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建构与音乐转型:学堂乐歌的发明及其内在张力

中国近代音乐转型源于民族建构的现实需要。本文以中国近代第一种新音乐“学堂乐歌”为核心,讨论了民族建构与音乐转型的复杂关联。基于培养新民的要求,梁启超设想了一种兼具“普遍主义”与“诗乐合一”两大核心特征的新音乐。他的设想启发了学堂乐歌的音乐实践,催生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学堂乐歌,即以沈心工为代表的普遍主义乐歌和以李叔同为代表的诗乐合一乐歌,也引发了一些进行调和的音乐理论尝试。不同的音乐类型背后蕴含着不同的理论假设,普遍主义与诗乐合一之间的张力体现了民族国家理论与雅乐传统的龃龉。

宛陵诸子继风雅:宣城派对梅尧臣的继承和革新

明末清初诗派结社频出,施闰章、高咏等人形成地方性诗人集群“宣城派”,而由宣城派诞生的“宣城体”与“宛陵体”一脉相承,都是对梅尧臣个人诗歌风格的推崇和效仿而产生;不同在于宣城体是清初宣城派继承宣城地域文化底蕴而形成,虽继承梅尧臣风雅,然根据世代变化、时运周折,也积累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和特色。清代宣城派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接受和新变,来源于地域因素、家族因素以及清初宗宋热潮的影响。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江湖与江西之间:戴表元的诗学归属与救治策略

作为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家,戴表元的诗学主张对于诗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诗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江湖与江西两种诗风的调和与救治,戴表元尤其致力于此。过往学界多将戴表元目为江西后学,然而经过考察,综合考量诗风、地域与师承关系,应当指出戴表元诗学脱胎于江湖诗派。戴表元对江西、江湖两派的弊端均有深切体认,故而提出了相应的救治策略,推动了宋元诗学转型。

意境化与知性化:现代派新诗意象与唐宋诗词

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擅于运用唐宋诗词意象,并与西方诗歌意象相融合。这种意象意境化的追求,是吸收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意象与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结果,也是对唐宋诗词讲究情景交融,追求“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含蓄蕴藉诗风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现代派诗人们在意象的选择与运用上始而趋同,继而分化乃至最终趋异。一部分诗人追求意象意境化,呈现出朦胧空灵之美感色彩;另一部分趋向于对玄学化、思辨化诗风的体悟与追随,并与唐宋诗的理趣美因素相融合,造成一种浓厚而独特的知性特征。

与道进退,淡乃其至:张栻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

张栻开创南轩学派,为南宋中兴时期著名学者,也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作家。他一生与道进退,矢志致君泽民的事业,其诗歌即有深入表现,渗透着以道自任、忧患民瘼的精神情怀。与社会政治中“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内在相通,赋性冲和、钟情自然是其个性品格的另一面,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自然山水在其诗中表现充分。他主张学者不汩利禄,不眩文采,“淡乃其至”成为其人生境界与诗学追求,他往往以冲和的语言、平淡的意象营造出淡雅诗境。明道义而抒性情,以思理慧性见长,是宋代诗学乃至宋学的特色,张栻与道进退、淡乃其至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可谓典型,对南宋中兴时期学术发展与多元诗学风貌的建构具有特定意义。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走出“汉魏”:论后期汉魏诗派的困境与承变

以王闿运为核心形成的汉魏派是晚清诗坛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其诗歌风尚以复古为旨归,推尊汉魏,提倡字摹句拟,在取得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之时,由复古所造成的困境也表现于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之中。清、民之际随着邓辅纶、邓绎、王闿运等相继陨世,该派逐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并受到新旧诗人、学者的攻击。在此背景下他们所进行的“走出汉魏”的探索,使他们的诗歌风格更为丰富多元,却也淡化了流派鲜明的宗旨和特色,最终使汉魏派消失于诗坛。

