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的程序法因应——“定罪阻却”理念的提出

在轻罪时代,程序法路径是犯罪治理的有益选择。然而,在传统刑事程序“治罪”理念下,程序阀门松弛阻碍了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积极的入罪倾向衍生消极犯罪附随后果,以及程序运作效率低下制约了审判质效。“定罪阻却”程序理念以避免被追诉人被定罪为核心目的,与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诉讼经济原则以及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格局相契合,具有涤除犯罪附随后果、纾解审判压力、激活社会力量的功能。理念的落地,须从构建犯罪分层制度、扩展审前阶段司法机关的出罪裁量权以及引入社会力量建构柔性化惩戒机制等层面综合考虑。

实证研究视角下轻罪概念的厘清

轻罪是指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行。3年有期徒刑是我国刑事立法潜在的轻重罪区分标准,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可以将这一隐藏于刑法条文背后的默认标准提炼出来,并揭示出规范层面上之所以可以利用法条之间的隐含联系论证3年标准合理性的深层原因。在轻罪性质的界定中采用“罪行”概念比“罪名”概念更具合理性,罪行与法定刑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更妥善地处理“不纯正的轻罪”带来的混淆问题,解决“罪名”概念下轻罪配套制度建设产生的错位适配问题。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轻罪案件快速侦审机制研究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大量轻罪案件涌入刑事诉讼程序,公检法机关必将面临案多人少的严重局面。参考西方国家刑事简易审理程序,建立健全轻罪案件快速侦审机制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轻罪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有效实施,必须有一个正当的司法环境、运行良好的配套制度作支撑,更需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人民法院的协调配合。

论我国轻罪案件出罪机制的逻辑与路径

轻罪化立法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刑事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结合轻罪特殊属性展开出罪机制建构是适应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以应然价值为导向寻求轻罪出罪的立法建构固然重要,但尊重现实从既有规范制度展开探索则更为关键。因此,必须正视当前轻罪化立法格局已然形成,司法重刑主义倾向并未得到有效转变的轻罪刑事治理客观现实,理性认识到推进轻罪出罪机制建构的政策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内在理论逻辑。基于此,在轻罪治理理念上需以消极主义司法消解积极主义立法的客观隐患,实现以出罪思维优位于入罪思维的现实转变;在实体规范上应激活既有规范出罪功能,以罪量要素的目的性解释为关键,强化“但书”及免予刑事处罚等规则在轻罪治理中出罪出刑作用的发挥;在程序规范上,应以既有制度改革为契机,深度挖掘酌定不起诉等制度内在独立的出罪价值。

轻罪治理的实证分析和司法路径选择

从1997年《刑法》公布以来20余年的刑事立法进程,梳理轻罪立法走向;以1999年以来的犯罪结构变化,观察轻罪化犯罪态势,分析我国轻罪治理的立法基础和社会基础。结合轻罪治理的实践难题和理论争议,提出司法改革路径,包括设置合理的入罪标准,限制轻罪立法的适用范围;完善出罪细则,降低对裁量权的依赖;提升非监禁强制措施、非监禁刑的适用;建立轻微犯罪犯罪记录封存及前科报告消除制度,防止实质的重刑化趋势和犯罪“标签”泛化;更新司法人员司法理念,增强轻罪治理意识。期待通过综合施策,提升我国司法领域的轻罪治理能力和水平。

犯罪的边界——我国轻罪制度的立法思考

从探寻现行立法意图入手,在分析和考察我国"定性加定量"犯罪概念界定标准的基础上,立足刑法基本理论和司法实践进行理性反思,提出构建我国轻罪法的理论思路,试图彻底解决立法调整对象竞合的制度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