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认知、生计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以兰州市八里镇移民安置区农户为例

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对深化农村改革影响深远。研究风险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在风险认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中的调节作用,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兰州市八里镇移民安置区农户调研数据,利用二元Log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风险认知与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进而分析生计资本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在宅基地退出决策中具有显著的规避风险的意识,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产生的风险认知对退出意愿有负向作用,而生计资本则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正向作用;此外,生计资本还可以缓解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中的风险认知。基于此,加快推进农户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应完善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各项保障政策、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科学的风险意识以及构建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机制。

住房压力如何影响青年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基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调节效应分析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我国284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数据,考察住房压力对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及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住房压力与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之间呈倒U型关系;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能够延缓住房压力对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负面影响的发生。进一步分析表明,青年流动人口户籍所处地理位置与居住证办理情况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公共服务的调节效果。

代际差异视角下老一代流动人口的特征变化——基于CMDS2011-2018的分析

基于CMDS2011-2018数据,在代际差异视角下,本文描述、分析了老一代流动人口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及长期居留意愿的变化。研究发现:(1)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占比呈逐渐下降趋势,他们的农业户口占比高、受教育程度低;他们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较长,家庭呈规模小型化、代际结构简单化、类型多样化特征;(2)他们的在业比例一直高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身份以雇员和自营为主,就职于体制内单位的占比较低且基本稳定,从事高收入行业的占比不到两成也保持稳定,从事知识型职业的占比为四成左右且一直较高,工作时间较长且超时工作的可能性较高;(3)随着新生代流动从业者在业、知识型职业及高收入行业者占比的持续提升,新、老代际的上述差距不断缩小,同时,随着新生代流动从业者体制内单位就职者、专业技术人员占比的提升,新、老代际的这两项差距明显扩大;(4)老一代流动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较强,这与统计控制下他们的长居意愿显著弱于新生代的一般规律并不矛盾,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个受流入地留存机制选择的具有较强长居意愿的特征群体。为此,本文建议关注老一代流动人口的特征变化及特殊需求。

离家的诱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留居意愿

文章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就业以及提高其在流入地的收入进而促使其留居。个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男性、非农业户口、已婚、身体健康以及高学历的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地区异质性结果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动人口留居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县区无差异,人口规模越大的县区越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留人效应”,但一线城市的区县或因生活压力较大而抑制了外来人口留居。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人口结构转型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的背景之下,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留居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也为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峡库区农村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效果评价

为科学评价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从经济、技术、管理、环境4个角度建立了包含12个指标的一体化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重,并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开展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从设施工艺角度评价,活性污泥法在经济方面优势明显,生物膜法在管理方面优势较大;从运维管理方角度评价,第三方运维单位在经济、技术、管理方面优势显著。运行成本、水质达标稳定性、单位投资这几个二级指标对运行效果评价的影响较大,建议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在设计和管理中对这些方面做出积极响应。研究成果可为三峡库区水污染治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提供重要支撑。

失业风险如何影响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

曾被视为生育主力军的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近年来持续走低,因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育行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失业风险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失业风险会降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失业风险对女性和青年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失业风险通过感知不确定性效应、预期收入效应和人口回流效应降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失业风险还会显著推迟流动人口生育二孩时间。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就业不确定性与个体生育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对促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命历程事件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

流动人口生命历程事件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实践,其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关乎流动人口切身利益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利用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测算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在流入地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占85.10%,其中78.39%的人口有长期居留意愿,各城市差异较大。②毕业使流动人口倾向在流入地短期居留,在流入地生育子女和子女升学会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和长期居留意愿,身体状况变差会使得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升但对长期居留意愿无显著影响,结婚、失去工作和退休事件通过家庭和个体作用力提升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③流动人口的人口、家庭、流动和城市特征对居留意愿和长期居留意愿的作用力具有差异性。最后,从安居、生育、健康、教育等方面提出流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的建议。

农民工社会融合水平及城市居留意愿测度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农民工数据,构建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合水平评价体系,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展示农民工居留意愿在不同地区的分布特征。研究表明:第一,农民工社会融合水平偏低,其中经济融合度最高,而社会接纳度最低。第二,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明显高于落户意愿,且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在地区分布上,总体社会融合度越高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也越强烈,而农民工落户意愿却与总体社会融合度呈现出“相背而行”的特点。第三,从代际视角来看,两代农民工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高低在空间分布上都由西向东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但在落户意愿分布上空间特征不明显。

土地财政对城市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

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生产运转以及提升和振奋消费需求或欲望均有着重要意义。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最为活跃的财政行为之一,考察其对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机理,可充分揭示土地财政的城市化效应,为发展过程中土地财政的政策调整与城市管理相关目标的实现提供路径参考。因此,该研究以城市新移民资本要素禀赋状况为视角,基于九大国家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武汉、成都、西安、郑州)2016年度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含有工具变量的Probit模型(IV‑Probit)及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对城市新移民群体定居意愿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探究这种影响的人群异质性。研究表明:①以地引资模式对城市新移民定居意愿总体呈现提升作用;以地生财模式对城市新移民定居意愿总体呈现阻抑作用。②土地财政行为通过影响城市新移民的资本要素禀赋进而影响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③以地生财模式对城市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出人群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可能与不同人群对资本要素禀赋的偏好差异有关。基于此,地方政府在以土地财政行为获取资金的同时,不应忽视土地财政对移民资本要素禀赋和定居意愿的影响。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发挥以地引资模式的城市建设作用,通过土地出让促进城市开发和经济要素集聚;同时,发挥以地生财模式的资金补充作用,填补财政收支缺口,改善城市公共服务;此外,还应当不断完善土地财政的配套政策,应对土地财政对城市新移民定居意愿造成的消极影响。

