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刑法保护——对我国《刑法》第236条之一的立法论思考

我国刑事立法对未成年男性的性权益保护存在不均衡、不完整情况。并且学界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益尚未达成共识,致使对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并不完整。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以及以性别不同为基础的心理差异,家长主义应当介入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根据平等原则以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加强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保护具有必要性。为实现对未成年男性性权益的周延保护,首先,应将身心健康作为被性侵未成年男性的首要法益;其次,应扩充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犯罪对象,将男性也纳入本罪保护范围,并将年龄保护区间扩大至14周岁到18周岁;再次,还需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猥亵罪,以完善对未成年男性的保护;最后,应强化未成年男性保护行政、刑事衔接,凝聚法治保护合力。

论妨碍探望的民事责任

探望被妨碍的救济问题应纳入债之关系进行处理。增加直接抚养方父母压力不能成为排斥适用债法规范的当然理由。根据双方是否存在探望权行使约定,可相应形成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法定义务不履行责任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等形态。探望权约定作为纯粹身份关系协议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在不直接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参照适用违约责任规范。即使欠缺双方具体约定,双方之间亦存在法定义务,直接抚养方父母不仅有协助间接抚养方父母行使探望权的义务,而且有保护间接抚养方父母相关财产利益的义务。在直接抚养方父母不履行义务时,可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8条链接债务不履行责任规范。探望权在对外层面具有绝对权性质,受侵权法保护。无论基于何种责任基础,均应采一般过错归责,无益费用均可纳入损害赔偿范围。

平台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合规审计分析

个人信息合规审计制度是信息时代运用审计法治推进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制度设计,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举措。目前实践中尚未形成体系化的互联网平台治理规范,落实平台履行个人信息合规审计义务的针对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规定均存在明显瑕疵,且平台自身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的内生动力不足,外部监管也施力有限。为发挥审计法律规制效力,切实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需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平台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须凸显未成年人保护的特殊性,强化平台内部治理,建立健全平台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激励机制,以合作监管模式赋能政企协同监管,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基、困惑与走向——兼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演变中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象化。作为该政策适用的主要对象,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价值共识、理念共鸣和现实共振的正当性根据。由于未成年人在刑事立法上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处遇,增加了其认罪认罚时认罪“真意”受损,认罚“认同”失灵和从宽“幅度”失衡等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双向保护原则和个别化处遇原则的要求,全面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准确把握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从而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处遇个别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论宪法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权利

在宪法上,父母教育权利属于一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父母教育权利兼具利他性与利己性。父母首先应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随着未成年人的不断成长,父母也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意愿。同时,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可以实现其自身利益。父母教育权利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开展自由、教育场所选择自由与学校事务参与自由。在家庭教育开展自由中,人格和价值观教育蕴含的父母利益通常多于知识和技能传授,公权力对前者的干预应当格外慎重。随着未成年人年龄和智慧的增长,对父母的教育场所选择自由与学校事务参与自由保护强度逐步减弱,其所蕴含的父母利益亦不断递减,公共利益不断提升。在未成年人教育中,国家既可以行使对父母教育权利的监督权,也可以亲自行使教育权力,二者均应在尊重父母教育权利的前提下行使。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明确股东压制的产生条件、本质和侵害客体,宜将股东压制定义为“股东滥用表决权侵害其他股东权益的行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的规定存在不足与进步:第二十一条股东压制一般性救济规则难以适用且提供的救济措施单一;具体救济规则中,广大受压制股东始得请求公司收购股权以退出公司,但股东压制情形下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不明,司法解散请求权规则无法适用于股东压制救济。进一步完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救济制度,首先应于法律解释层面确立股东压制概念,使一般性救济规则发挥认定股东压制和统筹救济规则的主要作用,而后针对性完善具体救济规则:明确股东压制情形下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取消股权收购请求权规则中滥用股东权利主体的限制,增加收购主体,删去公司长期不分配利润的情形;明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形包括股东压制。

隔代探望权的行使现状、合宪性阐释及规则构建

随着我国家庭结构出现转变,导致离婚案件纠纷案件增多,隔代探望权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我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未对隔代探望权作出明确规定且司法实践中也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争议。为解决这一现实难题,本文通过对隔代探望权的立法及司法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出该制度存在缺乏规范性文件、申请主体范围狭隘、行使的内容模糊的现实困境,并据此,提出确立隔代探望权的限制性条件、扩大隔代探望权申请主体范围、明确隔代探望权的行使内容的完善措施,以期能促进我国隔代探望权制度的完善。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及其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以回应社会中滥用照护职责形成的信赖关系来攫取性利益的行为。学界关于该罪保护法益的争鸣观点主要有性自主权说、身心健康说和折中说,性自主权并不能完全涵盖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保护法益,身心健康说和折中说亦有各自的不足。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立法源自于应对惩治性侵未成年人行为的实践需要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迫切需求,该罪保护的法益是多重的、复杂的,包括性自主权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权。

