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tifying Names Is a Must——Xun Zi's Linguistic Ideas in Zhengming

In China,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 imbued with chaos of wars and the whole society was in a state of ferment. The disordered phase in ideological area, as the most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change, was characterized by that all the old ethical standard had been badly weaken, even failed to explain the moral facts. In terms of common people, they were confused and puzzled by the questions as "what is language?" and "what is the standard of speaking and behavior?" Some ancient scholars pinned these problems upon the reversal of "ming" (名) and "shi" (实). As a result, to rectify names and to clarify the name of ethics became a must for reconstructing the old proprieties and system. Among those scholars and thinkers, Xun Zi firstly proposed Zhengming to st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name and the thing it represents in a systematical way. This essay only sheds light upon the reason of rectifying names: to distinguish the rank and differentiat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明贵贱,辨同异")which is the must of "rectifying names".

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沿革探讨

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明史》新校本勘误七则

“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是中国古代史籍中部头特大的一种,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的新校本,是该书迄今最好的版本。而鉴于其校勘仍有进一步提高的客观需要,以南开大学、廊坊师范学院等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的数十人对该书的记载文字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勘误,在继续校勘上形成了一些新收获。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梦与现实之间的废名诗歌创作

与一般意义上将“梦”视为虚空的观点不同,废名认为“梦”是可以用理智规定的实在。将“梦”的过程作为生活实在的展示过程,废名在诗歌中为梦境的书写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梦不再是虚幻,而是可以经由主体的心灵去“经验”、去体悟的世界。“梦”是现实的虚化,同时又是可经验的“实体”本身,在虚与实之间,感知与理性之间,废名打开了一条从现实通往梦境、又从梦境抵达现实的双向通道,营造出似真似幻、亦真亦幻的梦境之美。

基于BDNF/CREB信号通路探讨藏药十一味维命胶囊的抗抑郁作用机制

目的基于BDNF/CREB信号通路对藏药十一味维命胶囊对抑郁症小鼠的抗抑郁作用及机制进行研究。方法将48只小鼠随机分为正常组(n=12)、造模组(n=36),造模组采用CUMS结合CRS方法造模3周。成模后,将造模组小鼠随机分为模型组、十一味维命胶囊组(藏药组)、氟西汀组,各12只,干预4周。采用行为学实验对抑郁症小鼠模型进行评估。WB法检测小鼠海马BDNF、GDNF、NGF、p-CREB/CREB、PSD-95表达;IHC法检测小鼠海马BDNF、GDNF、p-CREB MOD值。结果造模3周后,造模组小鼠出现抑郁样行为,小鼠体质量、糖水偏好率均低于正常组(P<0.01);不动时间长于正常组(P<0.01);给药4周后,模型组小鼠体质量、糖水偏好率低于正常组(P<0.01);不动时间长于正常组(P<0.01);藏药组、氟西汀组小鼠体质量、糖水偏好率均高于模型组(P<0.05或P<0.01);不动时间均短于模型组(P<0.01)。模型组小鼠海马BDNF、GDNF、PSD-95蛋白表达及BDNF、GDNF、p-CREB MOD值均低于正常组(P<0.05或P<0.01)。藏药组、氟西汀组小鼠海马BDNF、GDNF、p-CREB/CREB、PSD-95蛋白表达均高于模型组(P<0.05或P<0.01)。藏药组小鼠BDNF、GDNF MOD值均高于模型组(P<0.05或P<0.01);氟西汀组小鼠海马BDNF、GDNF、p-CREB MOD值均高于模型组(P<0.01)。结论十一味维命胶囊可以改善抑郁症小鼠的抑郁行为,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控BDNF/CREB信号通路有关。

“十季”役考

“十季”役是明清时期一种介于里长(粮长)与甲长之间专职负责催科的乡役,不同地区承担该乡役人员的职责存在差异。“十季”役并非全国普遍存在的一种乡役,只是在某些地区因某项催征任务而设立。赋役的包纳代赔制度又使得人们对乡役纷纷躲避,这就使奸猾之徒借承揽“十季”役之机敲诈、勒索甲户,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甲户的负担。

