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时代犯罪处遇模式的重构与完善

轻罪时代来临,对犯罪处遇的理念与模式都提出了新要求。因应时代变迁,须确立人本化、类型化、一体化、社会化的犯罪处遇理念。应以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程序简便化及执行宽和化为导向,完善轻罪处遇。轻罪时代不能忽视重罪治理,应在平衡刑事法的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前提下,优化重罪处遇。此外,还需进一步健全犯罪处遇的配套机制,包括犯罪人的人格调查制度、行刑衔接机制以及前科制度等。

轻罪治理视阈下前科制度的认知偏差与问题检视

前科制度是一项虽未被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但在事实上存在的制度,前科制度的存废改革伴随轻罪治理的立法趋势再度成为热点话题。然而,当下对于前科制度存在认知偏差,特别是对前科制度会阻碍曾经犯罪人复归社会、加剧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的批判,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前科之过。不可否认前科制度存在前科报告责任机制阙如等弊端,但主流改革方案所提出的前科消灭亦缺乏必要性,前科制度的既有问题尚未严重至对其予以全盘否定的程度。前科制度内在之社会防卫的价值追求,其正当性基础在轻罪时代仍然历久弥坚。在轻罪治理视阈下,更为妥当的做法应当是在明确承认前科制度法律地位的情况下,采取渐次递进的方式对前科制度予以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轻罪治理背景下增设社会服务刑研究

刑事立法和犯罪态势的变化,需要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及时调整。创设新型的轻刑是轻罪治理的一个重要策略。通过考察域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增设社会服务刑这种轻刑。增设社会服务刑是应对犯罪圈扩张的需要,是构建合理的刑罚结构的需要,是行刑社会化的需要。从可行性的角度考虑,现有的社区矫正制度和曾经试点的社会服务令为增设社会服务刑提供了现实土壤和实践基础,国外社会服务刑的立法为我国增设社会服务刑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因此,社会服务刑作为一种极具潜力和生命力的非监禁刑,完全有必要纳入我国的刑罚体系,就社会服务刑的性质而言,应当将其定位为主刑的一种,主要适用于轻罪。

轻罪治理的实证分析和司法路径选择

从1997年《刑法》公布以来20余年的刑事立法进程,梳理轻罪立法走向;以1999年以来的犯罪结构变化,观察轻罪化犯罪态势,分析我国轻罪治理的立法基础和社会基础。结合轻罪治理的实践难题和理论争议,提出司法改革路径,包括设置合理的入罪标准,限制轻罪立法的适用范围;完善出罪细则,降低对裁量权的依赖;提升非监禁强制措施、非监禁刑的适用;建立轻微犯罪犯罪记录封存及前科报告消除制度,防止实质的重刑化趋势和犯罪“标签”泛化;更新司法人员司法理念,增强轻罪治理意识。期待通过综合施策,提升我国司法领域的轻罪治理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