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氏家庭移民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军户移民现象

家族移民史是中华民族迁移史的微观基础,明代武功县宋家堡宋氏家庭移民的原因和时间的历史溯源,对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庞大的军户移民有一叶知秋的学术价值。研究采取历史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方法,试图还原明代中叶宋氏家庭军垦移民的历史真相,继而为了解明代陕西庞大军户的形成奠定微观基础。明代在陕西实施的军屯移民战略,可稳定国防、充实“宽乡”、减轻赋役,形成明代特殊的移民方式,使陕西成为全国军户移民最多的省份。宋氏父子两代人的血泪移民史,是明代陕西军户移民现象的缩影。

论唐宋之际的贡奉

唐代中期出现具有赋税性质的进奉,贡奉之弊由此而生,这一现象反映了唐宋之际君臣关系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五代承唐末藩镇割据之余绪,尽管朝廷致力于藩镇州县化,但实际上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仍然遗留藩镇特征。以后梁时期“四镇”、魏博、镇、定来看五代财政中央集权路径:朱温据有“四镇”,易代后直接州县化,属易代型;魏博依附朱温,通过集权和武力手段州县化,为依附型;镇、定是以武力征服州县化的,属贡献型。以上州县化路径不同,大体反映出五代财政中央集权的基本情形。而五代藩镇州县化形成了上供和贡奉互济的中央财政模式,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同时也遗留下不同程度的藩镇性,这表明五代并没有解决唐末遗留的历史问题。宋初成功地革除贡奉之弊,走出唐末五代历史的“逆向”,重建中央集权,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时代。

北宋西北堡寨体系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文章基于对北宋西北堡寨体系历史地理信息的全面梳理,以史料分析、时空剖面、空间量化分析为基础方法,探讨了北宋西北堡寨体系的空间分布结构、运作机制和时代特点,提出北宋西北堡寨体系总体呈现出匀质化军事应援网与中心放射状屯田聚落网叠合的复合型空间结构,并对其局部典型分异结构的历史地理成因进行了解析,揭示了北宋西北堡寨军事聚落体系规划的系统性特质和整体建筑遗产风貌,拓宽了关于中国古代大型军事建筑遗产体系的对比研究视野,深化了对中国西北地区军事建筑及聚落遗产的整体价值认知,并为其系统性保护理论的构建提供了研究基础与参考。

宋代元会礼乐仪制的新变

元日朝会历来颇受统治者及朝廷的重视,且各代的元会礼乐仪制又有所差异。宋代元会仪则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作出较大幅度的增补和改革。诸如宋代在皇帝朝贺皇太后、鸣鞭、炉烟升、帘内再拜及称贺帘外等方面予以增补,并于元会所属类别问题、元会仪次序、贺辞与寿辞的宣读者、上寿仪步骤、行礼方位、皇帝与百官着装、元会仪地点、乐舞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宋代礼乐仪制的诸多变化,既与宋代崇文抑武、崇儒尚雅的治国方略和文化政策有关,又反映出其对前代礼乐制度着力厘革的迫切要求及政治制度化的进一步加强。

科举与印刷视野下的南宋古文新变

科举在宋代成为新社会形态的重要推动力,南宋时期参加科举的人数大幅增加,庞大的人数基数催生出具有批点性质的古文用书,印刷的推广又进一步推动其市场的扩大。在科举和印刷的双重影响下,南宋文集的编订和出版呈现通俗化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体现在所选篇目平易且篇幅短小,所选作者多是中下层文人,体现非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体现在随着理学的世俗化,理学文章在古文选集中并未大幅增加阅读难度,反而因为理学的官方化而进入了更多底层文人的视野。而与通俗化相对应的,是科举与印刷共同造就的新读者——非士大夫群体,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不但扩大了古文的读者群,而且为古文选集的编订和出版带来了新的审美风貌。

按行自抑:崛起国何以战略收缩

作为积蓄自身实力、缓解外部安全压力的战略手段,战略收缩成为部分崛起国的主要选择,但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现象却缺少相应的理论逻辑解释。既有研究往往关注秩序更迭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以应对崛起国挑战,而忽视了崛起国在崛起时期选择有限战略收缩的现实。基于战略手段调整时序、战略资源分配以及战略目标修订等维度辨析,本文将扩张与收缩等战略选项相联结,并通过能力与意愿两种内部政治逻辑考察俾斯麦德国与北宋统一初期的两个战略收缩案例,两者在存在相当程度的外部收益预期下,基于国内政治逻辑选择战略收缩,从而延缓、甚至避免了霸权国与崛起国秩序之战的出现。探究崛起国在大国竞争中维持自身战略定力存在内部政治机理,有助于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大变局下的崛起国战略选择。

宋代战时军法考述

战时军法,是宋代军法体系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其内容涉及行军与作战的方方面面,十分丰富、具体。在《武经总要》中,保存着现在所能看到的一部最为完备的宋代战时军法——"罚条"。除此之外,根据军政形势,宋代政府不仅重申旧法,而且适时增添新法。宋代战时军法的基本精神是战时量刑严于平时,这也体现了军事法规与一般行政法规的不同特点。

