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执政权的复合逻辑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立足于与传统执政权力视角有别的法理逻辑,执政权可视为认知和解释“党的领导与执政”的元概念,包含权利、权力和权威三重复合要素。作为法学概念的执政权,正当性基础来自事实性权威、规范性权力和价值性权利。以此为基础,执政权相应的义务要求,与“权利—权力”“权利—权威”“权力—权威”的复合逻辑一道,共同型构了执政权的复合性法治逻辑,并通过与“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执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在理念、规范、实践层面的勾连,嵌入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化表达之中,最终得以建立起全新的执政权法治理论体系。

法治强化会影响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吗?——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

本文利用各地中级人民法院自2007年开始陆续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环境法治强化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资源审判庭的设立会使本地上市公司进行向上的真实盈余管理。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资源审判庭显著改善了地区环境司法效率,进而提高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风险,使企业从事真实盈余管理以应对未来的潜在诉讼。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低法治水平、低生态激励、高经济激励城市的企业,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结论对充分发挥环境管制政策作用、引导企业实现高质量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加强法治建设,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筑牢基石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统筹推进其一体化发展,基础在于加强法治建设。应立足中国实际,遵循法治规律,坚持顶层设计和法治实践相结合,聚焦党和国家的战略规划,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人民群众关切的重点问题,以及法律制度的空白点和冲突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大领域的法治建设,具体措施为:统筹推进教育法治建设,优先加快教育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科技法律体系,以专项立法助力新兴技术的重点突破;夯实人才领域法治基石,营造以人为本、开放包容的人才发展环境。

营商环境视域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规范意涵与完善路径

在法治政府建设中,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已初步建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保障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上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质。在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要选定合适的实施主体,扩展参与主体覆盖面,确保风险评估程序规范,健全监督倒查机制,从源头治理社会风险,确保行政权力规范行使,提高决策民主性,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以涉外法律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向与路径

涉外法律服务是涉外法治工作的关键一环。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需强化政府提供的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为“请进来”的外国企业和公民提供法治化营商环境。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公民,既要加强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涉外法务工作,为海外中国企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还要鼓励和支持中国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走出国门,把法律服务延伸到境外或国外的中国企业和公民,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与此同时,要以培养高素质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为依托,不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量,为日益增长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提供充足有效的涉外法律服务供给,实现涉外法律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有效平衡,实现涉外法律服务效益的最大化。

我国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当代价值体现在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扎实推进。在实践中,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格、主体法治意识不足和监督体系不完善等现实挑战。我国应该通过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法治立法、强化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执法力度、增强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相关主体的法治意识和完善农村生态文明法律监督体系等措施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RCEP视域下我国农产品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深入分析农产品营商环境法治化的意义和目标导向发现,目前农产品营商环境法治化面临绿色壁垒和技术壁垒、诉讼机制和非诉机制选择等贸易壁垒和政策差异。我国应在“互信合作”原则下打破农产品贸易壁垒,积极参与规则谈判,争取制度优势,重视贸易救济效果,实现政策间协调。同时,健全农产品跨境贸易法治体系,探索纠纷解决新机制,强化农产品听证制度实施与知识产权领域保护,打造专业化涉外法治人才队伍。

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与中国法治化实践

当前,中国已明确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进入数字化时代,世界银行开创性地将“数字技术指数”设置为《宜商环境报告》跨领域评价指标,将数字立法融入各一级指标测评。这些动向表明,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法治化水平已成为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的重点评价环节。尽管中国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成果丰硕,但是在对标以宜商环境数字指数、数字营商指数等为代表的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指标上仍有不足,尚需提升数据治理法治化、平台治理法治化、数字市场监管法治化和立法数字化能力。为此,中国应以完善数据治理规则为核心,加快数据治理法治化进程;以数字平台融合建设为重点,提升平台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以激发数字市场竞争活力为要义,推动监管数字化转型;以建立数字法治体系为目标,加快数字立法进程,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有组织科研的模式变迁与法治协调

有组织科研并非项目制或者单位制科研,也非当前中国社会科研活动的主流形式,而是为了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发挥战略力量作用探索实施的新型科研组织体制机制。本土化的有组织科研不能仅依靠科研组织的自律驱动,更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保障有组织科研的进行。整体来看,在前期部署环节,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容易被“组织”的形式禁锢;在中期进行环节,易出现“有组织”形式主义大于实质的问题;在后期成果环节,“有组织”约束可能导致成果转化与评价的懈怠。有组织科研的“前中后”环节现存问题应当通过法治化路径解决,需要坚持“放管服”的法治保障体系,构建科研宽容型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科研规范型法律惩戒体系,形成科研友好型法律服务体系,维护科研人员的权利。

当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问题及路径分析

作为未来国家建设中流砥柱的大学生的法治观教育任重而道远。当前,大学生法治观教育存在社会法治环境缺失影响法治观培养,家庭法治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高校法治观教育体系不健全,大学生法律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不足等问题。完善当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路径是: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发挥家庭法治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健全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提升大学生法律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与法律观念。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进路

