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现代性与冥想科学

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界以及现代性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对佛教的重构,寻求更符合理性、科学、新型的宗教性心灵。这种主张佛学与科学相互融合的风潮亦影响当今的佛学界,尤其是西方的佛学界,使得冥想科学(即佛教的灵修实践与现代神经学、认知科学的结合)在西方成为跨学科、跨文化之显学。从佛教的知识论及逻辑论证的传统框架,论述佛教意识、心智、灵性等思想与现代科学的碰撞:尽管佛教与科学具有相吻合之处,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论上,佛教都不能简约为科学;宗教和科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我们在尊重科学的同时,不能忽略宗教以及宗教体验独有的特质。

从萨迦寺、仁钦岗寺与周围社区互动关系看藏传佛教信仰的现代转换

宗教的现代转换是一种世界性趋势,藏传佛教亦然。文章根据对西藏日喀则地区萨迦县萨迦寺、仁钦岗寺与周围社区互动关系的调查研究,认为藏传佛教信仰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藏区社会的现代化推动了藏传佛教的现代转换,藏传佛教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了藏传佛教的现代转换,主要表现在宗教行为功利化、宗教生活现代化、宗教观念淡化、宗教信仰理性化等方面。

胡适禅学研究的文化向度

胡适曾明确指出自己的文化观是"充分世界化"并非"全盘西化"。其禅学研究的文化向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论上以西学检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并强调两者的相通性;二是在禅学史料的搜集、选择上的世界化眼光和反传统倾向。胡适禅学研究的文化向度,使其禅学研究带有一定预设性,因此而饱受争议,但依然对之后的禅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对中国文化走向的关注是胡适禅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意识,所以从文化观视角来考察其禅学研究,有助于理解胡适反传统学术风格的成因。

近现代泰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

本文论述了近现代泰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 :一是佛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 ,日趋政治化 ;二是佛教教育逐渐现代化 ;三是佛教内部改革运动不断掀起 ,力求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

现代化视野中的藏族传统文化

藏族文化源远流长,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民族宗教特色。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曾充满活力,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文化融合能力。但在15世纪以后,随着宗教向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藏族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衰落。本文对藏族文化进行了反思,分析了这种文化的优缺点,认为应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积极寻求与现代化的结合。

生活化:当代艺术的走向与禅宗历史变迁的比较

当代艺术的发展和禅宗历史的发展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方式上,从传统的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实践;2.目标上,从永恒不变的形而上价值转向当下的感性体验;3.内容上,从对价值实体转向创作活动过程。当代艺术与禅宗生活化的历史意义是双重的:1.高扬了主体实践的历史本性;2.又因为其主观性而使这种发展往往变得平庸。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如何维护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如何保证艺术生活化的同时不至于庸俗化,如何使艺术在解放感性的同时还要触及人类真实的心灵世界,如何在自由创新的同时还要守护艺术的社会理想,将是当代艺术发展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现代藏传佛教系统初探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藏传佛教演变为现代藏传佛教。一方面,藏传佛教的外部系统已被瓦解,但它仍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力量;另一方面,现代藏传佛教的内部系统(包括信仰、修炼二类体系)得到了加强,使藏传佛教复归为一种以人生信仰与生命修炼为主的生命文化实践系统。考察现代藏传佛教系统,对认识现代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世界中的泰国佛教——一个人类学的视野

众所周知,佛教为泰国民族国家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时也是现代泰国社会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立足于人类学视野,认为泰国佛教是一个意涵丰富的文化体系。本文通过对泰国佛教观念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对佛教与泰民族国家、日常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相互关系的叙述与分析,阐述以"业"为实践核心的佛教如何渗透至泰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当中,并成为现代泰国国家社会重要的文化特质,以及泰民族持久的民族精神。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及其当代走向

"现代性"是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和学术解析方式。在历史上,中国佛教正是通过对"自身"的当下性进行一种现代性的超越而得以从历史走进现代的。也正是在这种当下性的超越中,中国佛教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元素。今天,"现代性"也是一种促进社会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型的话语力量。在其作用下,中国传统佛教的现代性走向面临着多重学术力量的挑战和压力。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正在促进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推动着中国佛教走向国际化。中国传统佛教也因之将最终完成其现代性的转型。

中国近代佛教的困境与变革

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政治上的失势,更重要的是佛教内部的腐败没落,近代中国佛教处于极为严峻的困境之中。为了振兴佛教,佛教界人士纷纷积极探寻和尝试佛教的变革之路。其中,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居士佛教和太虚领导的佛教革命最为瞩目,此二者,体现了正本清源和革故鼎新两大不同的佛教变革路向。对于近代中国佛教的变革,从佛教弘化的角度,可以概括为弘法主体二元化、弘法理念世间化、弘法方式多样化等三个方面的特色。近代中国佛教变革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佛教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现代建筑理念的佛教建筑发展初探——以龙海普照禅寺为例

当代佛教建筑多存在着一味复古、缺少特色与不适应现代佛教功能需求等问题。本文以龙海普照禅寺为例,试图对佛教建筑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认为当代佛寺建设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佛教现代化的背景下采取坚持现代建筑基本理念与坚持创新的设计策略。

林语堂论儒、释、道与中国文化

林语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世俗思想为主体、以道家的遁世与佛教的神学思想为补充构成的,即便在现代社会仍然富有活力。但是宋代的理学吸收了道家与佛教的某些消极思想之后,在某种程度上窒息了中国社会的活力,所以必须发扬孔孟时代活泼、健康的教育,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现代人间佛教及佛教传统再发明

