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契机与路径

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既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实现5000年连续发展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体。中华法系是世界公认的五大法系之一,是法治文明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中华法系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和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要素化复兴是新时代中华法系复兴嬗变的方向,中华法系孕育了良法善治的多维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肇始于中华法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新时代的新中华法系。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具有强大韧性和适应性。改革开放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关键是破除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信,既不能用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来套解中国式现代化,也不能用中国过去的经验来束缚今天的现代化实践,要努力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路径是:强化当代人复兴中华法系的文化使命与担当,建构新时代中国独立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进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近代大陆法系行政法理论及影响探析

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壮大,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近代启蒙思想蓬勃兴起,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法制文明。以自由主义、法治和分权思想为基础的行政法便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在法律上的体现。随着行政法理论的传播,欧洲各国开始了行政立法实践,并形成了行政法学这一新兴的学科。而后亚洲很多国家也继受了大陆法系行政法理论,开始了行政法现代化的进程。

论我国现代化的政治内涵

过去提到现代化 ,通常是从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来理解。事实上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 ,不仅与其经济发展状况有关 ,同时也与其社会政治制度及其民主化程度有关 ,此外 ,还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程度有关。只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配套同步发展 ,才能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而真正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

我国民法制度现代化之法哲学基础

我国民法制度的现代化,需要法哲学的宏观指引,吸收综合法学派理论,遵循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涵摄民事生活事实,追求概念规范化与内容体系化。

论新时期我国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民族地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明建设,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而深远。本文分析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地区的政治状况,指出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新时期我国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实现途径。

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与诉讼模式的重构

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制与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不恰当的诉讼模式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制没有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原因。确立恰当的诉讼模式,理顺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恰当配置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权限,有助于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化的民事诉讼程序,促进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民事诉讼法制的现代化。这种恰当的诉讼模式就是协同主义诉讼模式。

中国法制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法制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封建法律文化、中国革命中形成的革命法律思想与司法体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计划经济都是法制现代化的障碍。要完成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首先树立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法制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推进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化的法津运行机制,形成以民商法为重心的反映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并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文明,加快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步伐,使法制现代化的变革运动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源动力之一。

政治文明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

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一个以制度建设为主干,包括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法治政治的完整体系。其实质就是要实现政治结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的法治化。因此,政治文明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和促进法制现代化的发展。

市民社会:现代法制的基点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复杂互动发展,展现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主流涌动与多样化进程。正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制运行的基础,也设定了法治的界限。因此,中国要进行法制现代化建设,真正走向民主与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和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法制建设与政治文明的现代化

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文明的当代转型是以现代法制的理性整合为前提,而现代法制的理性整合则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社会现代化的可靠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浅析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

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九个历史阶段,其主要特点有:外发型模式、曲折性、传统诉讼法律文化影响持续而深刻等。

市民社会:现代法制的重要基点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复杂互动发展,展现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主流涌动与多样化进程。正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制运行的基础,也设定了法治的界限。因此,中国要进行法制现代化建设,真正走向民主与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和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林草法律体系改革:走向治理现代化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战略决策、总体部署和系统安排。在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改革、立法和治理的三者关系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在中国之治的目标指引下,“新政”与“变法”互相扶持、相得益彰。在机构改革的新形势下,林业和草原部门职责得到重组优化,各项改革全面推进,对我国林草法律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有鉴于此,在梳理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涉林涉草立法情况、调查地方立法现状和开展专题调研的基础上,分析目前我国林草法律体系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张突出林草融合的要求,推动我国林草法律体系改革步伐,加快实现林草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社会条件。中国在探求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市民社会的基础作用与决定作用,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同时,有必要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做出正确的鉴别、吸收。

寻求合法性——浅析英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根据

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必须有其经过充分论证的合法性根据;对于英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保守主义传统的国家来说,此项根据必须能够具体涵盖保障公民自由及地方自治。通过帕特里克.柯洪的详细理论阐释以及罗伯特.皮尔所推动通过的《大都市警察法》及其一系列建警、警务原则,现代警察制度的合法性根据得以成功构筑。

民法典编纂的政法叙事

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借助个人主义的价值本位,试图将全体国民塑造成自治的独立公民,在此基础上确保社会契约建国的正当性,民法典在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中发挥了事实上的宪法作用。新中国政法体制建立在身份区分的基础之上,在婚姻法和土地法等“事实民法”中推行区别化逻辑,这与欧陆民法典形式平等的基本假设存在一定的内在张力,加之经济制度的影响,前三次民法(典)编纂工作未能顺利完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渐成熟,我们更有能力将民法典传统纳入新时代的政法体制之中,民法典制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步,有利于将叙事性的中国故事上升为规范性的中国经验。21世纪的时代性只是中国民法典无法选择的时间限定,社会主义性质才是其更为根本的精神品格,不同法律传统在实验主义之下得以融合,形成了中国民法典的技术特征。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问题研究

在政治学和法学语境中,国家治理是政治文明进步和法治文明发展的重要问题。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要求出发,国家治理包含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政治维度,表现出现代化与法治化两个政治向度;现代国家的成长必须依靠国家的制度化、法治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是法律制度供给与实施的能力;在当下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目标,旨在寻求各主体执政能力、行政能力、参政能力和自治能力的协同均衡。

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域外实践与中国镜鉴——以两大法系为考察中心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高等教育法治现代化,即建立健全大学法人制度。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是当前我国教育法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与实践难题。大陆法系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在制定法中通过明确划分公私法律界限,赋予公立大学公法人地位,如德国的多元法人类型与法国的特殊公务法人。英美法系公立大学法人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在判例法中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赋予公立大学以公共法人地位,如英国的公共法人与美国的学术法人。我国公立大学法人制度改革的首要前提在于通过批判借鉴实现多样化的大学法人身份设计;基本思路在于通过分类放权、分层放权进一步规范大学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现实路径在于通过签订行政合同、设置缓冲机构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根本宗旨在于规制政府权力、保护大学自主、回归学术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