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会提升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吗——基于西部地区脱贫县的调查

借助892份西部地区脱贫县的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研究政府补贴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结果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涉农创业、新生代及家庭位于山区的农民工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获得政府补贴的返乡农民工通过扩大创业规模来提高创业绩效。因此,应有效利用政府补贴,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规模扩张;鼓励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为涉农创业者群体提供多元指导,优化山区农民工家庭的创业保障体系,拓宽贫困山区农民创业路径。

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量表的编制

目的:编制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量表(UPISMW)并检验其效度和信度。方法:确定理论框架,运用专家评分法、预测试建立初始量表。选取在城市务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887名,随机分为样本1(n=468)用于条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2(n=427)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及收敛效度、区别效度分析;随机选取其中50名农民工进行间隔3周的重测。另外选取167名农民工进行效标效度检验,以生活满意度量表(LSS)、多族群认同量表(MEIM-R)作为效标工具。结果:UPISMW共9个条目,包含身份认同、社交认同和社会感知3个因子,总量表及各条目的内容效度指数均在0.90以上,3个因子累计解释总变异量为66.94%;模型拟合度良好(χ^(2)/DF=1.916,RMSEA=0.049,RMR=0.024,GFI=0.976,AGFI=0.952,CFI=0.980,IFI=0.980),3个因子的标准化负荷系数(STD)均在0.60以上,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大于0.50,相关系数95%可信区间不包括1,量表总分及3个因子分与LSS、GSES得分均正相关(ICC=0.56~0.77)。总量表及3个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为0.83、0.79、0.74、0.74;组成信度(CR)为0.75、0.77、0.75;重测信度为0.98、0.95、0.93、0.96。结论: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量表显示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

新型城镇化、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收入提升

新型城镇化注重“人的城镇化”,如何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发展是其关键任务之一,但鲜有文献从流动人口的视角来考察新型城镇化效应。通过合并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城市规模呈现差异化,中小规模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收入获得显著提升,平均效应为3.9%,而试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收入则无显著差异。机制检验表明,中小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效应分别从劳动力需求端的地方产业扶持,以及劳动力供给端的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有利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提升。在异质性方面,新型城镇化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提升效应在东西部城市群内的小城市效果更明显,高学历和以雇员身份从事第二产业的流动人口收入提升相对更多。此外,新型城镇化的收入提升效应并非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劳动力自选择的结果,因此,其作用是实质性的。

随迁老年人新社会家庭环境融入状况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目的:编制随迁老年人新社会家庭环境融入状况量表,分析其信效度。方法:以社会转型理论、差序格局理论为理论框架确定初始量表,进行专家函询完善量表,选取北京市360名随迁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分析量表信效度。结果:随迁老年人新的社会家庭环境融入状况量表包括心理认同、社区融合、制度包容、家庭融洽、区域适应5个维度、共51个条目。量表重测信度为0.939,量表总体及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83,0.967,0.976,0.978,0.951,0.963,分半信度分别为0.913,0.933,0.943,0.925,0.923,0.947。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950,条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均>0.8。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的5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8.700%。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卡方自由度比值为2.895,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为0.073,拟合优度指数为0.808,调整拟合优度指数为0.776,规范拟合指数为0.874,非规准适配指数为0.908,增值适配指数为0.914,比较拟合指数为0.914。随迁老年人新社会家庭环境融入状况量表与老年人社会适应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896(P<0.01)。结论:随迁老年人新社会家庭环境融入状况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可作为随迁老年人新的社会家庭环境融入状况评测工具。

SF-36量表应用于外来勤杂人员健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

目的评价SF-36量表在高校外来勤杂人员的信度和效度。方法采用SF-36生存质量量表,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广州市某高校133名外来勤杂人员进行面对面现场测试,计算8项内容的评分,分析信度和效度。结果量表中除社会功能(0.69)外,其余各项维度Cronbach,a系数大于0.70;集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较好;因子分析产生2个公共因子,解释65.13%的方差。结论SF-36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适于评价高校外来勤杂人员的生存质量。

家庭关系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目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日益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利用SDQ(Strengths and Diffficulties Questionaire)量表,通过OLS、Ordered Probit模型的回归分析,探析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发现,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中的忽视、当着外面人的吼骂显著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家庭关系对儿童心理健康的不同维度(情绪症状、行为问题、多动注意不能、同伴交往)影响并不相同。此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与母亲受教育水平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仅在特定维度有影响。农民工父母应正确处理好经济上的供养与精神上的抚慰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自身教育能力,同时城市应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流动儿童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三峡库区后靠移民心理健康状况及其相关因素

