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低保线:实际给付与理论标准的差距与对策

中国在城镇普遍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城镇贫困人口实施了有效的社会救助,为他们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收入保障。这一制度应该根据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合理给付,既要满足低保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也要避免"躺在政府身上"的倾向。根据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测定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理论标准,以及将其与近几年的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实际给付水平明显偏低。基于这一事实,建议科学制定最低生活保障线,建立给付的指数化调整机制,以确保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合理给付。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研究

近年来,受物价波动和收入快速增长的影响,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价格和收入调整机制。从各地的做法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机制存在调整手段单一、调整标准不规范、调整参数设置不当等问题。建议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价格挂钩,保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购买力不变;而且还应与收入挂钩,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随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为此,需要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划分为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部分,食物贫困线随价格调整,非食物线随平均收入水平调整。同时还应建立临时价格补贴制度。

上海城市医疗救助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上海市城市医疗救助的制度内容、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医疗救助提供政策建议。方法:定性调查和定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访谈了医疗救助工作相关负责人,抽取了救助对象和非救助对象门诊处方各50份,搜集了街道医疗救助数据记录。结果:非医保对象的次均救助水平一直高于医保对象,但是,非医保对象总医药费中自付比例为29.86%,是医保对象自付比例的2.14倍;低收入对象的次均救助水平高于低保对象,但是,低收入对象自付比例为21.00%,几乎是低保对象的2.00倍;普通患者和救助对象门诊处方次均费用分别为65.32元和93.39元,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性显著(P<0.01),救助对象次均门诊费用高于普通患者,这主要源于救助对象和非救助对象所患疾病病种和严重程度不同。结论:上海市城市医疗救助功能定位清晰,制度建设完善,有效地降低了救助对象的疾病经济负担。

城市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基于北京市的实证研究

在测度城市文化资本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将城市文化资本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引入到外生扩展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之下,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及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以北京市17个区县2005—2011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研讨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中,分离出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作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城市文化资本是影响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显著因素;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程度低于物质资本、制度资本,但是高于人力资本,而且,城市文化资本的水平越高,其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推动作用就越大。

探析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

通过对我国民政部和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差距过大的现状,并进一步探索了其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缓解低保制度城乡差异的对策,以使我国低保制度更能体现社会公正,实现"底线公平"。

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低保”制度资金来源的博弈分析

用博弈方法分析了中西部地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资金来源中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的行为,结论是:下级政府选择虚报人数,上级政府的对策是放弃惩罚,目前的多级财政共担机制正是为了防止下级政府虚报的一个举措。最后,针对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城市低保家庭脆弱性的比较分析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已经10多年,在对这一领域的诸多讨论中,有一个问题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城市低保家庭的总体特征是什么?影响因素是什么?城市居民家庭潜在风险是什么?本文试图引进脆弱性作为贫困分析的总体框架,通过一个全国性调查样本的分析,来定量考察城市低保家庭整体性的贫困。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低保家庭脆弱性表现在:从业上的不利;由于收入和支出上的劣势导致的生存脆弱性;教育投入和子女营养的双重不足的发展脆弱性;城市低保家庭存在多种潜在风险;低保家庭父辈和子辈在收入、就业、职业和社会资本方面有很强的传递性。为此,本文还探讨了城市低保家庭长期贫困的内在机理,提出了加强低保家庭的分类管理和个案管理,开展长期性和临时救助计划,提供全面救助服务的政策建议。

城乡低保制度一体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测

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状差异为着眼点,从政策制度、实施强度、效果评价等三个层次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以该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对2007-2011年全国城乡低保制度一体化进程进行测度,认为农村低保相对水平优于城市,而绝对水平低于城市。最后,提出促进城乡低保制度一体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公平研究——以2004～2014年的数据资料为依据

公平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实现人权的基本需要,也是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内容。制度化的城乡二元对立是造成实践中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不公的制度原因。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不公必须从公平制度入手。文章力图在平等性和差别性相结合的公平原则指导下,从确立公平合理的低保标准、构建公平理性的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构建公平正义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想。

