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汉回民族混居区老人的成功老龄现状及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目的:了解民族混居区域汉族和回族老人的成功老龄现状,分析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为混居区回族老人制定针对性的养老政策及医疗保健措施提供依据。方法:2019年5-11月在山东省5个汉回民族混居乡村,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并访问216名60岁及以上老人,采用Flood的成功老龄量表评估其成功老龄状况,采用一般资料表、老年体力活动量表(PASE)、社会支持量表(SSRS)和Connor-Davidson的心理弹性量表测量其影响因素。结果:农村混居区回族老人的成功老龄得分为(48.40±7.19)分,高于汉族老人的(45.09±7.4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族老人成功老龄的影响因素为心理弹性、社会活动参与、自觉成功老龄状况、体力活动和社会支持(P<0.05);汉族老人成功老龄的影响因素为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听力状况、自评健康状况和患慢性疾病数量(P<0.05)。结论:对于农村混居区汉回族老人来说,与成功老龄相关性最高的均为心理弹性。两者不同之处为:汉族老人成功老龄的影响因素还与身体健康状况有关,而回族老人更注重社会活动参与。

论清代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政策

清代非常注重对北部边疆的经营和开发,但在汉族移民问题上带有很大的民族和阶级局限性。通过对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政策的分析,论述了汉族移民政策转变的过程及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到满蒙关系的变化。

蒙汉杂居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以土默特右旗西哈家素村落音乐生活为例

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程度与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地方实践国家制度体系及其贯彻执行效能,往往可以通过文化交流、日常音乐实践落实,甚至可以达到比预期更好的效果。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将军尧镇蒙汉杂居村落——西哈家素村的民众通过日常音乐实践、生活实践的交流,共同促成了“基于文化了解的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宣传者与推动者。

城镇化进程中蒙汉杂居社区音乐实践的田野调查--从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文化大院”个案谈起

随着社会变迁中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作为蒙汉杂居的少数民族地区,其城镇化问题有着区别于其它地区的特殊性。文化大院是一种自娱自乐、非营利性的群众组织形式,通过民众日常音乐实践活动将传统音乐形式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作为浓缩城乡关系、蒙汉关系的载体,承载着特殊的意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化大院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今已发展成为政府组织管理并被纳入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中的重要场域。文章从蒙汉杂居民众音乐实践现实状况出发,考察城乡不同类型文化大院及组织方式,力求将现实问题与国家政策联系起来,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国家认同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达到自上而下的任务主导机制与自下而上的利益反馈机制的良性对接,从而实现更加深远的现实意义。

云南汉彝杂居村寨生态文化的构成及演变研究——以石屏县老旭甸村为例

老旭甸村作为一个汉彝杂居村寨具有独特的生态文化,体现在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文章依据老旭甸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和相关历史文献,从历史发展、村规民约、风俗习惯、村寨选址与建筑特点几个方面阐述了老旭甸村的生态文化构成及演变情况,总结概括出汉彝杂居村寨生态文化具有神圣性、地域性和民族融合性的特点,这种生态文化对保护生态环境、传承民族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