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大礼议时期的嘉靖初年政治——以君臣文书交流为中心的考察

以议礼为线索,嘉靖初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纷争。在李福达案与科、道互纠中,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通力合作,成为嘉靖朝君臣以文书交流的先声与契机。通过君臣之间的秘密文书往来,世宗借汪佃侍讲一事机密、有效地清查翰林官员,皇权在具体政务实施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在张璁、桂萼去职与杨一清受贿两案中,秘密通信成为诸臣攻讦政敌、倾轧同僚的手段。世宗君臣视私密文书通信为重要交流手段,共同铸就了后大礼议时代的嘉靖初年政治。

元明清蒙古族汉诗研究的力作——评《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

《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是研究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新例证。该书创新点众多,主要有三:一是构建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新体系,对古代蒙古族汉诗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观照,展现了蒙汉间的民族交融和文学交融;二是丰富多元的文献搜集,对生卒行年、著作流播、交游考论进行了清晰深入的考证;三是厘清古代蒙古族诗人汉诗发展脉络,从思想史、社会史和整体历史角度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诗歌的发展进程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该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改变了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系统地呈现出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发展历程,而且揭示了元明清蒙古族与汉族在不断交融碰撞中共同书写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内涵和意义。这对于当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借鉴和榜样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政治话语与文学表达: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之功能及意蕴

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文的生成是以明初考绩制度的完善为基础的。台阁文臣的政治构想、政治实绩、官场社交都深度影响了考绩序文体程式的构建,并直接决定了其文体结构和语体选择。考绩序是台阁文人政治身份和文学能力的体现,实现了政治语境与文学表达的契合,反映了台阁文士的身份定位与价值取向,折射出明前期的颂扬模式与盛世文化。明代台阁文人考绩序文体具有多重功能,是政治运作与文体程式的有机结合。

论龚鼎孳与江南遗民诗人群的双向互动

龚鼎孳虽是降闯复降清的“双料贰臣”,却与江南遗民群体有密切的互动。龚鼎孳与遗民诗人的交游,除了诗酒唱酬,还体现在政治庇护、物质资助、提携遗民后代和维系遗民经世志向等方面。龚鼎孳的倾力付出获得了他们的宥恕,纾解了自身三朝为官的负疚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社会上宣泄国破家亡之痛楚悲愤的情绪逐渐稀释,贰臣的调和、荐举助推了遗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贰臣与遗民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需求表明,“故旧”纽带缓冲了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君臣节义在传统“五伦”秩序下的权威性被消解,易代士人的交往仍带有鲜明的“友道”烙印。

洪武时期朝鲜交通明藩王述略

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朝鲜王朝。随之朝鲜使臣来华,频繁接触与之接壤或邻近的明朝辽、宁、燕、齐诸王,打探辽东及明廷情报,以达到政治、军事目的。这种交往有违“人臣无私交”的儒家礼制原则,也加重了明太祖对朝鲜的猜疑与不满。永乐年间,因为李芳远为王子时曾在北京拜见过燕王朱棣,两国关系终于得以正常发展。

明代阁臣群体构成的主要特征

明代阁臣群体是皇帝身边比较特殊的一个高级辅政官僚群体,他们的入阁与在阁、他们的籍贯分布与履历、他们的入阁年龄与任职时间以及他们的关系网络等都呈现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既体现了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机理,也对明代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

关于《西夏地形图》的绘制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此图为宋人所绘,证据是文献记载此图出于宋人《范文正公集》;一种认为:此图为清人所绘,因为所见实物仅存于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一书中。本文作者由于在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刻《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此图,从而否定了"清代说"。继而又结合图的内容和有关文献分析,推定地图为宋代官吏绘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地图的年代问题。文中还着重分析了这幅迄今所见最早西夏地图的地学内容和科学价值。

明代吏部尚书考论

《明史·七卿年表》详细记载了洪武十三年以后吏部尚书任、去职的年月始末与结局,所载吏部尚书几乎臻于完备。综合可考的史料,尽可能准确、详备地对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二年的吏部尚书进行一番梳理后补订的此十二年间的明代吏部尚书表是对《明史·七卿年表》的补充与完善。对几种吏部尚书表进行必要的整理分析,结果表明:在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之中,吏部尚书的任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明代吏部尚书由于受到皇权、阁权和宦权的挤压,导致在整个中央体制中的影响十分有限。

朱元璋的蒙古观探析

尽管在朱元璋的蒙古观中仍然宣扬蒙汉有别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天命观,但同时强调"华夷一家"、汉蒙共处。总体而言,朱元璋的蒙古观是宋辽金元特别是元朝大一统之后中原农耕民族民族观的反映,也是十四世纪中国民族观发展的表现。