目的:分析三峡后靠移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应用自编的基本情况调查问卷、症状自评量表(SCL-90)、团体用心理社会应激调查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319名三峡后靠移民和327名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后靠移民SCL-90总分及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和偏执因子分均高于当地居民[(123.5±37.0)vs.(117.4±26.0),(1.8±0.7)vs.(1.7±0.7),(1.3±0.4)vs.(1.2±0.3),(1.4±0.6)vs.(1.3±0.4),(1.3±0.4)vs.(1.2±0.3),(1.2±0.4)vs.(1.1±0.3);P=0.016,0.038,0.028,0.024,0.001,0.012];(2)移民的应激总分、生活事件得分、消极情绪体验得分和消极应对得分均高于当地居民[(36.3±19.2)vs.(29.9±17.1),(2.9±2.0)vs.(2.4±1.8),(2.7±2.6)vs.(2.0±2.2),(2.42.2)vs.(1.92.0);均P<0.01];(3)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进入模型的变量包括应激总分、主观经济状况、生活事件、社会支持总分和健康状况,后靠移民心理健康的主要相关因素是应激总分、主观经济状况、生活事件、社会支持总分和健康状况(β=0.198,0.152,0.256,-0.151,0.117)。结论:三峡后靠移民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当地居民差,应针对影响后靠移民心理健康的因素,如应激总分、主观经济状况、生活事件、社会支持总分和健康状况等采取相应措施,提高移民心理健康水平。

三峡库区后靠移民与外迁移民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分析

目的:比较分析三峡后靠移民与外迁移民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应用自编的基本情况调查问卷、症状自评量表、团体用心理社会应激调查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319名三峡后靠移民和314名外迁移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外迁移民的SCL-90总分以及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症状等因子分均高于后靠移民(P<0.05);②外迁移民的应激总分、生活事件得分、消极情绪体验得分和消极应对得分均高于后靠移民(P<0.01);③外迁移民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及支持总分均低于后靠移民(P<0.01);④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进入模型的变量包括应激总分、主观支持、生活事件、家庭人均年收入和性别.结论:与后靠移民相比,外迁移民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突出,应针对影响移民心理健康的因素,如心理应激,生活事件,经济因素,社会支持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移民的心理健康状况.

休闲态度量表在农民工中应用的信效度分析

采用休闲态度量表测量农民工的休闲态度,对量表进行修订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很好的鉴别力,经过因子分析删除部分项目后,其信效度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的休闲态度得分明显偏低,已婚农民工的休闲情感态度、休闲行为态度得分明显高于未婚农民工,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工的休闲情感态度得分差异显著,经济收入较高的农民工休闲情感、休闲行为态度得分明显高于低收入者,感知社会地位下降农民工的休闲态度得分明显偏低。

农民工进入、城市规模异质性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基于面板数据的估计

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2013年的数据,估计不同城市规模条件下农民工城市进入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的非线性影响。根据城市规模、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差异构建了一个包含农民工数量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平均工资的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和系统GMM估计方法,揭示出农民工进入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工资的影响表现为先提高、再降低、再提高的规律,而对中小城市工资的影响则表现为先降低、再提高、再降低的规律。

新时期我国农民工若干基本特点探析

新时期,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基本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在新形势下我国农民工群体在数量规模、流动就业、人口结构、收入消费、群体分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差异、融入城市与市民化等方面日益凸显其基本特点。只有深入、客观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民工数量规模、流动就业、人口结构、婚育状况、群体分层分化与利益诉求差异,以及农民工融入城镇和市民化等基本特点,才能够多角度、科学全面探析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缺失的各种原因及其完善政策与建议。

冲突策略量表(中文简版)在流动育龄妇女中应用的信效度

目的：评价冲突策略量表（中文简版）在流动育龄妇女中应用的信度和效度。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在广州市白云区抽取1003例流动育龄妇女接受中文简版冲突策略量表的调查。结果中文简版冲突策略量表条目-总分相关系数在0．18～0．64之间（P＜0．01），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91，Guttman系数为0．74。其中，协商、心理攻击、躯体暴力、强迫性性行为、伤害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77、0．72、0．88、0．93、0．84；Guttman系数依次为：0．64、0．46、0．83、0．89、0．62。经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5个公因子，可以累计解释73．34％的方差。结论中文简版冲突策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稳定测量我国流动育龄妇女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率。