北宋弓箭手的军事作用

北宋时期,在宋夏沿边交界处,因战事不断,宋朝设置的民兵性质的弓箭手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戍守捍边、耕垦备战、参与战斗御敌和修筑军事工程,以及代正兵以省军费、开发地方、战斗御敌等方面。这一民兵性质的军事建制及其所发挥的军事效能,不但对北宋政府有效抗御党项、契丹族的扰攘侵掠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且影响到周边辽朝和金朝的军事建制。

宋代兵力部署考察

北宋前期的军队部署实行内外相制原则,京师兵力和其他地方兵力相等,以互相牵制。这一原则在宋神宗时发生变化,大部兵力分布在西北地区,而京师地区兵力不断减少,北宋末只剩数万。南宋前期,恢复实行了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则,临安地区驻兵最强,后期再次颠倒,重兵多在边防。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兵力部署在地域上都是重北轻南,南宋政府对南部内地的防卫尤弱于北宋。北宋的东线防御立足于兵,并不依赖黄河天险,重兵都在黄河以北;南宋重兵分布在长江沿线,对天险的依赖加强,但几乎放弃了边界的另一天险——淮河,表明其防御是消极的以守为主的战略。

北宋澶渊之盟前的河北军事防御区域

宋太祖建国伊始非常重视北部边防,命诸大将长期驻守河北军事防御要点,并给予其相当大的自主权。宋太宗即位后,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对辽政策转为消极防御,在河北沿边依托塘泊布置防线,并大力调整州军设置,以增重边防形势,显示出步步为防的特点。宋真宗时期重新设置河北军事防御区域,布置了三道防线以形成对辽的纵深防御,然而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终于导致了北宋对辽军事行动的失利,承认了辽占据幽云地区的合法性。

试论宋代漏泽园公墓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渊源

宋代漏泽园制度的成因和渊源,学界已有涉及,但尚无系统论述。从现有考古和文献材料看,漏泽园制度的成因和渊源比较复杂。其中,宋代的特殊兵制、熙丰变法的政治背景及民间火葬盛行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突出。

宋代军事性会社及其形成背景、特点及社会功能初探

军事性社团出现会、社的名称 ,当始于宋。在宋代 ,每当地方不安定 ,民间便纷纷结社自保 ,乡社武装遍布全国 ,主要可分为防卫乡里的民间自保之社和防御外族入侵的保境抗敌之社。会社既有备边保境、维持乡里治安的一面 ,也有对抗官府、滋扰百姓、鱼肉乡里的一面 ,且均带有临时性的特征。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社会风尚刍议

北宋中期,边患严重,宋政府倡导军事研究,社会上兴起文人谈兵风尚。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特征鲜明,主要表现在:其现实目的性较强、儒家思想影响深刻、文人书生气息浓厚、崇文抑武时尚之渗透等。此种风尚对北宋中期文臣统军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北宋中后期军事学术的兴盛繁荣。

北宋定州军事特质农业发展管窥

定州在宋代政治军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军事的作用对定州农业经济的影响很大,使之具有很鲜明的军事特质。无论在土地的使用,还是在劳动力的使用以及农作物种植方面都具有军事色彩。对定州这一时期军事农业的成因、农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量和思索。

从刺字看宋代军制

刺字是古代肉刑之一,在宋代成为军人和罪犯共有的体貌特征。军人和罪犯在刺字内容和部位上虽有差异,却都被社会主流群体视为贱民。军人的身份与罪犯颇为接近。军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足以吸引平民入伍,募兵制施行的程度值得怀疑。出于兵源补充的需要,宋代强化对军人的身份控制,形成了后世军户的雏形。

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

作为职役之一,乡役是宋朝乡村民户的一项徭役负担。在维护社会秩序、征收赋税等诸多方面,处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乡役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职役”的特性,在官僚士大夫和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其社会形象有很大差距。随着社会的演进,乡役制度发生了由“职”较为突出到“役”日益凸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反映出宋朝内外交困、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实况。在这一景况下,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剥夺广大民户的利益,并以牺牲、侵夺国家政权“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勃兴,所谈兵事涉及内容广泛,体现了文人对军事问题的兴趣及其兵学修养。文人在原生儒学中寻求文事与武事结合的契合点以打通儒、武,解决了以儒者身份谈论军事问题时对其自身身份认定的尴尬。北宋文人以儒者身份谈兵,使其谈兵之文呈现出较强烈的儒家色彩。

南宋沿海制置司考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为防御金人从海上偷袭,设立了沿海制置司。沿海制置司最初只有一个官署,其后分为浙东沿海制置司和浙西沿海制置司,分别驻在平江府许浦镇和明州定海县,两司废置不常,最后只有浙东沿海制置司保留了下来。沿海制置使例由所在地守令兼,其日常工作由副使负责,因其军事性质,副使通常为武职担任。沿海制置司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军事力量,本来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部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民政的色彩越来越浓。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