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宏观经济与股市波动关系

以宏观经济变量为研究变量,运用多因子GARCH-MIDAS(Mixed Data Sampling)模型研究了我国宏观经济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多因子GARCH-MIDAS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宏观经济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会对股市长期波动产生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利率与货币供给量则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股市波动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主要是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经济变量自身的特征有关。

基于MF-BVAR模型的中国宏观经济混频递归实时预测和传导机制研究

传统VAR模型需要变量保持同频的限制,这使得原始数据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从而影响模型的性能。本研究引入可以融合季度变量和月度变量的MF-BVAR模型,以GDP、PPI、CPI和PMI的递归样本为例并将其划分为三组不同的季度内信息组,比较了其与MIDAS模型和同频模型的性能,且通过混频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剖析了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MF-BVAR模型关于PPI、CPI、PMI和GDP的实时预测误差分别较QF-BVAR模型降低约70%、80%、75%和20%;(2)基于定量和统计检验的角度均表明MIDAS和MF-BVAR模型的实时预测和短期预测性能均显著优于QF-BVAR模型,且MF-BVAR模型更适合于实时预测而MIDAS在短期预测表现更优,此外混频递归样本表明月度信息利用越充分,模型的预测误差越小;(3)GDP与CPI、PPI和PMI、CPI与PMI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且传导时长呈现差异性,而PMI和GDP、PPI与GDP、PPI和CPI的正向传导时长均为3期,反向传导路径阻塞,存在不对称性。

浅析后金融危机时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但超出承受范围的国际投资却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尤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常年对外依赖埋下的隐患已愈加明显。本文通过侧重于对GDP与汇率的宏观经济分析,以及对FDI投资行业结构中占有比例最大的制造业及房地产业的辅助说明,探讨FDI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全球数据流动、保护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充分释放数据红利,凝聚数字经济优势,各国逐步建立、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的内部规则,积极参与构建全球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由于国家间数据保护水平和市场环境的差异,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缺乏共识,这也成为各国及其在国际合作中制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面临的挑战。本文基于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的特点,以及数据流动与全球化的联系,探究欧盟、美国及国际合作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梳理中国数据保护和跨境流动规则的现状,旨在为制定符合当下需求的中国数据治理方案提供参考。

中国品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与影响因素——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与中国品牌500强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04-2011年中国品牌500强数据,采用Dagum(1997)的基尼系数方法测算了中国品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并进行了地区分解,对品牌经济发展地区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总体上中国品牌经济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而地区差距在持续扩大。具体而言,中国品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主要来源于超变密度和地区内差距的贡献,地区间差距虽呈上升趋势但其贡献相对较小。进一步地,动态面板数据的两步法系统GMM估计表明,一个区域内的品牌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循环累积效应,市场容量、区位条件对于品牌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R&D和市场竞争程度对于品牌经济的发展作用因被解释变量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在统计上也并不显著。

中国宏观调控新困境:从本土性、国际性、全球性到世界性

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宏观调控环境的新变化,即从经济全球化到经济世界化的深刻转变,中国宏观调控的性质经历了一个从本土性、国际性、全球性到世界性的转变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逐步成熟,中国宏观调控不仅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而且逐步受制于世界经济的整体运动规律,世界经济整体运动规律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共性和各国宏观调控共同面对的困境。只有把握世界经济整体运行规律,才能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真正摆脱宏观调控困境,走出全球危机阴影。本文围绕世界经济这个范畴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所处的困境,并提出未来变革和完善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