农村环境治理有助于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但现阶段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存在法治体系不健全,职责不清、执法能力亟待加强,领导、群众环境法律意识较差,环境侵权司法救济通道不通畅等问题。通过研究提出完善农村环境法律体系,提高广大村民的环境法律素养,让群众依法参与环境保护,强化司法与执法,为乡村振兴提供环境法治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视域下优化黑龙江法治化环境的思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法治,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黑龙江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法治,必须建设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法治化环境。目前,黑龙江省法治化建设进程缓慢,面临地方法治建设进程迟缓、部分干部作风不良、崇尚人情而非法治等现实困境。对此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弥补认知与践行不足,深刻揭示法治化环境对经济、政治、公平正义等领域的强大驱动作用,大力推动践行“法治龙江”,持续优化黑龙江法治化环境,使得人人尊法、学法、用法,让法治观念入脑、入心、入行,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十四五”时期安徽提升科技创新国际化水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发展,科技创新国际化的探索与实践已经成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战略部署与关键举措。近年来,安徽不断瞄准世界前沿提升科技创新国际化水平,不断探索和实践具有特色的科技创新活力道路。本研究通过梳理安徽推进科技创新国际化制度体系的实施现状,引入SWOT-PEST矩阵分析,发现安徽提升科技创新国际化水平的风险点集群与现实症结。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国际前沿标准萃取提炼全球创新指数、全球竞争力指数、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全球治理指数中提升科技创新活力的营商法治环境评价维度与测度标准,围绕着加快科技创新地方立法、优化科技创新营商法治环境、引导优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动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支援引领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策。

西藏交通警察道路执法工作的风险与防范

西藏自治区自然、地理与气候环境复杂且特殊,道路交通环境相对恶劣,这导致当地交通警察道路执法工作面临诸多风险,包括警员人身安全和执法效能等风险。对此,文章对西藏交通警察道路执法工作风险进行了调查分析,从地区环境、警员安全意识与技能、执法装备、社会宣传和教育等角度探讨了相关风险的成因,针对性相关风险成因,提出从优化警力配置与道路信息推送、加强警员培训、完善警务装备、加强法治化宣传教育等工作来消除相关风险,以期保障警员安全并改善西藏交通环境。

新形势下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对策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人口多、人均资源不足、环境容量受限等基本国情未变;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也有了更多的需求,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加强,这就使得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变得更加严峻。为此,要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抓,既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顺利达成,也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长远发展。本文在对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说明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而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多处于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生物资源最富集、生态环境最优美的区域,也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高发区域,需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健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基,完善地方法规体系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本,“合宪性法规审查”是确保地方立法质量的法治举措。《生态环境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制了“生态红线”,必须用综合行政联合执法举措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规范以协商救济为核心的生态环保约谈机制。需要用最严厉的执法司法手段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制定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三位一体环境修复责任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实施全过程都要接受“合宪性审查”。

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机制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以生态权利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既能保护人的良好环境享用权、环境知情权、环境救济权,又能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然权利。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建设美丽中国”凸显了生态文明的《宪法》地位,需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生态法治需要以宪法规范和制度体系为根本依据,不断完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法治体系,《民法典》规制“绿色规则”是一个伟大创举。《民法典》“绿色规则”支撑生态环境法典化,“绿色条款”类型化是环境法典体系化的基础,编纂一部结构完整、体系严密的《生态环境法典》势在必行。

特定的指标测度与制度策应对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影响性评析

营商环境是影响民营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外生性因素。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应顺应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现状与需求;应设定特定的测度指标,以更好地彰显营商环境法治化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与实际效果;应构建适应民营企业发展的针对性的制度体系,以更好地发挥营商环境法治化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促进与保障作用;结合我国国情,在推动营商环境法治化过程中,应通过地方立法互动以达到精准推进的实际功效。

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具备深沉而持久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时代新人的重要内涵之一。如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表达爱国之情的新阵地。弘扬网络正能量,凝聚中国力量,加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对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具有重要意义。面对网络爱国主义合法性被青年网络亚文化弱化,其价值根基被不良思潮所冲击,教育内容缺乏丰富性和活泼性,网络生态环境被法治制度的不完善所侵蚀的现实困境,要大力弘扬法治文化,培育网络爱国的法治思维;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占领网络主阵地;优化教育内容,提升教育成效;加强法治制度建设,净化网络爱国主义生态环境,使爱国主义精神深入人心。

比较法视野下涉外环境侵权的法律适用

不同于一般的涉外侵权,涉外环境侵权具有跨国性、主体地位不对等以及涉及广泛的公共利益等特殊性,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适用规则予以规制。在比较法层面,《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欧盟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为我国的规则设计提供了借鉴。现代国际私法的价值目标兼顾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在确保适用结果确定性的基础上,追求判决结果的实体正义。故此,涉外环境侵权法律适用应当基于受害人利益保护原则,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并赋予受害人选择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的权利;又基于侵权的私法属性,应当允许当事人协商一致选择准据法,并对此种意思自治进行必要的限制。总之,涉外环境侵权应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但受害人选择适用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的除外;当事人事后合意明示选择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或法院地法律的,按照其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