中国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和时长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引入时间的新维度,采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在城市尺度上刻画流动人才居留状况的空间分布格局;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流动人才居留意愿与实际居留时长的空间分布格局均呈现南北差异。②流动人才的居留意愿和实际居留时长差异明显,大量人才虽然在流入地短期居留,但多有长期居留意愿。③随着人才主观居留意愿和客观居留时长增加,舒适物对人才居留的影响在增加。④影响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和实际长期居留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流动人才长期居留意愿更大程度上受人才自身特征影响,而实际长期居留更大程度上受流入地因素影响。

异地养老、家属随迁与中国流动老人居留意愿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2类典型流动原因(异地养老、家属随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异地养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家属随迁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比家属随迁群体更高;(2)流动群体内部因素和流入城市外部特征共同影响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3)不同流动原因的流动老人居留意愿选择呈现差异化的机制,家属随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家庭为核心,城市自然舒适度等外部环境对其产生一定补偿效应;(4)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个人养老目的为核心,依赖于城市群的政策利好及便利养老设施等外部条件,且受流入地社会网络联系影响更显著。

住房支付能力与外出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随着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落户的限制日渐式微,住房购买能力等经济性因素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2017)匹配全国285个地级市房价数据,研究住房支付能力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收入比上升显著降低外出农民工在流入城市的落户意愿,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后这一结论仍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房价收入比上升通过增加农民工本地买房困难感知、降低其社会活动参与和城市融入主观感受,进而降低其在流入城市的落户意愿。个体异质性分析发现:房价收入比上升对新生代、高学历、本地无自有住房和有家属随迁农民工群体城市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大。城市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城市等级的提升,房价收入比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小。基于此,文章提出抑制城市房价上涨、提高农民工收入和福利水平、提供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等政策建议,以期提高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的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新生关系网络和社会活动参与均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作为农民工联系迁入地居民的纽带,能够通过工资收入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新生关系网络、社会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表现在流动年限差异、教育年限差异以及性别差异,即这些个体特征在社会网络之间产生交互效应。应建立良好的社区管理体系,规范用工单位雇员最低工资,促进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发挥不同群体之间的带动作用,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远大于落户意愿。二者影响因素的共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状况,差异体现在农民工自身长久利益的驱动等方面。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经济条件优越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有更强的居留和落户意愿。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会增强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作为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家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可以让农民工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不利于其在城市落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保障农民工的自然资本以促使其安心落户城市,提升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其安居乐业,改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其城市生存能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心理社会融入等。

安居与乐业: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相关调查数据,研究职业类型、住房类型以及居住成本对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体制内单位就业、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更强;拥有产权类住房、租住公租房的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更强,居住在单位宿舍对定居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城市相对住房价格对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形”趋势;不同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的定居意愿具有明显差异,职业地位、住房类型对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影响具有稳定性,相对房价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城市差异。可见,“乐业”和“安居”是影响大城市外来青年人才定居意愿的关键因素,城市政府要把保障青年的稳定居住权作为吸引人才的重要举措,既要让外来青年人才“有房住”,又要让他们“住得起”,也要让他们“住得稳定”,还要让他们“住得安心”。

三峡湖北库区农村移民安置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研究

为了解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的已有成果及存在的问题,为下一阶段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提出针对性建议参考,以湖北库区秭归、夷陵、兴山、巴东为例,根据政府有关统计资料,深入现场实地调查,结合集中供水和分散供水2种供水方式,从用水户用水安全、饮水工程管理、水源保护措施等3个方面综合分析并评价农村饮水安全现状。结果表明:三峡湖北库区移民安置区农村饮水长期不安全的问题基本解决,但仍存在部分短板。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相应措施建议,以期为巩固提升新阶段农村饮水提出建议性决策和方向。

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就业是农民工进城谋生的基本途径,而就业稳定是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基本保障。利用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在构建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区域稳定性较之职业稳定性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普遍存在,且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职业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新一代、高收入和在小城市就业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区域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老一代、从事白领职业和高收入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HLM模型的实证研究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是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在理论分析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基础上,借助2018年CMDS和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广义分层线性模型,就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问题展开实证探讨。得到以下结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中发挥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其中住房保障水平的影响最高,其对比度为1.65,住房保障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留城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不选择者的1.65倍;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会影响其定居意愿,在性别方面,相比于男性,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更强;相比于流动范围小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范围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定居的意愿更强;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会调节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

返乡抑或留城:农民工劳动力供求结构分析

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拉大及农民工回流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目标与效果存在差距。上述问题与农民工就业结构、空间配置紧密相关:第一,需求层面:存在农民工就业结构性失衡;城市扩张强化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面临学历错位。第二,供给层面:从农民工根本利益出发,对定居意愿、用益物权和住房性质进行Probit计量分析发现:拥有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定居意愿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在城市拥有住房或正规性租房均有正向影响。住房性质(购房/自建房与租房)对用益物权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第三,供求综合分析:就业错位和学历错位影响其城市收入,政策错位可能降低户籍吸引力从而影响迁移意愿,弱化定居意愿的因素占主导。应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城市尤其是县域的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尽快扭转三大错位,推进市民化与助力乡村振兴并进。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多元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通过对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合并数据分析发现,苗族和壮族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同时受到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对于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土家族、侗族和瑶族流动人口,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小,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较为显著。另外,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多元因素的作用机制在不同群体之间呈现出更为细致的独特性。据此,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定推动其长期定居和市民化政策时,不仅要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还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来源地、迁移距离、文化特点等因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文化融合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