现代人间佛教从一开始就有改革传统佛教积弊,适应现代社会文化需要的价值追求,因此很多人一直以来都习惯从传统佛教的对立面的角度来理解现代人间佛教。事实上,这样的理解角度对于人间佛教未必公允,也很难揭示人间佛教的根本实质及其价值意义。借助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所揭橥的哲学诠释学的“前见”思想及其为“传统”“正名”的哲学洞见,可以对20世纪以来现代人间佛教关于“传统”问题的真实态度和基本理念作出对照性的澄清和说明。可以认为,现代人间佛教关于传统理解的旨趣,正是在于突破古今封滞、打消新旧对立、化解传统与现代争执、实现传统与现代无间的智慧。现代人间佛教的这种“传统”智慧,不仅可以与现代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传统”见地相互对读,也可为消解西方哲学诠释学语境下传统与现代、理性与前见、主观与客观、特殊与普遍种种固有的内在紧张性,提供来自佛教思维的启迪。

媒介入寺与当代佛教传播——基于一座汉传佛寺的媒介人类学研究

以T寺为田野点,藉由人类学视角探视现代媒介进入这座汉传佛教寺院的具体过程和影响,发现寺院在面对现代媒介的问题上,交织着"取"与"舍"的双重态度,进而又曲折地作用于寺院生活图景的变迁。将这些现象置入跨文化传播的理路,则突显出释、俗两种文化在现今更为密切和多元的交往,以寺院为主体的佛教传播在当前特别表现出一种以适应"世俗化"为特征的实践过程。

现代性视域下的佛教生态智慧

全球性生态危机,极大地影响人们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造成生态危机甚嚣尘上大抵有四股思潮:忘却存在家园的"发展至上主义";迷失生命价值的"消费享乐主义";工具理性膨胀的"唯科学主义";僭越天人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佛教主要是作为一种调节世道人心的人间宗教,但其并不缺少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智慧。事实上佛教"净土论"可以对"发展至上主义"进行纠偏,使得发展朝着建设美好家园方向前进;"佛性论"可以对治"唯科学主义"对世界的祛魅;"解脱论"可以对"消费享乐主义"进行有效遏制,让人们明白生命真正价值之所在;"缘起论"有助于扭转"人类中心主义"的僭越,让人与自然关系处于调适状态。在现代性视域下,汲取佛教生态智慧有利于促进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净空“佛陀教育”思想初探

净空法师的佛陀教育思想是站在教内立场对于传统佛教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现代诠释,它对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型和当代的佛教复兴运动,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的意义。他首倡将佛教正名为“佛陀教育”,凸显传统佛教的文化教育内涵,同时又顺应时变,使佛教主动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从而使他的佛学思想既涵有传统的精神特质,又具有很大的适应性、融贯性的特色。净空佛陀教育思想是当代佛学发展和佛教现代化思潮的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在佛教中的角色特征

中国近代百余年间,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传统儒学发生崩溃而佛教乘间复兴并在知识精英层中流行。知识精英在佛教中扮演了三种角色:寺僧是职业宗教家,他们重在卫教,为近代佛教变革转型、回应西方文化挑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居士即世俗信仰者,他们注重出世与入世的折衷与调和以及崇尚净土,禅净双修,以释、儒兼取或扬释抑儒的形式解放思想,完成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过渡;学者佛学发源于龚自珍晚年对天台宗的研究,其贡献在于加深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比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汇。

韩国佛教中的带妻僧问题与佛教净化运动

近代韩国佛教在追求社会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向日本学习,输入带妻食肉风俗,带妻僧数量逐渐增多,导致佛教界内部出现带妻僧与比丘僧的对立。这种对立与日帝推行的寺刹令体制紧密相关,因此解放后虽然比丘僧方面仍以佛教大众化为目标,却将占据主导地位的带妻僧视为守旧僧侣,甚至归为亲日佛教的残渣余孽,在李承晚政权支持下开展了佛教净化运动。虽然比丘僧方面通过净化运动掌握了宗权,接管了大部分寺刹,但是也导致佛教内部纠纷升级,最后发生分宗事件,佛教的社会地位也大受影响。

居士佛教的近代转型及其社会学意义——以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为例

居士佛教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发起者与主力军。相对于传统居士佛教,近代居士佛教在其核心成员构成、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均已产生了明显的转型。就近代居士佛教的核心群体来看,大量的新兴工商业者与新型知识分子对佛教产生兴趣,他们分别以居士、学者、思想家,甚至革命家的身份进行佛学研究与佛教信仰实践,并将佛教带向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就组织形态与社会功能来看,近代居士佛教已经摆脱了依赖寺院并由僧人主导的传统组织形态,开始建立起独立于僧团之外的自身组织形式,并开始参与讲经说法、皈戒修持、研究传播,以及广泛地开展各种形态的社会慈善事业。因此,抛开单纯的观念史与佛学义理研读,从社会学视域中去审视近代居士佛教的组织形态、核心成员结构及其社会功能之变,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近代居士佛教发展的全貌,亦可藉此透视近代居士佛教转型背后的深层社会背景,并由此加深理解近代佛学思想的"形上义理"与"形下社会实态"之间的交互影响。

我国古代佛教与近代佛教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与近代佛教在理论初衷、哲学底蕴和社会功效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勾勒了佛教递嬗的轨迹,也反映了佛教随时俱化的品格。这是佛教在近代复兴的真正秘密,也为思想、文化永葆青春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