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类人工智能推动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失范风险及应对策略

ChatGPT自从被OpenAI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正式发布后,经历三个月就拥有1亿用户群体,OpenAI公司并于2023年3月初发布第四代ChatGPT,其功能和能力范畴再次得到巨大提升,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提醒人们已经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当下,中国正积极推动教育数字化变革,ChatGPT类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数字化变革有着较高的匹配度,教育领域正兴起ChatGPT类人工智能应用热潮,但是对于ChatGPT类人工智能这一新生事物来说,教育研究者对其教育应用价值以及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了解甚少。文章尝试通过分析ChatGPT类人工智能推动教育数字化变革进程中可能引发的失范风险挑战,并针对这些挑战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谋求ChatGPT类人工智能安全、稳定、绿色地推动教育数字化变革。

基于风险因子模型的科研诚信长效机制建设研究

基于舞弊风险因子理论将高校科研诚信影响因素划分为个别风险因子和一般风险因子,并构建高校科研诚信风险因子模型,建立教师科研诚信风险指数、高校学术不端防御指数、高校科研诚信风险指数等指标。在此基础上,提出从个体上树立科研诚信意识、组织上落实监督执纪机制的建议,从而推进高校科研诚信长效机制建设。

互联网金融不当行为风险及其规制政策研究——以市场诚信、公平竞争与消费者保护为核心

互联网金融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同时,其不当行为风险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如虚假产品宣传、违规销售、泄露客户信息、绑架银行信誉、提现困难、卷款跑路等不当行为,给金融市场诚信、公平竞争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带来了损害。笔者首次探讨了互联网金融的不当行为风险及其规制问题,该风险的产生源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平等、行业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和不当激励,也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动摇了公众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信心。在借鉴梯诺尔新规制理论基础上,提出从监管机构角度实施穿透式监管,堵塞监管漏洞和监管套利,加强产品治理和产品干预,构建资金第三方存管和风险补偿机制等监管底线,同时,还需要从互联网金融机构角度重塑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挂钩的薪酬激励制度以及建立常态化的风险培训机制。

我国食品添加剂监管研究综述

食品添加剂监管是一个关乎公众身体健康和食品工业发展的重要公共政策问题。从食品添加剂监管的理论依据、食品添加剂生产及应用企业的行为失范、食品添加剂监管弊端,以及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风险感知四个方面,对我国食品添加剂监管的研究现状做了梳理、概括,指出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并对今后的研究趋势做出展望。

基于Pubpeer的学术预警研究

[目的/意义]本研究旨在基于出版后同行评议论坛Pubpeer,构建学术预警指标,提出学术预警指数,对出现学术风险的作者进行预警。[方法/过程]通过Pubpeer获取研究数据,侦测潜在的学术风险,构建基于多个维度预警指标并进行综合考量,发布预警指数来显示作者存在的风险程度。[结果/结论]本研究揭示了目前的学术风险状况,展示了具有潜在学术风险的作者在研究中的问题,能够有效预警学术不端行为,促进良好的学术氛围,保障科学研究工作的有序正常进行。

人工智能应用于行政处罚的风险治理

随着行政执法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以大数据和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在行政处罚中的应用日渐广泛,诸如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智能化、行政处罚过程的智能化及行政处罚决定的智能化等,这些应用都彰显出人工智能与行政处罚彼此之间交互融合的巨大潜力。但在人工智能应用于行政处罚领域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处罚执法能力弱化、处罚违法、处罚明显不当等。为此,有必要对人工智能应用于行政处罚进行风险治理,其举措有三:搭建行政处罚执法中人与人工智能协作平台,健全包含人工智能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制度、革新行政处罚执法中的人工智能技术等。为此,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修改之际,宜制定专门条款以规范人工智能应用于行政处罚的风险,做到以"智能"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行政处罚执法活动,加快智慧处罚进程,强化信息化时代法治政府与数据政府的建设。

职务犯罪技术调查权风险隐忧与实践进路

职务犯罪技术调查权源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既承继了后者的基本功能,又表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调查权新特点。从“技术侦查”与“技术调查”的演化关系中可以理清技术调查权的规束过程,以既有的监察法律规范可以透析技术调查权的基本内涵与功能定位。当前,技术调查权的运行中存在一些风险隐忧,具体包括:模糊规制之下的适用失当风险,场域失范之下的功能偏离风险,权力专属之下的权利保障风险。在持续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应当实现“法法衔接”的具体化,跟进程序控制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确立法律救济制度,使技术调查权的实践进路延循于监察法治轨道。

