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开放包容著称于世。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处理好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改革和转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良法善治彰显了中华民族建构法治秩序的理性态度。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司法审判中具有价值引导功能,优秀传统礼仪文化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行为规范作用,建成法治国家则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价值目标。这就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在“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谱写中华文明新华章。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塑造与中国传统法文化——以荀子治国理政学说及其当代价值为例

要使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传统优秀法文化相结合。作为汉代以降两千年传统中国主流政治哲学的核心内涵,荀子的治国理政学说所包含的“大一统国家观”、仁政和民本主义观、隆礼重法的国家治理方略观、“化性起伪”的人性论与人本价值观、刚直不阿且行法至坚的劲士精神,对于当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的塑造具有重要启示性价值。荀子治国理政学说当代价值的生成,必须与时俱进地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括从礼所建构的传统等差秩序转换为现代法治塑造的平等秩序,从民本观念转换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从君主制礼(宪)转换为民主立宪,从而寻求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塑造与荀子治国理政学说中优秀文化元素的契合,彰显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特色和强劲生命力。

当代中国司法公平正义的理论表达和实现机制

司法公平正义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大体来看,它经历了从实质正义到形式正义、再到最终确立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发展演变历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接受公平正义的中国语境诘问,并不断进行纠偏、试错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因而这个过程也是坚守公平正义、先立后破,立足实践不断从“薄”到“厚”蜕变的过程,更是推动“两个结合”“两创”互融共进、重塑中国语境的过程。要实现这种从每个案件中感受到的公平正义,离不开完善的司法基本制度、司法改革的动态调试、以移情感受力与领悟能力为核心的审判能力现代化、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以及法律监督对个案正义的推动。只有这些制度联动耦合起来,形成该当的制度合力,期待中的司法公平正义才能真正得到实现。新时期中国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篇章正在被重新书写,情感叙事应当是公正司法以及中国法律话语该当的组成部分。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命题和新路径

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大重要环节。对乡村法规政策和现实情况进行梳理,厘清进入“后乡土社会”的乡村地区在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思考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新使命、新内涵和新场景,并提出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应在“乡政村治”的既有治理体系格局下加强关键领域立法,完善乡村法律制度体系,突出党领导下乡村居民治理主体地位,构建智慧治理机制,加强乡村地区司法保障,完善乡村地区法律服务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与共同富裕总体目标。

中国传统法文化嬗变及其近代转型——媒介变迁视角考证分析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嬗变及近代转型均离不开媒介的变迁。口语文化、文字文化以及印刷媒介的变迁史,引导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本载体的发展史,促进了法律的规制效率及法文化的空间传播。在媒介变迁视角下分析法文化的嬗变,其分期可以概括为:口语文化引导下的“礼乐政刑”发轫时期、文字文化引导下的周秦转型时期、口语和文字文化相结合的法文化渐进时期、手抄法律文本转为印刷法律文本的法文化传播发展时期、媒介技术变革影响下的近代法律转型时期。正是透过文字载体形式以及媒介技术的变迁,促进了口语文化秩序向文字文化秩序的转变以及法律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秩序转变。

新型现代法院建筑设计研究——以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审判法庭综合大楼设计为例

以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审判法庭综合大楼项目为例,深入研究法院设计的发展方向以及创新思路。法院建筑虽发展较晚,但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加深,新型现代法院建筑设计应注重人性化、公共形象和后期改造等方面的考虑。通过合理的设计,可以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展示法治的精神,确保安全和保密,为司法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中国传统法制的特点及其现代转型的困境

中国传统法制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如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以人为本、明德慎刑;法尚公平、重刑轻民;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权利等差、义务本位。传统法制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些困境,如权尊于法,不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重刑轻民,不能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义务本位,与现代法治的权利本位观念不符。分析并解决传统法制所面临的现代困境,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华法系文化要素的发掘与发展

以中华法系文化要素为代表的传统法治文化,历经上千年流变,仍然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对当今法治建设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要挖掘优秀的传统法治文化。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后,要格外关注既有法律制度得以存活的文化土壤和生存环境,使其能够达到立法预期。吸收外来法治理念和制度时,要关注它们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避免法律不能落地存活。近现代法治实践的历史表明,绝不能仅仅对传统的中华法系文化要素进行非此即彼的机械式处理,而应在全面把握其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传统法治文化经积累、传承与再生产,被不断地提炼和更新,可以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资源。为此,需要挖掘传统中华法系文化要素,赋予其时代内涵,为我所用。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对现代化的中国法律制度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为实现依法治国,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思想观念和法律制度两方面入手进行现代化改造,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

