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渊源、内涵特征与比较优势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历经百年奋斗深刻形塑的社会主义文明最新范式,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渊源,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文明发展路径,致力于促进文明间交流互鉴,有着替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与西方文明形态相比,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步性在于史观视野层面大历史观提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超越;价值立场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发展演进提供的现实出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结构样态层面五大文明并联式协调发展共同推动的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对西方各文明要素串联式发展的超越;以及政党关系层面合作型政党关系呈现的独特价值与增量贡献对竞争型政党关系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生产力则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体系。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高级形态,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当前,应从劳动者队伍的建设、新型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塑造三个途径出发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发展新动能,助力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为诗一辩:基于认识论视角下的中国现代诗歌历史观

西方认识论历史上发生过三次颇具影响的“为诗一辩”行动,三次行动均涉及诗歌的社会功用,也不同程度地阐释了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为诗一辩”的行动并未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史诗一家”的文化传统,诗歌与历史的关系结合十分紧密,而且诗歌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很高的地位,无须为诗进行辩护。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进程十分曲折而多变,其中蕴含着现代诗歌与历史关系的探讨,中国现代诗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孔。20世纪20年代现代诗歌的发生期,郭沫若和李金发对于西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的模仿分别采用了融入现代科技元素和借鉴西方深层心理机制探索的方式,拉开了中国现代诗歌认识论的帷幕。三十年代以卞之琳为代表的将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诗歌相结合的“化古”与“化欧”的中西比较思维将认识论进一步推进。四十年代穆旦和冯至分别从潜意识与佛家认识论,以及身体美学和深层审美心理结合方式将现代诗歌认识论推到全新高度。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已经意识到现代诗歌历史观的重要性,陈超和耿占春分别提出了“个人化-历史修辞”和“别样的写作”当代诗学批评路径,二人分别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为当代诗歌批评探索出切合实际的当代诗学历史观。如何分辨和界定现代诗歌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呼之欲出,随着当代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之间的割裂状态的加深以及诗学认识论的提升,“为诗一辩”的必要性已经凸显出来。随着现代诗歌的发展,有效引进现象学中的“意向性”概念,通过对“我思”和“反思”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机制研究可以拓展现代诗歌在历史观方面的认识论研究路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基于“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哲学审视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成果。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不能仅从知性-理论逻辑来揭示,更需要从历史逻辑揭示其辩证的演进路径。即回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端的源头——古今中西之争,然后“还原”这一文明现代发展的历史内在逻辑,从而站在人类“世界历史”的高度评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这就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哲学审视,也是当前亟待推进的。其一,从历史逻辑的起点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逻辑起点并非文明内在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在“古今中西之争”双重辩证逻辑中展开的。即一方面要从民族历史走进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要走出“东方从属西方”的世界历史,这就是“第二个结合”发生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其二,从普遍性“世界历史”的辩证演进来看,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结合在一起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历史中巩固了其自身主体性,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三,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作为轴心文明时代世界三大文明形态之一的中华文明,在经历了辩证发展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之后,最终也将在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上展现典范性价值。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视域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历史叙事指出中华文明四个方面的文明内涵特质:文明的生成与价值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与立足点,文明的演进与变革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思想的演进,文明的现实结构与发展基础依赖于自然界与人的共价结合,文明的发展范式与未来指向则诉诸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样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内涵特质与优秀传统,凝结了中国共产党对文明演进规律、中华文明历史方位的文明哲思和深刻洞见。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视域中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助于厘清其创生源泉、运行机理、结构体系、互嵌关系、价值观念。

OBE理念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育人的优化策略

OBE教育理念作为一种以成果为导向的先进教育理念,对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育人的改革探索,认为OBE理念下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育人目标应从学生期待、学校要求、社会需求出发,解决好教学方式与学生期待、教学评价与课程育人目标、教学理念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从撰写以OBE理念为导向的教学设计、采取多元化的授课模式、运用多样性的教学方法、确立多角度的教学评价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优化,切实提升思政课实效性。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审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能够获得一种超越传统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以及超越“刺激—反应论”“传统/现代二元论”“帝国主义论”等既有解释模式的新阐释视角,而且可以深刻揭示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科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动和推进路径。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动可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创造”、新中国成立后的“奠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提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等历时态梳理得到精进把握,其推进路径则可经由学术论断层面的“宏大历史叙事”得以结构性测度。

经济哲学视角下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生成

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过程的钥匙。从经济哲学的研究视角切入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可以发现,政治经济学的介入和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入是其市民社会理论生成的关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只能称之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相关问题的思考,不能称其为成熟的市民社会理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成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不仅为马克思撰写《资本论》、表征资本主义灭亡逻辑做好了理论准备,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建设逻辑提供了理论资源,而且还能为推进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理论价值。

历史、具体、现实:当代中国人权观的三重建构逻辑

有什么样的人权观,就有什么样的人权实践,人权观对人权实践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这一重要论断,反映了当代中国对人权的基本价值认知,并由此建构起当代中国人权观的三重思维逻辑。人权是历史的,反映了人权的发展观;人权是具体的,反映了人权的人民观;人权是现实的,反映了人权的国情观,三者共同构筑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核心要义。当代中国人权观,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建构起的具有自主性、创新性、时代性的人权主张和人权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科学的人权哲学和人权实践方法论,丰富和发展了人类人权文明理论。