SF-36v2量表在高原移居人群生活质量评价中的信效度检验

目的考察简体中文SF-36v2量表评测移居高原青年男性不同时期生活质量的信度和效度。方法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移居海拔4520m高原的青年男性248名,所有人员均为男性,平均年龄22.1(16.0~36.0)岁,高原平均居住时间2.3(0.3~10.8)年。采用自排一般人口学特征问卷和简体中文SF-36v2量表以自填形式进行调查。间隔4周后再次随机抽测34名进行问卷重测。结果发出问卷252份,回收有效问卷248份(98.4%)。简体中文SF-36v2量表的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RP)、身体疼痛(BP)、一般健康状况(GH)、精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等各维度得分分别为78.50±15.34、63.30±39.65、70.60±17.69、56.40±18.21、59.10±18.18、85.70±18.90、53.68±41.65、59.35±13.61分;地板效应除了RP(17.80%)和RE(27.92%)外,其余均为0;天花板效应分别为5.08%、40.11%、3.55%、0、2.54%、9.64%、31.47%、0。SF-36v2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632~0.800,Cranbach'sα系数为0.641~0.824,重测信度系数为0.543~0.848。集合效度成功率100%,总区分效度成功率95.36%。因子分析提取2个主因子,可解释总方差的69.5%。结论简体中文SF-36v2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较好的信度及效度,可用于高原移居人群不同时期生活质量的临床评估。

空间再分配:城乡接合部治理的政治学意义

作为乡村城市化的前沿地带,城乡接合部是我国深刻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阵痛的缩影,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问题最为敏感集中的区域。城乡接合部的治理涉及城市管理体制和农村管理体制两种体制之间的转换衔接与利益调整,亟需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其改革是一项涉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利益大调整,从而构成了涉及基层政府治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议题。同时,在城乡接合部的场域内,上演着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低收入人群与中产阶层等不同维度的权力博弈,可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权力博弈的重要窗口。城乡接合部的社会发展形态迥异于城市与乡村,属于城市治理研究和乡村治理研究的视野"盲区";城市治理问题正在经历一个"郊区化"的过程,城乡接合部在导入市区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同时也在导入社会矛盾;城乡接合部同时容纳了本地村民、新兴中产阶层、城市低收入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形成了马赛克式的阶层空间分布;互不兼容的多元利益诉求让基层政府处于矛盾的交汇点。城乡接合部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空间再分配"的过程,空间再分配对于中国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规模、现状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以流动就业的方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阶段农民工群体规模及其流动就业状况已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经济因素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规模的影响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研究方法

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规模逐年增加,城乡经济差别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规模的主要动因。通过经济因素分析,分别提出粮食产量、农用机械、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进出口额与城市化这些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外出规模均有影响的假设,利用统计年鉴的数据和主成份分析方法,克服这些经济指标之间的共线性,部分证实了农村劳动力外出规模与这些经济变量的相关性,多元回归模型与现实拟合较好。研究结果表明,3次三产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都具有推动作用,但产业内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有差别。进出口贸易增加与城市化水平提高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都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代际与城市规模视角下农民工技能培训选择与政策响应

基于对辽宁省不同规模城市1 225个农民工的抽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代际与城市差异视角分析农民工技能培训选择。研究发现:71.67%的农民工愿意参加技能培训,新一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大城市农民工较中小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需求更高。进一步考察农民工对技能培训内容的选择,发现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类型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对技能培训内容的选择越趋于高级化。研究从加强技能培训前置、实施差别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内容体系、加大对企业的培训支持力度、完善基于需求的技能培训机制4个方面提出促进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选择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性别与城市的比较

基于辽宁不同规模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620个样本,实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选择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32.7%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人作为婚恋对象,女性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人作为婚恋对象的比例高于男性,中小城市农民工选择城市人作为婚恋对象的比例高于大城市;以城市人作为婚恋对象使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的概率增加11.28%,其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对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的影响大于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

武汉城区农村流入人口产后抑郁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武汉地区农村流入人口产后抑郁现况及社会支持情况,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以面对面结构式访谈形式对武汉地区农村流入人口产后抑郁现况、社会支持情况及抑郁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结果回收有效问卷516份（有效率97.36%）。武汉地区农村流入人口产后抑郁检出率为37.2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无医疗保险（OR=1.56,95%CI：1.01~2.45）、照看孩子感觉累（OR=3.18,95%CI：2.01~4.85）、丈夫对妻子关心程度一般（OR=2.72,95%CI：1.57~4.72）和根本不关心（OR=3.23,95%CI：1.05~9.91）、对居住条件不满意（OR=10.81,95%CI：1.21~14.37）、生活中存在压力事件（OR=2.71,95%CI：1.70~4.29）是农村流入人口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产后抑郁组产妇社会支持各项得分均显著低于正常组妇女。结论武汉地区农村流入人口产后抑郁发生率较高,且产后抑郁的发生与多个因素密切相关,增加农村流动妇女的社会支持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该群体产后抑郁的发生。

农民工休闲参与量表的修订及其休闲特征研究

对休闲参与量表进行了修订和信度效度检验,以考察农民工的休闲参与特征及其人口学特征和差异,经过项目分析、因子分析后的休闲参与量表信度效度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以作为测量农民工休闲参与情况的工具。新生代农民工的休闲诉求出现新变化,促进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可以提高农民工的休闲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