近四十年江西诗派研究综述

江西诗派是宋代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历代诸多学者对江西诗派展开了研究.近四十年江西诗派的研究进展更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从诗派的形成到诗人的诗歌创作、诗派的渊源与接受以及与其他领域交融等问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然而江西诗派留给我们研究的空间还有很多,诸如诗派界定、诗人作品整理、后世接受情况等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努力探寻.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发生的多重路径选择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清政府开始实行改革措施,先后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全面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开设乐歌课程,有效地刺激着近代学堂乐歌运动的发生。学堂乐歌题材类型多样,蕴含丰富,已经具有中国新诗的基本雏形,可视为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重要环节。

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

始于北宋末的科举策论、经义的程式化,是南宋评点兴起的历史契机,而诗赋程式、“江西诗派”诗文论则是评点家的参照模式和评论方法。南宋的古文评点有着重要的文章学意义,它所揭示的文章技法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

《东方杂志》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

《东方杂志》在1915—1920年间发表了大量旧体诗作,其中大部分为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的作品。本文从这些期刊上的诗出发,分析了宋诗派这一古典文学群体对现代传播空间的占据,以此展现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旧派文学生存状态的复杂性。

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

宋翔凤继承了张惠言以“比兴寄托”为核心的词学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论词的着眼点由读词时挖掘“微言大义”转向作词时的抒发感情;二是比较注重词的体性特点。在常州词派的发展过程中,宋翔凤起了承前启后的中继作用。

松江府宋氏家族世系及文学成就概述

明清时,松江府的宋氏家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著姓望族。宋氏家族以素封起家之后,专以诗书董训子弟,劝教育、求功名、重文化,自明正统十年(1445)宋举进士始,逐渐成为“衣冠阀阅、诗礼文章”之家。汲汲于诗礼文章是宋氏家族最显著的特点,家族中人著述颇丰。明末清初,以宋存标、宋徵璧、宋徵舆为代表的宋氏家族人群在文坛更有着赫赫声名。宋氏三兄弟不仅是松江几社的骨干,而且是云间派的中坚。研究明末清初松江府郡邑文化、文学,尤其是研究云间派,就不得不关注宋氏家族。

南宋的多元文化与文学流派

北宋的主流文化是士大夫文化,因长期党争而士风渐坏,在南宋的政治环境中这一文化逐渐衰落。由于统治者的扶植,且顺应了时代之需,南宋理学大盛,理学家留意于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朱熹尤有建树。宋代士大夫普遍悦禅,参与了禅林文化建设,南宋禅僧多追求文人的生活意趣,诗歌不乏佳作。南宋地狭官冗,读书人沦为"谒客",江湖文化遂成廊庙与隐逸外的主要文化形态,江湖诗派为此时的重要流派。

当代歌词与古典诗词的传承关系

纵观当今流行歌坛,国人传诵百年、千年的古典诗词和歌词结缘的趋势,正在被听众所接受。许多词作者在创作中继承了传统诗词的表现手法,借鉴了古诗词的体式用语,运用了许多古诗词中的传统意象,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写意的特点。文章将从当代歌词与古典诗词的渊源、内容形式的继承、表现手法的借鉴等方面,论述当代歌词与古典诗词传承关系。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清末民初“新诗”与“新歌”的合流与分化——以赵元任《新诗歌集》为中心

晚清时期,梁启超等提出诗词合乐的构想。文学、音乐改良者携手创制乐歌,试图完成"新诗"与"新歌"一体的转换。但由于两种文体的差异,诗人的创作往往并不能适应谱曲的需要。民国初年,"诗""歌"合流逐渐成为新音乐和新诗发展的阻碍,在赵元任《新诗歌集》中鲜明地呈现出二者的矛盾。民国初年,龙榆生提出"新体乐歌"的概念,标志着"新诗"与"新歌"的分化。

南宋诗坛四大家与江西诗派之关系

关于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一般认为他们是在摆脱江西诗风的不良影响后才取得各自成就的。实际上,四大家都曾依赖于江西诗派的哺育,尤、杨、范、陆与江西诗派的渊源都颇为深厚。我们不能按照先打倒才有建立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思考问题。四大家是在继承江西诗派的基础上才有所成就。同时应动态而不是凝固性地看待江西诗派及其诗学思想。江西诗派在南宋中期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江西诗风占据了北宋后期以至南宋诗歌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