基于大历史观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国现代化之路”历史曲折及实践经验

用“大历史观”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有助于放宽历史视野将近现代中国所遭遇的深重危机和生存困境溯源至明清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意识形态,有助于讲清楚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曲折、实践经验和未来发展,也有助于青年大学生深化对中国近现代史重大主题、历史任务和“四个选择”问题的全面理解与认识。

我们应该怎样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

我们认为有必要为真正的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来一次思想观念和方法的清理与正名。我们倡扬在冷峻、客观、平静的历史叙述中 ,去追求人性化评判的最大值 ;反对“混合主义”、“新左派”和“后现代”的治史态度 ,反对庸俗的技术主义。在文学史的分期上既不硬套政治文件的结论 ,也不忽视政治变迁对文学的制约 ;应尽量在历史的叙述中穿插对同时期世界先进文学的概括性叙写 ,以求获取更广阔的视阈和更有效的发言权 ;对一系列的关键词重新清理和厘定。我们将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统一纳入评述视野 ,从文化、语言、民族等角度综合考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

论中国梦的“大同”文化根基

求"大同"一直是国人的中国梦。"大同"理想的精神内涵包括:"大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政治与道德理想;"大同"是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价值理念;"大同"思想是追求安身立命、传承文明、万世太平的民族精神。中国梦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实质在于:中国梦是富裕梦、强国梦;中国梦是公平梦、和谐梦、幸福梦;中国梦是文化梦、道德梦;中国梦是和平梦、世界梦。中国先哲的"大同"理想确实是中国梦的文化根基,其价值追求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中国梦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大同理想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大同理念的推广对推动中国梦实现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大同理念可以提升全民对中国梦的价值共识和凝聚力;第二,大同理念的提倡有益于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第三,大同理念的提倡,有益于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文明水准,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第四,大同理想有助于塑造中国梦的协和万邦、和谐世界的和平主义国际形象。

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随着社会结构变化而转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哲学的兴起,知识分子、性别等问题研究的展开,挑战了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当前,中国学术界开展新一轮的唯物史观研究,就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和学术挑战的一种回应。就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学术发展的路向而言,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转换的主要方向是:变革已有的技术理性的研究范式,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要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哲学必须开展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以文化活动为中心的认识模型来改造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实现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历史决定论:历史的考察和现状的分析

历史运动的规律性、目的性和选择性及其关系 ,历来是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心和争论的焦点 ,而问题的实质仍是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从历史上看 ,历史决定论在近代历史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 ,而反历史决定论观念则是现代历史哲学中的主导思潮 ;就逻辑而言 ,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问题体现为如何把握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 ,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 ,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关系 ,历史本身的客观性与历史认识的主观性、相对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历史决定论与反历史决定论的论战是 2 0世纪哲学研究中最困难、最有争议同时又最富有内容的问题之一。因此 ,弄清这一问题的由来 ,把握这一问题的现状及其问题之所在 。

中国共产党哲学基础的探索与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对哲学有着不同的看法,进而以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根据,再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史观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由此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创立“实践论”哲学体系,使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基础。

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于这一断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既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加以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形态的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问题的内容。本文选择后一学术理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框架下的书写方式、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历史分期,阐明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中国哲学史书写的一个较佳选择

无论从哲学的普遍性还是哲学的特殊性出发,中国都有哲学,这就产生了一个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问题。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有一个发展过程,20世纪上半叶才有了自觉形态的不同书写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哲学史书写的唯一参照,人们接受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中国哲学史变成了两个对子斗争的历史。1980年代以后,开发螺旋结构颇为时髦。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当下还是"乱花迷眼",但"海阔天空各自飞"的多元化态势不可逆转。在多维度的书写方式中,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应该是较佳选择。在这方面,杜维明对儒学的研究和表达可能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从一定意义上说,视域决定了原典的意义,以现代视域研究传统原典符合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

冯契哲学的双重身份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冯契先生是一位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哲学家。由于这一身份,冯契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领域作出了卓著的理论贡献。这一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以一般性与个别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为方法,阐发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形式,彰显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独特风貌;其二,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揭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从而证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中国历史变革和思想变革的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当然,它也必然随着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而生长出新的哲学形态。冯契先生的这一成果是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宝贵思想资源,对于我们重建引领当代中国社会健康持久发展的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和认识论的成就与局限

“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又要能够把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 ,中国近代哲学的争论集中于历史观与认识论两个领域 ,并且表现出两大领域走向一致的趋势。虽然 ,中国近代哲学自身没有社会实践观 ,因而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 ,但其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做了理论准备。

《中国哲学史》教学与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中国哲学史》蕴涵丰富的有关荣辱观的内容,可以为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资源。在教学中渗透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途径主要有:通过评述古代哲人的荣辱观,培养大学生的知耻之心;通过讲授古代哲人的忧国情怀,渗透以忧国爱民为荣的观念;通过分析儒家的仁学思想、墨家的"兼爱"原则、佛家的慈悲精神,渗透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观念;通过分析儒家的义利之辨,渗透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观念;通过挖掘儒家、道家、墨家的"俭"的思想,渗透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