解读中国法律文化的转型和冲突

对应社会经济的转型,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必须向现代化转型。从更新制度开始的转型引发了法律文化内部结构的冲突,现代法律制度与落后法律观念的冲突是转型的直接结果,随之而来的先进法律观念与滞后法律制度的冲突同时又在推进着转型。

社会转型中的律师角色:民国北洋时期律师的法律权能

在清末以降的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民国律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国的法律、社会期待以及律师的自我认同都将律师作为保障人权、维护正义的"在野法曹"。从法律权能视角来看,身份价值、自治组织、社会资本、经济基础构成了律师参与社会转型的条件。诉诸司法程序、开展社会运动、运用政治联系、参与国家体制构成了律师释放和运用法律权能的方式,使之在法律、政治和社会机制中影响社会转型的议程。民国律师的案例证明,律师不仅可以是法律和既定秩序的遵守者、维护者,也可以是法律和秩序的改革者、倡导者。这为我们理解律师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与角色,提供了历史的镜鉴。

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转型的背景性基源发掘探究

以一种多元的视角审视本土历史与现实境遇,在深入发掘法治"孝公难题"的现代解答吁求、法治建设内卷化祛离及化约公民"伪违法"悖论的多重背景下,交叠证成了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转型的急迫性,清理了法治建设的思路障碍,以期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转型提供坚固的正当性前设。

国家转型进程中法治文明之脉络

学理意义上,"中国梦"理念折射了一种期待,可以称之为国家期待、民族期待。国家转型是一种国家期待,是实现"中国梦"的整体性路径,实际上也意味着大国崛起的过程。宏观价值导向上,必须重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法治现代化推进的重要意义。微观实践脉络上,必须重视国家能力的培养、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合法性危机的克服。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强调法治在国家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转型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历史实践表明,外来文化只有与传统结合才能产生生命力,而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也恰在于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中国现代法治必将在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新和传承中不断发展、完善。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现代化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法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现代化问题。从分析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形态及其特征入手,借用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的分析进路,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性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在向现代型法律的转化过程中不能忽视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对待其转型的态度。

传统权利的去精神化境遇:民国坟产纠纷的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

传统中国法律对坟产不同于其他财产的精神性权益给予了特殊保护。在以西方法律为移植对象的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法律中的坟产规范开始了“去精神化”转变,逐渐向一般财产趋同。不过在民国时期基层坟产纠纷中,地方民众仍主要诉求坟产的精神性权益。这一立法与社会的脱离在司法运行中表现出来的,是代表西方法律观念的司法官与承袭传统文化习俗的当事人之间的司法预期不同。由于基层民众仍秉持着对坟产的精神性权益诉求,法律上的中西文化冲突就转为中央立法与地方司法的冲突,在司法过程中表现为司法官与当事人的价值冲突。

近代中国法律转型问题浅论

近代中国法律转型的发展道路是外注式而非内发式的发展,国际法在其中起到了打开中国古代法体系缺口的作用。法律转型必须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法的引入最主要的是法的体系和精神理念的引入,法律转型中要正确处理好法的移植与继承的关系。

探寻中华法理思想之源——“中国古代经典中的法理”研讨会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第17次例会述评

法理研究需要回归本源。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国古代经典是法理的重要载体,是法理思想的源头活水。中华文明传统孕育出了独具东方特色的法理学述传统。“理”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所在,“法理”是古代法学的基石范畴,是中华法律文明具有自主性和独创性的理论概念。古代法理在思想典籍、立法文献、司法判决乃至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中都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古代法理思想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智识资源,是构建中国特色治理之道的民族基因,是现代法治的营养资源,而非消极阻碍。只有把“不忘本来”和“吸收外来”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法学研究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戊戌前后知识分子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在戊戌前后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东渐实质上是一个近代中西政治法律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思想启蒙的过程。在“西法东渐”过程中,戊戌前后处于转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推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