2020—2022年度婚姻家庭诉讼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研究

为了更好地了解婚姻家庭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对2020年至2022年1382个涉未成年人的婚姻家庭二审案件展开实证研究。样本呈现以下特征:约有56.8%的离婚案件含有未成年子女问题;共涉1649名未成年人,平均年龄约为8.0周岁,女性未成年人略多。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未有效听取未成年人的真实意见;抚养费范围过窄、数额普遍较低;忽略未成年人对探望的情感需求以及相关权利;认定“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标准不明确;对未成年人的财产权问题考虑不足等。为此,应充分认识离婚案件中未成年人保护的重大意义;成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庭;研究出台专门的司法政策文件;开展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业务培训;探索建立调解机制;深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及时监督并干预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案件;强化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信义义务下的美国小股东保护制度及其借鉴

由于封闭公司的异质性,多数决原则、集中控制、商业判断规则等传统的公司规范不适宜于封闭公司。为此,美国制定法和判例法不断修正和调整信义义务规范,通过宽泛地适用信义义务规则,课以公司控制者更严格的信义义务要求和标准,加重其信义义务责任,甚至类比适用合伙原则,给予小股东,特别是小型封闭公司小股东充分、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值得我们借鉴。

论我国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保障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心理、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他们已属于特殊群体,有着他们特殊的利益诉求。因此,给予他们特殊的权利保障对于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积极意义。文章从论述建立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制度,指出了其所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针对这些缺陷,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论沿海城市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民工越来越多地走向了沿海城市,成为沿海地区城市社会建设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有其特殊性,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兼具有民族关系问题和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双重性,正确处理少数民族农民工问题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分析了走向沿海城市的新疆农民工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城市少数民族的权益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则相对滞后。少数民族为摆脱封闭和贫困,向城市流动的趋势逐年增强,少数民族的散居化在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得更为深刻,更为充分。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繁荣的方针政策,城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做好新时期城市少数民族各项合法权益的保障工作。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保护 ,关系到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文章论述了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对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保护不力进行了法律分析 ,并对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保护工作提出了建议。

民法典姓名权制度的解释论

姓名具有符号特征,自然人本名以及本名之外与自身存在稳定对应关系的称呼都属姓名权这一基本人格权的保护范畴;“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是判断“存在稳定对应关系”的标准,其包含了“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内涵。姓名兼具经济权益和精神性利益,故自然人死后其姓名利益仍应受法律保护。自然人行使姓名权,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尊重自然人的选择权,并以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序良俗作为考量标准,对此予以个案把握。其中,姓氏选择应当尊重家族意志,当存在民间习惯的情况下宜允许成年人自行更换姓氏,从而回应随夫姓等实践情况;未成年子女的姓名变更应当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不宜恪守离异夫妻必须经双方同意才能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的立场;特别法或未来的司法解释宜就姓名长度、变更次数等加以明确规定,并完善人格权的侵权规范,从而形成人格权保护的完整规范体系,进一步实现体系化。

未成年人医疗决定模式的民法典解读

民法典人格尊严及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的规定为未成年人医疗决定问题中尊重未成年人意愿、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奠定了法理基础。依民法典监护制度及婚姻家庭制度,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医疗享有代理决定权。依民法典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限制行为能力的"成熟的"未成年人享有对"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特定类别医疗事项的自己决定权,应明确未成年人得独立决定的医疗类别。依民法典国家监护制度,处于国家监护机构监护的未成年人,监护机构有医疗决定权,应明确监护机构对未成年人非常规医疗决定权行使的法定条件及程序。对父母在医疗决定问题上未尽到监护职责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权益等情形,可撤销监护人资格指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我国应建立未成年人医疗决定个案的司法裁判制度。

关于完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公民散居于各地的趋势日益明显。因此,保护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制度建设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同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同等重要的法律制度。文章从论述完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机制,指出了其所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针对这些缺陷,从观念上、立法上提出了完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小产权房”问题对策研究

近年来,商品房价格的持续攀升,使得"小产权房"以其绝对价格优势迅速获得购房者的青睐。该文首先对"小产权房"的合法性提供实在法和法理上的支撑,然后运用利益衡平方法分析"小产权房"背后的利益博弈关系,最后在上述基础上提出对策。

家庭暴力下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保护

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主要针对外来因素对青少年的伤害,忽略了家庭暴力对未成年人造成的伤害。家庭暴力致使家庭教育缺失,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示范作用,造成未成年人严重的心理创伤,影响其个性成长和行为方式,应该高度重视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行为。面对家庭暴力,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存在事后处罚措施乏力、立法缺乏未成年人视角、强制报告制度缺失、刑事自诉制度的限制等法律困境。因此,应该努力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在《反家庭暴力法》的司法解释中完善涉及未成年人的相关法条、构建完善的事后处罚体系、建立强制报告制度、改进未成年人家庭暴力案件的诉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