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化中国”的命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诸如“三个意义世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以及“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等命题。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而且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从新儒家角度提供了一家之言。尽管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证富有创意,但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仍留有广阔的思考空间,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新儒家在新世纪的文化诉求提供了样本。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京派作家乡土文本的审美内核

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的乡土文本,包含了以下审美层面:人对世界和生命的原初体验、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明的根源性的文化记忆、对"经典中国"的审美想象以及人性理想、生命理想和存在思考,寄托了他们对中华文明主体性价值和自我生命存在的审美观照,是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创造。他们的乡土写作既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精神,也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是中国现代作家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寻根之旅。他们在乡土文学的多元价值中不是主流,却具有"关键少数"的意义。

政治文化和民主的本土基础——中国现代思想家的一些思路

政治文化涉及“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范畴;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双重要求。在如何培育民主的政治文化、加强民主的本土基础方面,包括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内的不少中国现代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路为我们今天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启发。

甲午战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西方宗教文化观论析

在甲午战前的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宗教文化进行了考察并将之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对两者的差异和联系进行了初步探究。时代的认识局限使他们无法从科学的角度加以客观审视,加上民族主义因素的作用,使他们虽然对西方宗教文化的某些方面给予肯定,但主要的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和道德角度对西方宗教文化进行审视,进而从总体上持否定态度。

变与不变之间:近代知识分子文化转型考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近代中国文化从"单核心"——儒家文化"一家独大"的形态,发展成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争夺核心和主导地位的纷争局面。半个多世纪,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寻求平衡点和融合点,在推进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后,自身也实现角色的进化,完成从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知识分子的转型与近代文化转型紧密相连,二者交相辉映,造就近代文化转型的基本"节拍"。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介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糅合与创新中,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样本。

走向新现代建筑

在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当今之世,时代建筑正由经典现代建筑走向生态化、智能化和建筑文化多元化的新现代建筑。我们应关注新现代建筑的中国效应,积极创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世界竞争力的中国式新现代建筑。

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世界

命理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深广。西方近代科学输入以前,以受儒家文化影响为主的传统读书人,对占卜、堪舆之类命理文化,绝对相信的不多,绝对排斥的也少。曾国藩、冯桂芬、董文涣、李文田等均在不同程度有所相信,有些人还会自己起卦占卜、相面、看风水。命理文化也对大自国家政治决策、小至个人日常活动产生大小不同的影响。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以后,对传统命理文化产生一定冲击,但命理文化与科学主义平行发展,领地依然相当宽广。深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的一批学者,如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严复、穆藕初、吴宓、沈有鼎等人,都在命理文化方面有颇为丰富的实践,为命理文化保留一定空间的学者更多,如钱穆、陈寅恪等。实证科学所能笼罩的区域,永远小于人类所能感知的自然、社会与精神世界的浩渺天地。实证科学所不能解决的各种问题,都有可能向命理文化敞开大门。这是近代读书人命理世界一直那么繁盛的根本原因。

中国现代转型与费孝通的思想世界

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实现有机接榫和富有张力的平衡是费孝通终身关切且致力回答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费孝通从城乡关系、中西关系和族群关系三个维度对中国现代性进行探寻和质询,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在费孝通去世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巨变,其思想遗产亦随时势之变得以继承和激活。本文通过对2005-2017年费孝通研究相关文献的梳理,在总结和把握费孝通研究新进展和新趋向的同时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一定程度地实现对费孝通思想世界的勾勒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