梦与醒的通路:苏轼的“应梦”叙事与记忆改写

通过联想建立起的抽象对应关系,苏轼寻找到梦境与现实相互转化的现实依据,为“人生如梦”命题提供理性解释路径的同时,也使其“应梦”故事的书写,形成了以抽象关系而非具象的图像对应为核心的固定叙述模式。当梦境经过了较长时间而转化为记忆时,梦醒转化的现实逻辑也促使苏轼在保留抽象对应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梦境记忆的改写。出于对风格、主题等文学内部因素的统一性与自我形象塑造等现实层面的考量,苏轼对梦境记忆的改写也呈现出作为书写策略的面相。苏轼“应梦”故事的书写显示出作为文学作品的记忆书写所处的过去、当下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

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荀子“名”学研究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体现了荀子的“名”学思想,而“终始若环”的思辨结构则是荀子“名”学的方法论基础。荀子“名”学贯通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在自然领域,“名”体现了心知对自然万物之关联的描述活动,“别名”要在“共名”的统摄下来领会,“共名”又在“别名”中呈现自身;“共名”为“始”,“别名”为“终”;“共名”言其一体性,“别名”言其差异性,两者是“始则终、终则始”的环之两端,是一种双向关系。“单名”和“兼名”揭示了心知的扩展方式和无限进程。在社会领域,“名”体现为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这在荀子“执神而固”的思想中得到了揭示。“执神而固”开显了“心知”与“现实”同构运行的境界,“执”即“共名”从自身出发展现为“别名”的进程。所谓“固”,即心知的运行贯彻在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中。

“景泰十才子”群体考辩——兼论钱谦益的明诗史建构

在过往文学史论中,大多认为“景泰十才子”是活跃于景泰年间的文人群体。结合各类史料文献与诗文别集,考察发现“景泰十才子”早在永乐、宣德年间就已登上文坛。这个文学群体的名称在不同阶段曾发生演进,分别有“十才子”“金陵十才子”“吴下十才子”“宣德十才子”等多个称号。“景泰十才子”的群体称号与具体成员经由钱谦益《列朝诗集》的提炼才逐步形成,随着《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而盖棺定论。钱谦益推许这个文学群体,除了因为他在明诗史建构时的流派与门户意识,还与其欲使先人不朽的私心有关。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男子巾子作用及特性

巾子是首服的最初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明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通过《醒世姻缘传》这本小说对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有一个直观地了解,能够从侧面明白明代社会风貌与风俗,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通过文献研究法、图像法,结合明代著名世情小说进行研究,发现巾子是明代男子必备的装饰物、象征之物、实用性社交礼仪之物等,有美好寓意、创新和僭越等特性。通过研究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来研究明代当时的社会风貌,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首服文化制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论袁宏道《潇碧堂集》对苏轼的接受

在明代轻视宋诗的大背景下,袁宏道推崇苏轼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袁宏道《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文集都可以反映出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潇碧堂集》作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袁宏道柳浪乡居时期的诗文结集。柳浪乡居期间,袁宏道与苏轼产生了更深的精神联系,这段时间也是袁宏道接纳和学习苏轼最重要的时期。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影响到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进一步又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宋诗风气的兴起。

明末清初戏曲家包燮行实及其《云石会》传奇考

包燮是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其负才不遇,结交了很多像闻性道一样入清后绝意仕进的同道中人。包燮的《云石会》传奇现存清康熙间刻本,剧作以“谪仙”“度脱”为架构模式,不拘泥于本事,为表达主题灵活架构剧作情节。从创作意图来看,作者借鬼佛仙道等具有神仙道化色彩的内容抒发胸怀,表现出易代之际的遗民情怀和文士苦闷。《云石会》传奇以“云石”为创作主线,融入了大量的宁波历史人文典故、古迹景观,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现状,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宁波地区遗民的心态。

