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变局下的徽商——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口徽州钱商为中心

为顺应近代大变局,徽州典商迅速向钱商转型,并在近代汉口钱业中处于优势地位,充分展现了徽商与时俱进的品格和从明清到近代商业发展之延续性,也表明近代以后徽商并未彻底衰落。为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钱业危机,汉口徽商充分利用钱帮公所、钱业汇划所、钱业公会、钱业公栈、钱业公库、金融调剂委员会等组织,从而进入到组织化发展阶段。徽商的组织化发展,既是其近代转型的基本路径,也是近代大变局下商人群体在既有的稳定性和安全感被打碎之后尝试重构的一种几乎本能反应。在巨大的社会危机下,近代商人群体只能被时代裹挟着前进,走被动转型之路。业缘组织的发展虽然有效提升了徽商应对近代危机、推动商业进步的能力,但也无法完全取代地缘组织。近代商人群体的力量远非我们想象的强大,对其社会地位不宜作过高估计,他们对政治的依附性依然很强。

集聚与输出:近代徽州的蜜枣业

近代蜜枣加工业兴起于徽州。徽州所属歙县富产山枣,可惜生食之口感不佳,于是该县武阳村人经过长期试验,在明末清初时期研制出金丝琥珀蜜枣,后经不断改进工艺,于咸同年间前往邻近的水陆交通便利的深渡开办蜜枣加工厂,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为歙县带来新的经济创收。清末,随着蜜枣加工技术外传,旅外徽商遂将资本、技术、枣工和品牌一并输出,先后在宣城和兰溪、苏州等地形成蜜枣加工产业集聚,变产品输出为产业输出。不同于徽商传统的商品贩运和资本运作,这是一种新的产业经济模式。

承继与变革: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近代转型的历史考察

近代以来上海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社会秩序难以为继,迫使社会群体做出必要的回应,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徽州茶商在上海的活动因徽茶出口而兴,形成了服务出口兼内销的经营特点。容身于急速发展变迁中的上海社会,徽州茶商开始逐渐从传统延续的经营模式向近代经营模式转变,转变的同时传统因素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与近代因素交互为用成就了徽州茶商。上海茶叶市场上颇具规模的徽州茶商的继续发展,印证了这次转变的成效。

近代徽商衰落及身份界定问题再审视——兼论近代徽商研究的出路

近代以后,徽商兴起与发展的内外动因依然存在,数量仍然十分庞大,故认为近代徽商彻底衰落甚至“几乎完全退出商业舞台”的观点应予以修正。在研究近代徽商时,一是必须将寄籍他乡但仍对徽州保持较强认同感并有密切联系的徽州商人视为徽商;二是必须注意到近代徽商依然“商成帮”的历史史实;三是必须正视近代徽商总体实力及其在中国商界的地位相较于明清徽商确实有了较大幅度下降的客观事实。近代徽商研究的不足,既有学界重视不够的主观因素,也有资料缺乏的客观因素。随着近代徽商资料的不断丰富和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不断运用,特别是新的重要问题的提出,以及学界的日益重视,可以预期近代徽商研究必将快速发展,也必将推动徽商研究再出发。

古徽商经营理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

古徽商的经营理念和经营体制给现代经济生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通过对徽商的发展过程、经营原则、经营方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认为古徽商商业运营的理念和在商号管理、商号运营中所蕴藏的传统商业文化,反映出几百年来徽州人打破地域限制到全国各地去经商的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其公平守信的经商原则、以义取利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民间商会组织的强大功能等,为现代中国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汲取的宝贵经验。

论明清徽商的商业伦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从现代企业中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出发,将明清徽商利益相关者分为封建政治势力、宗族社区、合作伙伴、顾客、内部员工五个方面。文章认为,徽商成功的经验之一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他们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考虑提升了社会资本,促进了其经营绩效。文章同时指出,受时代限制,明清徽商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文章呼吁现代企业家应该通过建设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在经营中应该更关注现代利益相关者。

近代徽商“解体”辨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徽州外出经商的风气更加浓厚,经商人口所占比例很高,形成了庞大的商人网络,并出现了向近代转型的趋势。无论是徽州本土、徽商经营地、徽商本身还是建国后的人民政府,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因此,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商业舞台"的结论值得商榷。

