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自觉、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

近现代中国由王朝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边疆的自觉,边民的发现、想象和书写,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观念基础。国际地理和国内空间的再认识与复杂化,意味着中国对于外部与内部、世界与自我的认知变化。在国内外多重因素所导致的主动与被动的迁徙与流动中,地理、政治、社会与价值观念得以重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包容不同类型的文化于国家一体的内部,兼顾共同性与特殊性,促成了新中国多民族共同主体的再造。这个主体再造的过程,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意志体现与文化表达的当代属性。少数民族文学从属于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与格局的建构,成为总体性中华民族审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了集体主义的美学风格。在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后学”思潮的洗礼之后,如今需要重申社会主义早期文化实践的遗产,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

基于多元治理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主体协同整合模式研究

少数民族档案资源整合面临资源异构、数量庞大、保存分散的问题。以多元治理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参与主体协同整合模式,解决主体分散割裂问题。对参与多元治理的主体及其特征进行分析,归纳了政府部门主导模式、文化机构主导模式、社会组织主导模式、社会公众参与模式四种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主体整合模式,在深入分析和比较四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后,构建了动态性、场景化的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多元主体协同整合模式。

社会资本视域下提升少数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少数民族幸福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也是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升少数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举措。本研究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对少数民族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居民幸福感受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生活状况与个人社会资本的显著影响。根据回归结果,增进少数民族居民主观幸福感应着眼于营造民族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氛围,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与培育多元社会组织,完善民族地区社会参与渠道和提升参与层次及能力。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考察分析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典型案例,发现学校强制报告制度存在义务主体范围不明、受理部门不清、责任机制难以适用的问题。制度的完善首先要明确义务主体囊括所有工作人员且责任需落实到个人,可通过线索归口管理制度强化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可操作性。应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以实现案件的统一受理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性保护。责任机制方面应取消“造成严重后果”的条件,细化行政责任、审慎追究刑事责任、引入民事责任。

儿童的主体地位差异分析——以《儿童权利公约》原则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适用为视角

《儿童权利公约》作为国际人权条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儿童这一独特群体的权利主体地位,我国自加入《公约》之后,将《公约》“国内法化”为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的一系列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然而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体现的儿童主体地位与《公约》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儿童更多地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而非权利主体。通过对《公约》原则的适用分析差异存在的原因,才能更好地改善并缩小和《公约》的差距,保护儿童的权利主体地位。

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文化主体性——以西藏擦擦文化展览馆的传承实践为例

生产性保护是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一经提出便吸引相关学者就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探讨。近年来,当地文化持有者的主观能动性对非遗保护工作成果的影响受到研究者重视。擦擦是一种小型脱模泥塑,是藏族各项以祈福为主题的民俗活动中常见用品。擦擦制作技艺作为传统技艺类项目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在西藏擦擦文化展览馆中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与发扬。擦擦也完成了从仪式物品到文化藏品,再到“非遗文化”的转变。文章以主位视角为切入口,通过研究西藏擦擦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在保护观念、藏品搜集、产品设计、技艺复兴和文化展示等方面的实践探索,探讨以地方文化为行为准则的文化持有者,在进行生产性保护实践时展示的特点。其实践满足时代要求与人民文化需求,将传统手工技艺回归社会日常生活中,在表现地方特色,维护地方稳定繁荣,加强群体感情联系,保护并传承历史文化,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有积极作用,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果。

乡村薄弱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的社会支持路径——以桂馨基金会对科学教师的支持为例

随着教育公共治理的深化,社会组织逐渐成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支持。通过文献法和访谈法,基于桂馨基金会对科学教师的支持经验,探讨社会组织对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桂馨基金会通过培训支持、行动支持和激励支持等路径,提升了科学教师的教学、实践和探究能力,并激发其专业发展的自主力。基于桂馨基金会对乡村科学教师支持的经验,社会组织在支持乡村薄弱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同领域组织的合作,加强资源支持;吸引学会、协会、专家参与,加强专业支持;增加心理支撑,增强主观支持;建构专业评估体系,提供评估支持;推动政府出台相应法规,加强政策支持。

文化适应与主观幸福感:民族互嵌型社区的交往交流交融效应研究——基于北京、天津与南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实证调查

本文以北京、天津与南阳三地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从文化适应压力、文化适应过程、社会融合、社会参与四个维度,提出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适应和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四个总假设和八个子假设,运用SPSS软件分别对相关变量文化适应和主观幸福感做信度检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检验了相关假设。数据表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就越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程度与文化适应压力、年龄呈负相关关系;受就业状况、婚姻状况、语言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参与度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