城乡二元结构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呈现城乡发展失衡的现象。本文从需求和供给层面展开经济学分析,指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保障需求较为强烈,但目前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供给存在区域差异显著、农村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的同时,应重点关注农村低保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保障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同时大力构建梯度式低保体系。

建立以“保基本”为目标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增长机制研究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来源由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和集体补助构成,居民个人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的主体。研究发现,目前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机制采用的个人定额缴费制,缺少必要的缴费增长机制,存在缴费水平低、待遇保障水平低等问题,无法满足城乡居民老年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应建立以"保基本"为目标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筹资增长机制,改变个人定额缴费,采取个人按收入一定比例进行缴费的方式。在确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待遇目标的基础上,对缴费基数、个人缴费比例等进行了测算,并给出相关结论;同时提出要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功能和完善政府的补贴政策,以形成"保基本"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增长机制。

城市低保与家庭减贫--基于CHI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近十年来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计也成为我国城市减贫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和2007两次大型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家庭层面对我国城市低保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我国有8.70%的城镇家庭在低保救助下摆脱了贫困,家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分别下降了9.7%和11.5%;2007年我国有59%的城镇家庭在低保救助下摆脱了贫困,家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降幅分别达到79.2%和87.8%。目前城市低保的重点救助对象是单人户、单亲家庭、老年人口比重高、失业率高的家庭,以及有重度残疾者和体质虚弱者的家庭,上述特征与我国家庭结构小型化、养老负担加重、持续性失业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有直接的关系。

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定研究——以陕西省宝鸡市为例

在综述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测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改进了的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然后,利用该模型对陕西省宝鸡市1998—2009年12年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了测算,并结合基本生活需求法和多指标对比分析法分别对测算结果的可信度、合理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改进的ELES测算的宝鸡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可信度高,能满足宝鸡市城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最后,根据宝鸡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低的现实,提出了我国实施合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建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问题及对策——基于甘肃省的调查分析

对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了相关调查,对该制度实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经费缺乏,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低保对象的确定和界定标准困难,缺乏法律保障,下级部门执行不力等,因此要科学确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保障标准;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甄别机制;大力推行政府主导与多元复合的农村低保救助模式;运用专业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综合性的低保制度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实现最低生活保障的法制化、规范化管理。

城镇居民收支稳步增长 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中共十六大以来,政府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下,持续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居到第二位,人均国民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镇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城市低保制度的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

通过梳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的主要论点可知:目前有关低保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脱节的问题,自说自话的现象比较普遍。当前城市低保制度在核定家庭经济状况、形成有效的动态调整机制、维护救助者的尊严和自由、低保工作人员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为此,应当规范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为核心的审核制度、建立与促进与就业相关联的动态调整机制、强化以法制为基础的惩戒规范、完善以社会救助体系为目标的配套制度。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困境与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1997年创建以来,在改善居民生活、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维生型的低保制度遭遇了诸多发展困境:政策设计存在缺陷、管理体制不合理、制度的功能异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传统社会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和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为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可能。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要构建普惠型、中间型与发展型救助相融合的救助制度体系,创新社会救助与就业发展的联动机制,优化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概言之,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价值理念是发展型,制度取向是普惠型,救助水平是中间型,这三者要有机融合,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以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符合福利发展规律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救助体系。

城镇住宅建筑能耗与居民生活水平的相关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从居民生活水平对城镇建筑能耗影响的视角,以重庆市为例,搜集相关数据,基于回归分析法建立城镇住宅建筑能耗与居民生活水平评价参数的回归模型。研究表明:城镇住宅建筑能耗主要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等参数相关,通过政策、技术等措施来控制这两项参数,对控制住宅建筑能耗的增长有积极作用。

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定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核心,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难题在于:如何确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采用1999—2009年《辽宁统计年鉴》中有关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分组数据,对辽宁省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了测定,并与现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比较,从而得知现行低保标准偏低,现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亟需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