《申报》中近代徽州商人负面形象及解读

学界对明清徽商的研究很深入,但对近代关注不多。《申报》对近代徽商的形象多有报道,学界利用很少。文章对《申报》中关于徽商的报道作仔细检阅,指出《申报》对徽商负面形象的报道主要包括徽商诚信之缺失,徽商娶妾、烟赌问题的严重等。徽商负面形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文本载体特点、经营艰难、唯利是图风气、热衷奢侈性消费及徽州本地陋俗等因素。

明清时期徽商的儒学精神及其现代性探析——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

宋元以来,徽州地区科第蝉联、人文荟萃、地域文化独特,被誉为"东南邹鲁"和"文献之邦"。徽商自明朝中叶至清末数百年间活跃于全国商界,其独特的儒学精神影响较大。通过对明清时期徽商的儒学思想进行探究,对了解当时社会文化及经济状况提供帮助。徽商的儒学思想对当今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中将时间界定在明清两代,空间限定在徽州的"一府六县",①**以徽商为研究对象,从"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对他们的儒学精神进行探讨。

徽商老字号文化对现代企业形象设计的启示

通过对徽商老字号品牌文化进行阐述,来说明徽商老字号有很多优良传统,同时就徽商老字号品牌文化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形象设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目的在于使徽商老字号文化精髓能够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以期为中国的现代企业形象设计走向国际化提供借鉴。

徽商经营理念及其对大学生创业的价值

徽商经营理念主要包括融合协同、开拓创新、诚信为本、寓儒于商等优秀品质。徽商在明清商界取得令他商艳羡的成就,其诚信经营等经营之道功不可没。今天,这些宝贵的经营理念仍然以其独特魅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焕发生机,并对当代大学生创业者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近代徽商土布经营实态研究——以祥泰布号为中心的考察

祥泰布号以小本经营起家,依据土布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棉布收购、加工和销售等经营策略,逐步发展成为清末民初上海地区土布经营行业规模最大的商号。在进口洋布和国产机制布的冲击下,经营了70多年的祥泰布号最终歇业。祥泰布号兴盛、衰落的过程,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近代土布市场的变迁。

论徽州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徽州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有鲜明特点和重要影响的文化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徽州文化对新文学先驱者及现代新文学发轫期的影响;徽派朴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渊源;徽商在徽州文化和白话文推广中的作用;徽州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的浸润。徽州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体现了文化阐释与文学新变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旅汉皖南同乡团体的近代经营与社会主义改造

同乡团体是传统商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以来,以徽商为主体的皖南商人麇集于武汉三镇,太平天国战后并未衰微,皖南同乡团体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本文基于对调查报告的回溯式分析,考察新安六邑同乡会等同乡团体的经营、管理,及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细节,从侧面梳理近代皖南商帮的变迁与解体过程。

近代旅沪徽商及其群体探析

近代以降,大部分徽州商人顺应形势发展,先后把经营中心转移到上海,成为活跃在近代上海社会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商帮,是旅居上海的安徽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文献表明,他们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与传统的徽商群体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区别。同时,徽州商人非但没有退出中国商业的历史舞台,反而汲取了近代城市社会的新鲜血液,向新的历史时期进行转型,成为近代上海城市工商业中的一支劲旅。

近代徽商余之芹的国际视野探赜——以《经历志略》为中心

近代徽商余之芹《经历志略》一书,分别从导淮水利论、自立求强论、商业经济论、自治意见论四个方面对当时社会的时事进行评论。余之芹虽为封建时期的商人,但在近代社会大变革的复杂环境中,已经开始从国际视野思考近代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

中国商帮史研究中“传统—近代”说之反思——以近代徽商研究为中心

面对"三千年一大变局",近代徽商或进军新式行业,或投身新式职业,或实行新式制度,或采用新式机器,呈现出新时代的新变化。这种新变主要是在依托或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的,并非是单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因此,这并不表明近代以后传统商帮就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也不意味着这些近代商人与自己传统的割裂。商人追逐利润的天性决定了他们既会坚守自己的优势资源,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与策略,从而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利益最大化。即对于商人群体来说,"守"与"变"始终都是常态。由此,在中国商帮史研究中采用"传统—近代"说恐需格外谨慎,对据此理论而得出的相关认识当也需作进一步检讨。此外,也不能将近代商帮仅仅视作传统商帮在时间上的自然延续。今后的中国商帮史研究要想实现真正的突破,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构建起中国自己的商帮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史研究亦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