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井履轩《大学杂议》中的“明明德”诠释

中井履轩是日本“怀德堂学派”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大学杂议》中以批判朱子注为前提,对“明明德”进行了重新诠释。在履轩的论述中,“明德”不再是表达心、性之原初状态的语汇,而成为对学者工夫纯熟后“德行”的赞美之辞;“格物致知”作为“明之”这一道德修养工夫,不再具有朱子“格致补传”所言“已知之理”“豁然贯通”的意味,而指向了一种“知行并进”的“进往”工夫。履轩的“明明德”再诠释体现出他以孟子“扩充”逻辑消解朱子“复初”逻辑的倾向,从而彰显了作为其四书学重建工作之纲领的“工夫理路的转换”。履轩对“心”与“理”关系的再认识从根本上促成了这一转换,同时也反映出以履轩为代表的怀德堂儒者不甚关心成德之先验根据的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町人基于后天经验的道德践履,在于“我”与“物”之间正确对应关系的建立。

“明明德”与马克思“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观

"明明德"理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从神话传说到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社会发展中,一直以正能量贯穿于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之中,在引领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并指向天下大同社会的美好发展远景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明德"的精神境界与马克思"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是基本一致的。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将"明明德"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对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创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共商共建共创共享,争取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之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朱子、阳明与船山《大学》诠释之比较——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为中心

《大学》是宋明理学家们用力最深的文本之一。专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的诠释而言,朱子遵从二程《大学》改本,主张"新民"说,并以"本末"论来阐述"明新"关系;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大学》,力主"亲民"说,并提出"明亲合一"的理论;作为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王船山力反阳明之论,维护程朱《大学》改本和"新民"说,同时运用"理一分殊"论,一方面否定阳明"明亲合一"论,另一方面又批评和深化朱子"明新本末"论。由此可见,同一文本因学者自身的时代问题意识及其学术关切的差异,呈现出异彩纷呈的不同解读,借此也说明经典文本本身丰富的、开放的义理诠释空间,以及儒家学说所具有的"学随世变"的生命力和创发力。

张载性命论的新架构及学术价值

张载是宋代理学家中讲论性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孟子"性善"论和"立命"论的同时,致力于自立新说,建构了自成系统的性命论。张载认为,性有本有末,本即"天地之性",末即"气质之性",不能本末倒置。他最早划分"德命"与"气命",强调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还认为,"天地之性"对应于"德命",而"气质之性"则对应于"气命"。他进而认为,"成性"与"至命"的目标也是对应的,"成性"必以"天地之性"而不以"气质之性"为根据,"至命"必以"德命"而不以"气命"为目标。在此方向引导下,"成性"工夫与"至命"工夫各有其特色。张载性命论的价值在于,强调以"道德性命"驾驭人生方向,以先"穷理"后"尽性"的工夫实践提升自我,让生命不断成长。

朱子学视域下之“明德”新解

“明德”一词始见于先秦文献中,但因强调其伦理内涵而未突出哲学的特质。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从《大学》中重新发掘“明德”,除接续经学家从道德伦理的维度解读“明德”内涵的模式外,在理学的范式下既精致地阐述“明德”须先“为己”,又分别从心、性两个方面论述如何“明”“明德”的问题。而对“明德”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是理学家深化其在理学论域内的哲学内涵,还是他们重构“天下一家”王道理念的政治需要。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析疑二则

文章对《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两处争议较大之处析疑:“德”的造义是通过观察事物表象获得对事物属性的认知,其实义则指事物的属性,《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藏德”之“德”即为此义,指天气的属性,即“清净光明”;“天明则日月不明”之“则”表示转折,指的是天空清明但日月的光辉却不明显,即多云或阴霾天气;“肾气独沉”之“独”亦应释为“暗暗”“暗自”,“沉”指消亡,“肾气独沉”即肾气不知不觉地消亡。可见,《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始终围绕自然界的“阴阳”和“四时”两方面展开论述,进一步阐发了应该顺应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防患于未然的防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