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低保线:实际给付与理论标准的差距与对策

中国在城镇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镇贫困人口实施了有效的社会救助,为他们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收入保障。这一制度应该根据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合理给付,既要满足低保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也要避免"躺在政府身上"的倾向。根据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测定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理论标准,以及将其与近几年的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实际给付水平明显偏低。基于这一事实,建议科学制定最低生活保障线,建立给付的指数化调整机制,以确保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合理给付。

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低保”制度资金来源的博弈分析

用博弈方法分析了中西部地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资金来源中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的行为,结论是:下级政府选择虚报人数,上级政府的对策是放弃惩罚,目前的多级财政共担机制正是为了防止下级政府虚报的一个举措。最后,针对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公平研究——以2004～2014年的数据资料为依据

公平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实现人权的基本需要,也是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内容。制度化的城乡二元对立是造成实践中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不公的制度原因。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不公必须从公平制度入手。文章力图在平等性和差别性相结合的公平原则指导下,从确立公平合理的低保标准、构建公平理性的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构建公平正义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想。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困境与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1997年创建以来,在改善居民生活、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维生型的低保制度遭遇了诸多发展困境:政策设计存在缺陷、管理体制不合理、制度的功能异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传统社会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和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为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可能。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要构建普惠型、中间型与发展型救助相融合的救助制度体系,创新社会救助与就业发展的联动机制,优化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概言之,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价值理念是发展型,制度取向是普惠型,救助水平是中间型,这三者要有机融合,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以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符合福利发展规律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救助体系。

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定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核心,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难题在于:如何确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采用1999—2009年《辽宁统计年鉴》中有关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分组数据,对辽宁省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了测定,并与现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比较,从而得知现行低保标准偏低,现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亟需进一步完善。

“主动低保”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身份化”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城市低保制度")是维护我国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它建立的初衷是保障城市贫困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但随着制度的不断演进与扩展,各种非预期后果也纷至沓来,其中,"主动低保"成为了各界讨论的焦点。"主动低保"是在"城市低保制度"发展过程中异化而来的一种非正常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复杂,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身份化"(以下简称低保"身份化")无疑是这一现象的"助推器",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了诱发"主动低保"现象的的主要原因。

城镇贫困问题剖析及其标准界定

我国现行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剖析城镇贫困问题，并对“低保”制度及城镇贫困规模进行考察，将城镇贫困标准置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重新界定，制定新的城镇贫困标准，须充分考虑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以贵州省为例

测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方法主要有6种。ELES模型法采用截面数据作样本,将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统一起来,排除主观人为因素的影响,并最终以较精确的方法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因而比较合理。利用Eviews3.1和ELES模型对贵州省城市居民主要的消费需求进行计算,并对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了测算,误差相当小。

试点城市医疗救助的效果分析

目的分析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工作的效果,为进一步完善相关医疗救助政策提供依据。方法在分层抽样的基础上对1116名低保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比较医疗救助前后卫生服务利用、疾病经济负担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分析城市医疗救助工作的效果。结果救助开展前后就诊率、患病的处理方式、有病未就医现象的比较,差别有显著性(P<0.01)。结论城市医疗救助在一定程度上使低保人群的家庭抗疾病风险能力得到提高,疾病经济负担得到缓解,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低保对象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以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例,在界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上,运用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弹性和投入产出方法对北京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面向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吸纳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其直接就业效应与间接就业效应,并从结构偏离度的角度衡量了生产性服务业面向城市低保对象这个特定对象的就业增长空间。对于如何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提高城市低保对象就业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关于最低生活保障城乡一体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重要时期。围绕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安徽省已经开始在部分地区进行了社会救助管理城乡一体化实践。在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发现了漏洞和不足,尤其是城乡低保制度的失衡问题突出。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推进城乡低保一体化建设,要结合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分阶段分步骤,逐步实现。要在探索建立城乡低保一体化架构、完善运行机制、加强过程控制、加强财政保障机制建设、城乡低保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思考。

低保中“骗保”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缓解城市居民贫困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低保”工作的深入,也出现了不良现象,即“骗保”、“假低保”现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低保制度的完善、低保对象的确定、低保者的信用度和低保者的文化技能有关;解决这一问题需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低保制度,加强低保工作力量,通过对低保者培训和学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就业者。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次生问题研究

"以收入为本"型低保制度存在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利于促进保障对象形成自我发展,对"真正的穷人"不利,易产生负激励效应,存在道德风险行为,管理成本高等问题,应建立"目标定位"型低保制度,使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精确,实现救助对象的最大化和保障的最充分。

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保障能力与调整机制探讨

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的关键是贫困人口整体脱贫,城市脱贫也是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在客观描述天津城镇低保标准现状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统计指标分析了现行低保标准的保障能力,其次借助ELES模型测算天津市低保标准五个层次的理论值并与现行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发现天津市现行城市低保标准普遍明显低于ELES模型测算出的多层次城市低保标准的理论值,得出现行低保标准尚不能满足低收入群体多元化需求的结论。运用城市低保标准的调整比例,得出天津市低保标准的可调整区间,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性别盲视、救助困境及其治理——基于成都市低保女户主家计调查

贫困具有女性化的面纱,社会救助作为应对贫困的重要机制,在政策设计和实践层面均存在性别盲视,缺乏对严峻的贫困女性化现实给予回应。文章以成都市低保女户主家庭为研究对象,从性别视角对我国社会救助予以审视,借助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揭示女户主家庭结构和多维贫困现状,分析现有救助困境并探讨其成因。文章认为,当前社会救助在救助标准、救助主体、救助方式以及政策执行中存在不足,应对女性贫困需从提升救助资金标准、注重社会工作介入、推进社会性服务供给、完善法制保障和救助队伍建设等维度进行针对性改善,从而使性别意识纳入社会救助政策议程。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市居民消费的效用和优化

中国消费支出未能像大多数国家那样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低收入者缺乏消费能力是重要原因之一,不断完善的低保制度应发挥应有的作用。研究发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实保障了城市贫困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的消费率水平得到保持或有所提高,且边际消费倾向并未出现明显递减现象;低保制度在保障城市贫民刚性和非刚性消费的同时,对前者的作用更为明显,而对后者的作用尚显不足。因而,要进一步增强低保制度的保障作用、提高消费增长引擎功能,必须从提高制度本身的可持续性、改善制度的作用方式着手,充分发挥受助者与生俱来的潜能和创造力,从根本上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

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分析

以2005年的统计数据为主要依据,通过测算及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对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进行了分析,目的在于廓清人们对中国目前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认识。综合分析表明,尽管在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中仍存在缺陷和问题,但保障水平过高肯定不是当前低保制度面临的问题,对低保“养懒汉”的抨击也是一种片面的夸大。

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力度分析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它在运行过程中的保障力度,对于明确该制度已经取得的功效以及存在的不足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对于该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具有积极的作用。

发展能力、社会压力与城乡低保标准并轨

城乡低保标准并轨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城乡低保标准并轨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从发展能力和社会压力角度探讨了城乡低保标准并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全国、东中西部、省级及县级层面的城乡低保标准差距均随时间呈现出缩小趋势,但各区域间存在差异;2)财政自主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出和失业压力的减轻均有助于缩小城乡低保标准差距,同时邻近地区间城乡低保标准并轨状况这一外部压力起到了“示范”作用;3)城乡低保标准并轨的影响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间存在异质性,财政自主程度、失业压力、外部压力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显著,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显著。据此,为推动城乡低保标准并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