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馆、行帮到商会——论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发展与嬗变

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经历了以地缘为主的会馆、行帮以及商会的发展过程。商人之间由分散走向联合,由孤立状态,走向协调行动,使全省商人形成一个整体网络。这不仅超越了血缘与地缘纽带的羁绊,也冲破了行业的囿限。商人由此得以改变以往的行帮、商帮或其他集团与个人形象,扩大了其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

近代商人的慈善公益活动

近代商人是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们从事了诸如施医、救灾、赈济等传统型的慈善公益活动,也从事了诸如开办学堂、学校等教育事业,开办阅报社,创办济良所等新型的慈善公益活动。后者对近代社会的发展无疑起了更大的进步作用。

晚清苏商体育会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对晚清苏商体育会成立的原因、训练活动与会员管理等方面进行考察,探讨其对近代体育发展的贡献。主要结论:苏商体育会的诞生与洋商和华商的示范效应、苏州商人自强御侮思想意识的觉醒以及吴地尚武之风的文化基因有着密切的联系。苏商体育会日常管理严格,训练以近代西方兵操为主,在促进近代西方体育及其思想在社会中的传播、促进地区间的体育交流、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婚姻取向及其影响

近代早期是英国由农本而重商的转型时期,商人日益成为社会经济舞台的重要角色。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变迁,不仅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且与其婚姻取向以及由此而来的婚姻关系密不可分。商人阶层内部以及商人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贵族、乡绅之间的通婚,无论对商人个体抑或群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试述近代苏商的兴学活动

近代苏商从事兴学活动影响较大的是一批大商人,中小苏商兴学之举也很普遍。近代苏商兴学活动有由低到高、循序渐进,注重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的特色。由经商而办学,这是他们时代使命感和自我价值的体现。

清代道光六年漕政改革的意义

1826年清廷的漕政改革,以海运南漕、官督商办的“试点”形式取得成功。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自改革”尝试。本文分别论述了它在道光年间地主阶级“自改革”运动中的“标本”价值和“破题”意义,它对江南社会经济,特别是市场功能扩大的良性影响,以及对近代“官督商办”体制建设的垂范、借助作用。

略论近代早期英国商人亲属关系网络的作用

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一向为人所忽视。本文以近代早期英国为例,探讨亲属关系网络在商人经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些作用表现在积累资金、培训学徒、规避风险、垄断市场等方面,归结为一点就是建立并巩固商业联系。亲属关系在商人经商中的作用表明,一定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信任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代商人与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以张謇、荣德生、荣宗敬和陈光甫为代表的近代商人,全力营造地方社会环境,大力保护、修复各种旅游资源,规划建设旅游风景区,配套旅游服务相关设施,多角度、多层次地涉足近代旅游事业,推动了近代中国旅游事业的现代化演变。近代商人发展旅游事业,既是其对近代旅游理性认识的现实反映,也是其爱国爱乡、学习西方、发展公益的思想境界和人格追求的具体表现。

晋商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管窥

晋商是我国的历史上有名的十大商帮之一,曾经在商界称雄500年,在长期的实践经营过程中,晋商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企业文化,像以人为本、诚信义利、开拓创新等,不仅在推动晋商企业发展上发挥着重大意义,对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晋商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在某些内涵上应大力吸收。

浅谈晋商家庭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国内的研究者多把对晋商的研究重点放在票号、大院及晋商兴衰上,而探究晋商辉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晋商精神来自哪里以及晋商精神如何传承等的研究则不是特别多。文章从家庭角度剖析晋商的家庭伦理观,其核心是崇儒尊礼的孝亲观、夫义妇德的夫妇观和儒商并重的育子观。挖掘晋商家庭伦理观的现代价值,可对现代商人走向儒商之路提供价值引导,可对当今社会职业道德的培养提供启示。

粤商与儒商

粤商与儒商属交叉而非包含关系。并非所有的粤商都具有儒商的道德属性,但历代粤商中都有儒商的代表人物。为了提高新粤商的素质,应当引导现代新型儒商的价值取向,造就新型儒商式的新粤商。

民初江南传统善堂的转型:宁波云华堂研究

在日趋兴旺的中国慈善史研究中,传统善堂在近代社会的命运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本文通过对民初传统善堂——宁波云华堂运作实态及其变化的考察与分析,认为在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江南地区,商人是推动传统善堂转型的主要力量。不仅善堂主持人和决策者由传统士绅转为近代商人,善堂管理也趋于规范化,而且慈善事业内容也由收养为主转为教养并重乃至以教为主,从而使传统善堂在近代社会的急剧变迁中仍保持着生机和活力。

明清徽商的消费行为特征

徽商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生活状态和价值取向,其消费行为表现为阶段性、亲情性、宗族性、公益性、商业性和文化性等特征。这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科学消费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辩证理解俭与奢,合理进行消费;提高消费主体的素质,文明健康消费;热心公益事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正确认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和谐消费,提高精神文化消费的质量。

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家庭教育及时代新质

自16世纪起,英国步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贸易立国思想影响下,商业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商人也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但总体上看,商人的教育还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家庭仍然是施教的主体。在商业迅猛发展与变革而公共金融体制缺场和滞后的背景下,商人的家庭教育呈现出"德业并举、以德为重"的特征,以培养孩子对金融脆弱性的感知教育为宗旨。这对造就重信守诺、勤勉节俭、理智谨慎的高素质商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代大陆商界小说发展述略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建立和发展,大陆商界小说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无论是商界创业小说、商贾历史小说,或商战职场小说,聚焦商战风云,塑造了一大批丰满鲜活的崇尚财富、敢于逐利的商人形象,诗性弘扬了现代商业精神和经济理念;并且在城市文学话语系统中逐渐呈现出独立的姿态。

近代徽商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

徽商自明朝中叶开始兴起,此后雄居中国商界三百余年,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清道光中叶以后日渐走向衰落。作为传统的地域商帮,徽商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徽商的衰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的战乱是导致徽商衰落的直接原因,商潮东渐加剧了徽商的生存危机,面对近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徽商心理调适不力则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评《徽商品谭》

方利山先生的新著《徽商品谭》,蕴涵着强烈的现代情怀:热心当代徽商典型的发掘宣传,关注徽商物质遗存的现代开发,重视徽商制度文化的扬弃续接,致力徽商精神价值的现代弘扬。其目的是服务于当代黄山(徽州)人的健康发展和当代黄山(徽州)社会的和谐发展。

晚清涉外商事纠纷与近代中国法观念嬗替

近代中国的涉外商事纠纷,作为一种法律范畴内的社会关系,对转型期中国的法律变迁,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从观念层面来看,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民商立法观念的萌动,促进了中国民间私法观念的培塑和诉讼观念的激扬。总之, 它潜移默化地推进了中国传统法观念的更新,并为中国的法制近代化提供了另类形式的思想源。

通商口岸、新式商人与近代企业制度变迁探论

通商口岸的新式买办商人最先接触到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他们附股投资洋商企业,亲自感受到了这种企业制度模式的优势,进而模仿借鉴洋行企业的组织方式,自行创办新式企业,仿效西方资本家的经营方式,建立中国人自己发起的近代新式企业。西方新式企业制度得以移植中国,买办商人在近代企业制度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商人、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关系变化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一大主流,教育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商人则是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社会地位很低。三者关系在近代发生剧变。近代中国内外交困,教育变革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教育变迁引发社会变迁,商人在近代经济力量增强、社会地位上升,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由此,近代商人推动了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成为社会改革的先声,教育变迁推动了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