和硕特蒙古与明末清初甘青地区格鲁派寺院势力的扩张

17世纪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并以此作为根据地,通过武力征服,实现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和硕特蒙古尊奉藏传佛教,支持格鲁派,其对青藏地区的统治,不仅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主导地位,也促成格鲁派寺院势力在甘青地区的急剧扩张,既大大改变了明末清初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局面,也深刻影响了甘青地方社会。

明代草原法的文化解读——以《蒙古-卫拉特法典》为主要法据

明代草原法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特指北元时期蒙古族的游牧法,其法源根植于蒙古族毡帐百姓和森林部落的社会生活条件和法制传统。明代草原法多样性的形式渊源有习惯法、地方性法规、部族法规,其代表作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俺答汗法典》和旧《察津.必扯克》,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卫拉特部落的历史和文化根轴条件。而《卫拉特法典》则是卫拉特本土法治经验的整合,它彰显了跨越时空的法律文化价值,因而更具游牧民族生态成文法典的特色。

明朝前期安置蒙古等部归附人的时空变化

明代对蒙古人为主体的北方等部归附人实行积极的招抚和安置政策,大量蒙古等部人前来归附,政府多将他们安置在明朝本部,但在安置地域上屡有变动。洪武时期经历了由北方沿边、京师和部分地区集中安置向全国各地分散安置的过程,永乐以后,在"自愿奏请"的条件下,形成了京师集中安置的新模式。以后诸朝,承此精神,主要以都城为中心来集中安置,但在南京和北京之间屡有调整和反复。成化以后,来归人员日益减少,安置地也主要移向江南地区。永乐朝的安置模式及其体现的保护和优待精神对以后诸朝有重要影响。

14—17世纪蒙古族史学史述略

14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中期,蒙古族史学史的主要内容由明朝学者的蒙元史学和北元—蒙古的蒙元史学两部分构成。其发展也呈现出前期的明人蒙元史学一枝独秀和后期的明朝学者和北元—蒙古学者蒙元史学齐头并进的局面。分别看来,明人的蒙元史学呈现出学随时进的特点,而北元—蒙古的蒙元史学则在黄教与史学结合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蒙元遗俗与明人日常生活——兼论民族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双向交融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恢复汉唐衣冠文物制度,号称"胡风"一洗殆尽。其实并不尽然。无论是明代的制度建设,还是明朝人的日常生活,无不受到蒙元遗俗的影响,风俗确乎存在着因袭难变的一面。风俗因袭难变的面相,转而又可证明"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并非存在着统一性,且各民族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存在着一种双向交融的倾向。至于"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之说,仅仅说对了一半,即崖山之后的华夏文化,已经不再如同宋代以前的华夏文化,但并不证明崖山之后中华文化已经沦丧殆尽,而是变成了一种经历蒙、汉乃至满、汉融合之后的华夏文化。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明代兀良哈蒙古三卫朝贡制度

兀良哈三卫朝贡制度被明朝视为防范北部蒙古部的首道藩篱,自明成祖永乐二年建立后,各种制度、规则逐步完善健全,由中央礼部、兵部和地方辽东都司、永平府共同管理,各种制度、规则逐步建立健全,明朝为守住这道藩篱,花费即便大量钱财也在所不惜。然而兀良哈三卫朝贡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受到北方蒙古部干扰,往往是朝贡与掠边交替进行,甚至是两者同时并行。明世宗后期,蒙古诸部吞并了兀良哈蒙古后,兀良哈人的"朝贡"活动,成为蒙古部变相索取明朝财物的渠道。

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

文章运用政治互动的概念与模式,对明代中央政府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的状态重新进行剖析与解释,认为明朝与蒙古之间形成了武力对抗的互动模式,与藏区形成了政治招抚的互动模式,并对这些模式产生的背景、双方的动因、互动的内容进行了探究,尤其注意蒙古和西藏方面对中央政府治理蒙藏政策的反应与回应,以期探查相关政策实施的效果,探索和总结明代治理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成败与得失。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

从俺答汗求茶看茶在明朝的政治地位

开展对俺答汗求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茶在明代的地位,进一步认识茶对明代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的所造成的影响。明代的汉蒙关系,涉及官方的禁商与民间的通商,为了通商,蒙古人对明朝边境不停骚扰,乃至不惜发动战争,以此达到重开谈判的目的。在明代的决策者看来,茶是文化融合的推动力,是民族矛盾的调节剂,茶叶意味着文化的边界与疆域。

明代陕北地区驿站交通的发展及其对军事、经济的影响

运用比较法和文献分析法对明代陕北地区驿站交通的概况、发达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认为,明代陕西省的驿站数量仅次于四川和湖广,而陕西省驿站交通最发达的地区是陕北;其原因在于陕北地区是明代北部边防前线,明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边防,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驿站交通建设。分析结果表明,明代陕北地区发达的交通网对传递军情、转运军需、稳定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省内经济、省际经济和蒙汉贸易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驿道商用加强了蒙汉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