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合作社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

本文在探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两种理论观点之争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系统考察了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加入合作社能够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经测算,当前中国家庭农场最优经营规模为188亩,因而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仍有扩大的空间。其次,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存在异质性,收入水平高、社会资本水平低和自有机械化水平低的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更明显。再次,加入合作社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主要来自内部服务获取机制和外部资源获取机制,且合作社所提供的销售服务和金融支持对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扩大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最后,耕地细碎化程度负向调节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的规模扩大效应,耕地细碎化不利于加入合作社的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本文的研究为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其与合作社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路径之争:土地规模还是服务规模

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但国内在其路径选择上长期存在着服务经营规模和土地经营规模的分歧。基于实际投入视角和1990—2018年我国粮食投入产出时间序列,运用生产函数和现金成本收益比实证分析我国粮食生产规模的适度性及两种路径的关系。结果表明:相对于当前的农业生产条件,我国现实的粮食生产规模基本上是适度的;服务规模与土地规模两种路径在实践中并存共生、相辅相成,并不相互排斥;两种路径的共生性具体表现为时间上并存及空间上互补,其形成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要素的时空错配。这些发现的政策意义在于:要从平等互补的视角制定和完善相关促进政策,即对所有可能的实现路径实行普惠性政策,以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形成和层次提高;同时,应对不同禀赋的微观主体实行差异化政策,以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组合,尽快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能力。

基于双重目标的东北粮食主产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

研究目的:确定以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双重目标的土地适度经营规模。研究方法:Translog生产函数。研究结果:(1)研究区粮食作物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2)研究区土地细碎化程度和土地流转现状情况对玉米和大豆的生产不利,土地转入规模不合理及转入成本过高是土地流转产生不利影响的重要原因;(3)当玉米、水稻和大豆的达到本文确定的适度经营规模,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二者并行不悖。研究结论:构建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降低土地转入成本,是促进研究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规模的影响——基于2004—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促进效应与抑制效应视角,构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规模影响的理论框架,运用随机变系数模型测算粮食主产区2004—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规模的影响方向与程度,并通过引入时间与农机购置补贴的交互项,进一步讨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规模的影响效率随时间的变化。研究发现: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规模的影响在整体上是正向的,2004—2017年间对农机作业服务收入增量的贡献率为36.28%;但年度边际影响是逐渐下降的,农机购置补贴存量每增加100元/hm^2,农机作业服务收入增量从2004年的149.57元/hm^2减少到2017年的13.42元/hm^2;在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中,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作业服务市场规模呈现负向影响。

中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按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认识逻辑,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怎么样”的四个角度出发,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讨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内涵及不同解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性、实现途径、具体模式及效果评估,提出未来应着重完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机制探究,丰富定量测度研究,更新分析数据。

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问题研究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路径之一,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才是主要路径,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点睛之笔"。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将大量分散的小规模兼业农户纳入发达的农业分工协作网络,有效规避产权不清对土地流转的制约,实现服务链接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规模经营: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策略与空间

基于大国小农的国情,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然以农户为本位,农户采取何种策略实现农业经营的现代化是重要的实践问题。基于中西部一个农业型村庄的个案考察,发现农户提高生产要素投入的市场化程度、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融入现代农业的一条渐进式路径,核心在于通过家庭策略保持与经营能力相匹配的适度规模。农户的家庭资本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市场风险承担能力共同决定其经营能力并影响“适度规模”的大小。同时,在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外流,促进内生型土地流转市场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生成,有助于扩大留村农户的经营规模。未来国家应当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释放农户扩大再生产的市场空间,建立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稳定机制,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法治保障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基本国情农情之下,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和服务的规模化经营均有其适用空间。土地规模经营的法律技术工具,可以是“三权分置”之下的土地经营权流转,也可以是“两权分离”之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或者互换;两者均得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并符合“适度”的标准。服务规模经营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要形式,其展开依据是承包农户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之间的合同,但服务合同的达成尚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与协调。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是粮食主产区政策的首要目标。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文章意在评估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基于199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预评估,本文发现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增长均显著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1)粮食主产区政策能够促进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保障粮食生产安全。2)粮食主产区政策在北方粮食主产区更显著;粮食单产分位点越高,粮食主产区政策的效果越弱。3)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路径。4)非粮食主产区的“非粮化”问题会抵消粮食主产区政策的部分效果。据此,建议保持粮食主产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因地制宜完善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支持政策;鼓励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对非粮食主产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关注度。

农业生产托管:农业服务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

我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机械化和规模化的新时代,探索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适度规模经营路径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从实践看,发展规模经营有两条路径,一是土地规模经营,在这一模式下,由于土地流转费较高和因各种因素导致的土地流转期限不稳定,对于粮食等低附加值大宗农产品会形成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远期风险;二是服务规模经营,在实践中服务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是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展的结果,这种模式能显著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相比较而言能够避免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风险,应当予以重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