由于地域、语言、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以汉族大学生为主的高校就读时会遇到文化难以适应及人际信任问题,进而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不适,影响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该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文化适应、人际信任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其中,人际信任在文化适应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具体来说,文化适应的不同维度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方式不同:汉文化适应通过人际信任间接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而本民族文化适应直接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关于不予行政处罚在消防执法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无责任能力不罚”“轻微不罚”“首违不罚”“主观无过错不罚”四种不予处罚类型共同构成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框架下的不予行政处罚制度,除“无责任能力不罚”外,其他三种不予处罚类型普遍存在语义模糊、判断标准不明确、主观恣意性强等问题,消防机构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和大量消防技术规范的客观存在,又给不予行政处罚制度在消防执法领域的恰当运用增加了难度。通过文献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逐一对后三种不予行政处罚情形在消防执法中的适用进行探讨,以期实现新《行政处罚法》的立法本意在消防执法领域的恰当运用。

儿童与未成年人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

由于儿童和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属于弱势群体,邀请他们参加临床试验需要特殊的理由,并必须切实履行保护他们权利和健康的措施。对于涉及儿童和未成年人的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应该确信:以成人为受试对象,研究不能同样好地进行;研究的目的是获得有关儿童健康需要的知识;每位儿童的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已同意;已获得每位儿童在其能力范围所给予的赞同;儿童拒绝参加或拒绝继续参加研究的意见将得到尊重。

基于Dspace构建甘青特有少数民族数字资源保存与服务系统

介绍甘青特有少数民族数字资源系统的概况以及系统选型过程。结合该系统的关键需求和Dspace的特点,决定基于Dspace构建甘青特有少数民族数字资源系统。介绍甘青特有少数民族数字资源系统的功能框架,以及在系统应用中界面的本地化、功能的改进等方面的尝试。

对外汉语教学历史上的“小四门”——初步的考察与思考

根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对对外汉语教学历史上的"小四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并就其经验和不足,提出自己的分析。

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辅修双学位教育改革的调查分析-以滁州学院为例

本文以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成员滁州学院的辅修双学位教育为例,根据该校2011—2015年期间管理学和文学三个专业辅修双学位招生数据为依据,分析了当前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辅修双学位教育具有的特点和存在的不足:辅修双学位教育各专业发展不均衡、辅修双学位教育的学生专业差异性大、辅修双学位教育的管理体系建设亟待优化,并提出推进辅修双学位教育改革的建议。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概念建构与考察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拍摄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影像。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以质朴、直观的影像方式书写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状况,但其概念的形成和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并与纪录影像本体、新时期学术话语、影像人类学等问题交织到了一起,专家学者通常从文化、作者、题材等方面同时对概念进行限定。其实只要主题和题材是以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为主的纪录片都可划归为"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以符合中国各民族聚居、杂居的现实状况和促进少数民族纪录片发展需要。研究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不仅是一个影像专业问题,更关涉到少数民族文化进步、民族和国家形象的建设。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运用主观幸福感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贵州省5所大学的1285名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少数民族大学生只有中等程度的主观幸福感和正性情感、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及较高的负性情感;女生生活满意度高于男生,负性情感低于男生,城市学生生活满意度高于农村学生,低收入家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低于普通家庭学生;回归分析表明:神经质、外向性、社会支持、生活事件、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可不同程度的解释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及负性情感方差变异的19.7%,19.9%,22.4%,36.8%。结论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中等程度的主观幸福感、正性情感、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以及较高的负性情感;生活满意度、负性情感存在性别差异,生活满意度存在城乡差异,家庭经济收入不同的学生存在不同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神经质、外向性、社会支持、生活事件、性别、家庭经济状况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从语言方式看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追求——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例

民族文学的基本价值潜藏于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之中,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学语言方式是理解民族文学主体追求的基本路径。在这里,必须认真对待汉语与少数民族母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必须看到少数民族作家在汉语写作中强化民族意识,寻找与汉语世界进行文化交往的方式和意义。民族作家通过汉语写作重建民族文学,获得真正的话语权利,最终形成有意味的少数民族文学语言方式,使民族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变成具体文学现实,必然最大限度提升少数民族文学品位,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这个多彩的世界。

人类学视野中的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访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教授

纳日碧力戈教授认为,在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即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缺失与研究单位弹性的缺乏。如何科学地制定双语教育政策,纳日碧力戈教授建议:第一,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加强平等的生命体之间的对话;第二,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有’而能‘超越’"的思想处理生命体之间的平等性和族群之间的差异性;第三,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要通过领会语言人类学中"符号"和"指号"之间的关系来处理大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第四,借鉴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的"model for"和"model of"的观点确立少数民族在双语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体性。

少数民族文学:身份话语与主体性生产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其当代六十年的建构史中,被给予了"社会主义民族文学"、"民族的民族文学"以及"后殖民弱势文学"三种身份定位。它们都是不同语境下话语的主体性生产的结果。通过历史的梳理与西方相关理论(尤其是后殖民身份话语、德勒兹等的"弱势文学"理论)的深入对话,我们既可能有效地破除困扰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中的简单性、本质化的认识误区,同时也可能从此一特定角度出发,推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与世界对话的水平。

关于民族教育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分析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民族教育学的形成过程 ,并对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民族教育学界存有争议的几个学科的原点问题进行了重新厘定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民族教育学内含的学科内容及应遵循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