金融市场不当行为历史分析及启示

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全球26个国家1792年至今的390起金融市场不当行为案件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市场不当行为种类有限,且在世界范围内反复出现。金融产品创新并未导致不当行为增多,技术和新媒体则为其提供了便利。金融市场不当行为无法彻底消除,需综合考虑合理定性。应构建不当行为分析预警模型和快速反应处理机制,鼓励金融市场中的企业强化对不当行为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金融业不当行为风险致因与监管策略研究——基于文献综述与问卷调查实证

不当行为风险是金融业面临的一种新型风险,它源于组织机构及员工个体的不端行为,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有效识别金融机构不当行为风险致因及其规律,是金融监管部门实施行为监管的重要前提。首先,基于文献综述,界定和梳理金融业不当行为风险的内涵边界、特征以及各类致因;其次,基于金融生态系统理论,构建起金融生态体系变量要素并分析其作用关系;再次,设计并向金融从业人员发放调查问卷,获取了514份有效问卷数据,对问卷及结果数据进行交叉分析和信度、效度检验,并运用频次分析、交叉分析等统计方法,发现和挖掘不当行为风险关键致因及其规律;最后提出不当行为风险监管策略建议,归纳出相关研究结论和展望。研究可为金融监管部门实施不当行为风险监管提供重要参考。

银行文化资本:一个防范银行不当行为风险的社会学视角

近年来,银行不当行为风险事件层出不穷,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各国监管当局加强了对于不当行为风险的监管和治理,但受制于监管资源和"外部人"等局限,效果不明显。2009～2017年间,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针对银行业各种不当行为的罚款已高达3420亿美元。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银行文化资本与不当行为之间的逻辑和交互机制,并结合国际最新实践,提出了充实银行文化资本,降低不当行为风险的框架和改进建议。

渎职罪与工程质量监督

从渎职罪与工程质量监督的法律责任联系入手,提出了工程质量监督的渎职风险。以一起现实案件为例,分析工程质量监督引发的渎职责任,并探讨了如何在工程质量监督中通过增强质监工作严谨性来避免渎职风险。通过完善监督档案的记录和整理、加强质量行为监督落实质量责任、对参建单位的书面资料和检测数据进行复核检查等途径来降低渎职风险。

银行业不当行为风险、行为成本与金融稳定——全球金融行为监管和风险治理的焦点领域

近年来国际银行的不当行为问题受到各国监管机构日趋严格的审查。文章界定了不当行为风险的定义,分析了国际银行行为成本的表现以及不当行为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当行为风险的关注点在于消费者,在行为后果上强调行为本身带来的一系列负外部性;战略风险和声誉风险分别是不当行为风险的可能诱因及后果;操作风险、法律合规风险与不当行为风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银行近年因不当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行为成本可以大致作为银行伦理道德的衡量指标;不当行为风险及相关处罚还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文章有益于中国银行业和监管层深化认识不当行为风险问题的严峻性,为行为成本概念的标准化、银行道德行为水平评估和判断不当行为风险防控是否有效提供参考依据,并通过该风险的治理以提高消费者福祉、防范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

不当行为风险治理新进展及其对国际银行业的影响——基于FSB进度报告的分析

不当行为风险是公司及其员工的行为方式对客户、投资者或交易对手产生不良后果的风险,包括产品不当销售、违反规则和操纵市场等,严重的不当行为风险还可能对金融系统的有效运行产生负面影响。文章探讨了不当行为风险的概念来源、演进过程及基本特征,并分析了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的两份关于不当行为风险治理的进度报告。FSB进度报告的推出和持续完善,有助于深化认识金融机构的不当行为风险及其对客户乃至金融系统的影响,也必然对国际银行业的薪酬结构、治理框架和风险文化、批发市场良好行为实践等方面带来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企业违规行为与最优随机打击——一个实验研究

针对企业违规问题,在考虑企业风险偏好和决策理性程度异质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分析在面对监管打击时准完全理性企业群体和存在社会学习过程的有限理性企业群体的不同反应,借鉴最优随机打击理论,提出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利用完全随机打击和随机分组打击两种方式对抑制两类企业群体的违规会得到不同的效果,通过实验对企业违规水平与监管部门的检查打击力度以及相同检查打击力度下不同实施方式间的关系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违规水平与检查打击力度呈单调递减关系,但有限理性企业群体与检查打击力度呈二次曲线关系,准完全理性企业群体与检查打击力度呈线性关系;在相同的检查打击力度下,准完全理性群体在低检查打击力度时的违规比例会高于有限理性群体,在较高检查打击力度且完全随机检查打击方式下的违规比例会低于有限理性群体,在检查打击力度同样较高且采用随机分组打击方式的情况下,两群体的违规比例水平基本相当。此外,随机分组打击方式相对于完全随机打击方式对有限理性企业违规水平的降低效果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可以为监管部门选择打击方式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