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与路径: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内在理路问题探论

从学术的内在理路出发,以近代学术发生发展的内在驱动及学术个性为主要切入点,就其研究路径进行了一些方法论的思考。作为"研究的研究",学术史研究应注重其学术性与历史性的双重特点,作为与外在因素复杂缠绕的近代学术,更应该将内在学术驱动作为研究基点,突破泛政治及思想宣传史的谱系,建构真实的学术认知。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在近代学术史的研究中进行"古今中西"的打通,从时间和学脉追寻上而言,需从"古代研究的研究"上进行追踪;从空间和近代理论工具的利用等方面来看,则应注重中学发展的西学背景,从而对近代学术的面貌获得整体性的理解。此外,我们还需谨防当下立场对过去的选择性解读,应以"同情之同情、了解之了解"的态度来探讨近代学人的心路与学路,对他们的学思之路展开深度的了解,给予人文性的关照。

20年来西方的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透视

以《中国研究》、《中国季刊》、《近现代中国》为中心考察西方学术界20年来的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西方学术界在中国近现代乡村研究方面,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注重采取由下而上的研究视角,趋向于连接经验与理论、从实践出发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思想潮流与现代学术的建立

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与20世纪早期思想潮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现代学术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潮流有进化论思潮、疑古思潮、科学民主思潮、个人主义思潮等,它们对推翻传统经学研究范式,确立理性、怀疑、独立、创新的学术观念,扩大研究范围,突破研究禁域,养成重实证、重逻辑、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学术方法,以及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起到重要作用。

宋代疑《书》思想研究

宋代学者疑辨《尚书》由字词、语序、篇序而至今古文《尚书》、大小《序》《孔传》,字词、语序的疑辨各家不一。对文序的疑辨主要集中在《武成》《洪范》两篇,对古文《尚书》、大小《序》《孔传》疑辨成为宋以后《尚书》研究的重要内容。疑辨由枝节而至全体,开启了只解今文《尚书》、古文《尚书》证伪以及汉代今古文《尚书》辑佚研究的新方向。辨伪对于学界正确认识《尚书》文本有重要意义,但又带有随意改经的流弊。梳理宋代疑《尚书》资料,无疑可以考见《尚书》学之演进。

积累·自觉·创新——读张晋藩先生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

新近出版的张晋藩先生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一书对中国近代法律的演变、移植、改革、转型和中华法系、中华法制文明的更新与再造等问题,从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层面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探讨。限于篇幅,形成本文的仅是笔者最主要的感受,即该书所体现的充分的学术积累、深刻的学术自觉和可贵的学术创新风格。

论清代常州学派对今文经学的复兴——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为中心

清代中期,常州学派对汉代今文经学进行复兴,其目的在于让经学摆脱清前期由于考据学极度兴盛而出现的内在积弊,如考据难寻"义理",时常陷入"泥古"泥潭,解经学说琐碎、空疏,发展走向有悖于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高扬公羊学、义理解经、经世学风等,使得清代经学面貌焕然一新。它直接启蒙了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后世今文经学家解经理路,促进了清代《论语》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晚清否定古文经学运动的基础,并拉开了经学近现化发展的序幕,为传统儒家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使之重又焕发青春。

日本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民众史和社会史研究的诸问题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民众史的异军突起,是日本历史学界值得重视的研究新趋向。该领域的先行者,从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中注意到民众力量的伟大,开始努力从历史底层"打捞"无名民众的历史。在此视野下,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和民众斗争情况迥异,新见迭出的观点异彩纷呈。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为日本对中国近代民众史的研究注入新活力。社会史与民众史的结合,使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拙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即为相关领域的新尝试。

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彝族研究

选择现代彝族研究的起点、转型、现代彝族研究与现代学术的渊源关系等问题,在较为广阔的现代学术背景下,透视彝族研究的发展和演变,强调的是尽管人们对这门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以及研究水平与其学术价值远不相称,尤其是过去关于彝族研究的历史叙述,在其叙事深处或隐或显地潜藏着某种意识形态结构,一直受宏大学术史叙述背景的影响,但现代彝族研究丰富复杂的学术蕴藏决定了它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这也是我们要对其学术史进行梳理的主要目的和意义。

加快发展上海种源农业的若干建议

种源农业是现代农业基础性、战略性的核心产业,是体现上海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提高农业用地产出效益,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海土地资源稀缺,提高农业用地产出效益是实现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上海发展种源农业恰好可以解决土地资源稀缺、农业产出效益低下的难题。

郭延礼先生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郭延礼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学史课程教学、教材撰著与学术体系建构,专注于中国文学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研究,较早提出强化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女性文学“三大方阵”研究的理论构想,并将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文学史理念贯彻到近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编撰实践之中。郭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有着“守正出新”的学术品格,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学史上具有典范性和标志性意义。郭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1900—1919)》及其领衔主编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则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女性文学史和女性文学史料建设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开创性与奠基意义。

现代化与STS的理论融合:基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若干经典议题的剖析

现代化理论强调理性,重视科技的社会作用;STS视角反思理性,重视科技的社会形塑。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新近研究表明,两种理论的相互融合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以STS视角研究新工业运动,可见近代留学制度如何塑造出技术官僚、技术型企业家、工业博览会组织者等现代技术专家。以STS视角研究中央研究院,可见科学建制与社会整合、科学制度的本土化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化等国家现代化过程。以STS视角研究新文化运动,可见本土创新的印刷技术、社会参与的科学翻译和职业化的文人科学家等现代文化的在地生产。最后提出,平衡理性与非理性、普遍性与地方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等几组矛盾,有助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重现在器物、制度与思想层面长期交互式发展的作为整体的中国现代化历程。

论中国文坛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接受与反思

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何以能够成为极为"本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无限资源,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一直不绝,呈现出作为研究资源、文化资本、普世主义道德标准的三副面孔。21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中国评论界对这一影响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分析,一批具有反思性的理论文章应运而生。中国文坛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接受既是自身焦虑之体现,是为获取文化资源完成其未完成的现代性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体现了其在艰难前行中的逐渐成熟。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近代中国研究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代表

1930年创办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秉承世界博物馆发展理念,在标本的野外采集和藏品的分类研究上颇有建树,是近代中国顶级科研机构创办研究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代表之一。其产生与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生物学的进步,而且丰富了中国博物馆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