《明史》的“土司”书写与明代“西番”疆土分治下的土官系统

《明史》首次在官修刊行的正史中专设土司列传,却选择性地仅将明代部分“西番”土官归为“土司”。原因是万斯同、王鸿绪等清初纂修者修订稿本时深受明中叶以降史书对“西番”疆土隶属关系记载的影响。“西番”被析分三大板块是明初在“西番”建政立制过程中因袭、调整元代政区旧制的直观体现,“羁縻”土官被清初纂修者排除“土司”行列。由于明初地方政治实践的差异,陕西、四川都司卫所辖治的“西番”土官被纳入不同的军政管理体系,成为清初官修正史界定“西番”土司的深层次原因。到明代后期,“西番”疆土分治局面逐步打破,时人认知观念中“土司”地理空间分布发生变动。概念运用的考察需注重历史文献语境,以及不同区域的地方政治实践;土司概念认知的生成过程或成为与制度史研究互补的一个面向。

论中国古代的“名”不应解读为“概念”

“概念”一词为译自西文的外来术语,其本身在西方多种语言的长期演变及逻辑学的发展中,就具有多种词义,如“心中图像”“语词”和“内涵”等等,这一重要术语的多义问题严重影响到思想表达的严谨性与理论化。“概念”一词应当在哲学与逻辑学领域单独指谓“内涵”,方才有利于对理论表达中广泛存在的歧义现象予以统一解决。一百多年来在中西思想交流过程中,中国学术界多把中国古代的“名”解读为“语词和概念”,势必带来诸多歧义和叠加新的混乱。传统的“名实”二元论的“名”一词应只解读为“语词”,而不应解读为等于“内涵”义的“概念”一词。传统的“名实”二元论有很大缺陷,可在前人基础上综合扩展为“对象世界—符号世界—内涵世界”三元存在论及四元存在论(对象世界—符号世界—内涵世界—想象力世界),才能较好地解决包括各种悖论在内的很多基础学理问题。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明代大枪武艺“二十四势”技法复原与解读

对历史遗留的珍贵武艺进行复原与解读是新时代赋予当代学者的研究重任,也是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要求。运用文献资料分析、实修体悟、逻辑推理等方法,在对中华武术“势”之观念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前提下,展开对明代大枪武艺“二十四势”的复原与解读。研究认为:(1)学界对“势”这一观念的认知是不全面的。(2)基于对历史进程中“势”之议题的反思,将“势”之观念确立为“一体三层”的多维结构,“一体”即“势”之本体,“三层”即“立下即是”基础层、“用而后成”中间层以及“摆以诱人”外延层,三层次之势由内而外,层层推衍,共同构成势的完整结构。(3)围绕“一体三层”之势,可将明代大枪武艺“二十四势”划分为“立下即是”类枪势、“用而后成”类枪势、“摆以诱人”类枪势。“立下即是”类枪势分为备战持枪势和应战持枪势;“用而后成”类枪势分为“闪避+还扎”势与“革枪+还扎”势;“摆以诱人”类枪势分为佯攻之诱、诈败之诱、守弱之诱以及惊取之诱等势。

