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220份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直接正向影响效应,创业环境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间接影响效应,而机会成本则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此,提出如下建议:放宽信贷约束条件,拓展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融资渠道;加大政策扶持和创业信息推广力度,降低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机会成本;探索“产学研+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协同创新模式,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指导。

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研究及其展望

高效有序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议题。分别从概念内涵、转化成本、制约机制三个方面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进行展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转化成本问题主要涉及市民化程度评估、市民化核算口径和市民化成本测算三个方面,而其制约机制则包括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投融资机制和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等四个方面。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亟需明确新形势下户籍制度改革的制约效应,构建更为完整、统一的成本核算体系,细化新政策条件下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创新更具针对性的多元化投融资应用。

首都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模型,将市民化成本分为个人成本和城市公共成本两大类,并分别进行细分和测算。指出市民化成本的分担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通过建立相应的政策机制促进北京市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进而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移居成本的实证研究:虚拟房租视角

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实现大规模农村人口移居城镇具有战略性意义。城乡移居成本可用城镇与农村居民的虚拟房租之差来表示。通过测算中国2006年-2012年城乡居民虚拟房租的差异,实证分析城乡移居成本的变化。结果显示：城镇地区人均虚拟房租为9567元/年,农村地区则为1054元/年,即农村人口移居城镇需支付约9倍的成本;中国虚拟房租总额占比GDP均值为15.81%,远高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据此提出户籍约束是影响中国城乡移居的主要因素,建议区域性放开户籍约束,并鼓励农村人口进城购房。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模型的改进及应用

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划分为外部成本和私人成本,将私人成本区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综合考虑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可能对成本测算的影响;构建更加完善的成本指标体系。利用广东省2009-2013年的普查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年度人均总成本为6.314万元。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推动者而非成本的最大承担者,农民工市民化能有效缓解城乡差异,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市民化后农民工失业风险降低,但隐性成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行为可能产生影响。

基于意愿的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分析

农民工群体是城市发展建设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却沦为城市弱势群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的内涵界定较为模糊,测算方法以定性为主。上海市作为崛起中的国际大都市,已成为农民工的高度聚集地。文章回顾了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策演进路径,通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模型,定量测算了这一转化过程的公共成本、个人成本及其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化工程若在城市资源利用可承载范围内按节奏合理推进,其公共和个人的收益均高于相应的成本,可实现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双赢局面。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综述

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基本概念、具体内容和测算结果3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现有的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如文献数量较少,相关概念混乱不清,测算结果不尽相同,资金筹集和农民工收入约束问题有待破解等。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评估与经济收益——以宁波为例

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成和特征,评估成本投入后的经济收益,这对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保证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提高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城镇落户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宁波为样本城市,家庭为计量单位,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进行了测算,模拟了不同政策情境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经济收益,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广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收益预测及分担机制研究

本文利用第六次广东省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广东省农业转移人口的现状及空间分布。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人力资本的成本-收益理论,建立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收益计算模型,总成本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成本、城市生活成本、住房成本、社会保障成本、成人教育培训成本、义务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总收益包括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以及对企业利润的贡献。总体上,各市市民化成本呈现出较大的地区差异性,并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市民化收益的地区差异性相比市民化成本较小;全省市民化成本-收益达到平衡所需要的年限为5.5年。最后,文章初步探讨了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机制,并针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提出了加强市民化的分区分类策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构建——以西安市为例

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西安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建立了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指标,提出了构建合理成本分担机制的观点和建议,以期对西部地区、全国有序推行以农民工市民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出测算与时空分布研究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将农村转移人口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各级财政将会为此发生巨量支出。本文计算了将现在已经在城市居住的农村转移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按现行政策财政必须新增的资金数额。结果表明,以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为将现有15863万已在城市居住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将新增支出18091.58亿元。如果将计算范围扩大到现有的2.6亿农村转移人口,则计算结果将增大到29 651.76亿元。笔者认为,尽管资金浩大,但只要精心进行时间、空间分布设计,注重全国范围内均衡启动、进行相关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调整,并从"钱"、"地"、转移支付等方面进行机制设计,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浩大工程是完全可以期待圆满完成的。

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基于广东省G市的经验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与城市户籍居民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即农民工的同城化,城市给农民工提供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就业扶持、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其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基于广东省G市2013年以来公共服务的相关标准,测算出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投入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就业扶持、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人均公共服务成本约为15.7万元,每年需要增加财政支出979.5万元。有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巨大,是市财政难以承受的难题,关键在于"缩差"、"分类"与"并轨"结合,建构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即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

绝对收入、务工成本、社会保障权益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基于新疆605份维族农民工样本的实证分析

从绝对收入、务工成本、社会保障权益3个方面探究维吾尔族农民工有序进城就业问题,以实地调研的605份问卷资料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发现:新疆农村维族外出务工者进城非农就业的意愿强烈,对务工收入非常看重,尽管进城务工成本费用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但并不会改变他们进城长期务工的意愿,他们最担忧的是进城务工面临的"劳动保险"和"人身安全保障"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成本测算及分摊机制研究

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而成本分摊机制的构建则是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本文首先从随迁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其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城市公共成本六个方面,计算出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所需增加的人均支出额约为3.2万元。由于我国农民工总量多、基数大,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庞大的资金,全部由财政负担并不现实。因此,本文在分析当前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的分摊机制现状的基础上,从农业转移人口、企业和政府"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摊机制入手,提出了创新成本分摊机制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核算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核算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城镇化战略。按照农民工个体向某一个城市转移的核算原则,建构包括个人生活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两部分的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核算模型。根据此核算模型,结合分布地域、城市类型,选取五组十座城市进行核算,对核算结果做出比较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将会呈现阶梯式进展过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将在其中承担更多的成本支出。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研究评述与理论框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存在成本,收益也不容忽视。在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后,才能更加合理地分摊市民化的成本,推进高质高效的市民化。首先,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分摊机制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其次,首次总结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关系中的两大矛盾:农民工个人福利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矛盾、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同期不匹配的矛盾,并构建了一个以矛盾为导向的分摊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框架。最后,分析了以往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的辨析

农民工在城市长期未能"市民化"表面源于户籍障碍,实质是城市管理部门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存在认知偏差:成本方面含出资主体的偏差、价值来源的偏差和支付时间的偏差,收益方面含受益对象、范围和时间的偏差。只有拓展视野,更新理念,明辨关系,正确认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才能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云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担机制研究

推动云南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难点在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之一是解决好转型期的各种成本问题。云南农民工数量相对庞大,对云南农民工的成本测算和分担机制进行研究,显得非常重要。结合实地调查,采用数理实证的方法,分析了云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特点,构建了云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得模型,对云南省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测算,提出云南省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和资金筹集渠道,为云南城市化有序推进提供科学依据。

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的经济学分析

为了探讨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和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道路和途径,对比农民工的城乡生活成本和收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农民工选择移居城市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的倾向;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着返乡农民是否能够坚持已经形成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有效地控制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长、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促进返乡农民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