十一味维命胶囊对抑郁症小鼠海马星形胶质细胞及谷氨酸代谢相关蛋白的影响

目的:探讨十一味维命胶囊对抑郁症小鼠海马星形胶质细胞及谷氨酸代谢相关蛋白的影响。方法:将36只小鼠随机分为正常组(n=9)、造模组(n=27)。造模组小鼠采用慢性不可预知温和应激(CUMS)结合慢性束缚应激(CRS)方法制备抑郁症小鼠模型。造模成功后,将小鼠随机分为模型组(n=9)、十一味维命胶囊组(n=9)、盐酸氟西汀组(n=9)。十一味维命胶囊组小鼠予十一味维命胶囊[234.0 mg/(kg·d)]灌胃,盐酸氟西汀组小鼠予盐酸氟西汀[5.2 mg/(kg·d)]灌胃,正常组、模型组小鼠予等体积生理盐水灌胃,干预28 d。采用糖水偏好实验、旷场实验及悬尾实验对小鼠进行行为学评估;免疫组化法检测小鼠海马CA1区GFAP的MOD值;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海马谷氨酸代谢相关蛋白GFAP、NMDAR2B、GS、EAAT1、EAAT2的表达。结果:造模21 d后,模型组、十一味维命胶囊组、盐酸氟西汀组小鼠体质量、糖水偏好率均低于正常组(P<0.01)。给药28 d后,模型组小鼠体质量、糖水偏好率显著低于正常组(P<0.01或P<0.05);十一味维命胶囊组、盐酸氟西汀组小鼠体质量、糖水偏好率均高于模型组(P<0.05)。造模21 d后,模型组、十一味维命胶囊组、盐酸氟西汀组小鼠悬尾不动时间均长于正常组(P<0.01)。给药28 d后,模型组小鼠悬尾不动时间显著长于正常组(P<0.01);十一味维命胶囊组、盐酸氟西汀组小鼠悬尾不动时间均短于模型组(P<0.05)。造模21 d后,模型组、十一味维命胶囊组、盐酸氟西汀组小鼠移动总距离、直立次数均低于正常组(P<0.01或P<0.05)。给药28 d后,模型组小鼠移动总距离、直立次数均低于正常组(P<0.01);十一味维命胶囊组、盐酸氟西汀组小鼠移动总距离、直立次数均高于模型组(P<0.01或P<0.05)。模型组小鼠海马CA1区GFAP的MOD值以及GFAP、NMDAR2B、GS、EAAT1、EAAT2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低于正常组(P<0.01或P<0.05);十一味维命胶囊组、盐酸氟西汀组小鼠海马CA1区GFAP的MOD值以及GFAP、NMDAR2B、GS、EAAT1、EAAT2蛋白相对表达量均高于模型组(P<0.01或P<0.05)。结论:十一味维命胶囊可以改善抑郁症小鼠的抑郁行为,其作用机制可能为通过保护星形胶质细胞及调控谷氨酸代谢相关蛋白GFAP、NMDAR2B、GS、EAAT1、EAAT2,从而发挥抗抑郁作用。

陕西榆阳石窑峁石窟第1窟明代壁画调查与分析

本文在充分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详细辨识石窑峁石窟第1窟明代壁画内容,并且分析了其中蕴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认为前壁二郎神与城隍、关羽与土地具有护持道场的功能,反映了佛教信仰的民俗化倾向。左右两侧壁连同后壁已缺失壁画,构成以药师七佛为主体的药师经变,体现去除疾病、消灾祈福思想。壁画布局设计巧妙,技艺精良,将此前和同时期佛教艺术融汇贯通,又别出心裁形成独特风格,成为陕北地区罕见的明代壁画精品。

“摄用归体”与“摄体归用”:论熊十力形而上学的两个步骤

“体”作为熊十力对宇宙万物之根据的追问,尽管有着“本心”和“实体”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应被理解为其体系的内在矛盾,而是呈现为形而上学建构的核心问题。对普遍者(恒转—本心)和最高者(一元实体)的阐明以及二者如何共属一“体”构成了熊十力形而上学建构的核心,前者指向了“摄用归体”,后者指向了“摄体归用”,而起始处在于以“用”或者“行”言“相”,并经由“用”的不同样态而获得对两种“体”的把握。“摄用归体”和“摄体归用”是形而上学的两个步骤,前者提出了最高者和普遍者的问题,后者则表明如何把握最高者和普遍者以及二者之关系。熊十力以体用论的方式回应了这些问题,阐明了一条不同于佛学和西学的形而上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