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妇人画报》中的摩登女郎形象

文章以20世纪30年代发行于上海的《妇人画报》为研究文本,通过结合“女性嫌恶症”这个生发于上海语境的本土词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解读“摩登女郎”被审视的细节和原因。不难发现,摩登女郎表面上的前卫实则是男性作者对女性肉体的臆想与规划;女性享受溢美之词,以甘愿跳入他们打造的美的枷锁为代价;男性对摩登女郎爱恨交织,体现了他们自身情感上的矛盾。这些“女性嫌恶症”表现背后的原因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多维期待、近代女学的“失控”、男性作家融入上海大都市的焦虑等相关。图文形塑的“摩登女郎”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思想维度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中与西、性别博弈。

《玲珑》杂志与摩登女郎的旗袍时尚

《玲珑》杂志作为近代上海的主流时尚杂志之一,虽仅存世7年,但相对完整地记录了民国女性的服饰变化,其刊登了大量身着改良旗袍的摩登女郎。结合文献分析法,对20世纪30年代《玲珑》杂志中改良旗袍进行解读,总结归纳摩登女郎的形象特征与摩登时尚观,进而还原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精神与时尚现象。

莎菲女士:“摩登女郎”的特质及其西方缘起

20世纪20年代末,源于西方的“莎菲”式“摩登女郎”在中国文坛诞生。她们在爱情中大胆主动,放浪形骸,践行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亦肩负着时代的苦闷。在反叛的个性、爱情经历,以及被描绘得极其细致的心理活动上,她们都有如《包法利夫人》中女主人公爱玛的镜像。“莎菲”式“摩登女郎”的反叛特质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可谓极具先锋性与开创性,也正因此,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经发表便受到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讨论与模仿。

政治、消费、性别：时尚场域中的意识形态角力图谱——以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郎”为例的考察

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揭示,时尚作为一种文化场域,权力关系贯穿于生产与流行的每一个环节,背后充斥着各种权力资本和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以这一理论视角来观照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语境,有助于探讨民国时期1930年代的时尚,尤其是"摩登女郎"这一时尚符号背后,政治、消费和性别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之间两两交织又不时转换的斗争与联合的复杂图景:国民党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与新兴消费主义合谋,生产出民族主义消费文化"国货"时尚,同时又与父权制性别意识形态联合,鼓吹"母职救国"压制女权,既遭到国民党内部的女权声音的批驳,更遭到处于边缘的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与女权主义的携手反抗;而处于上升时期的消费主义携隐含的帝国主义政治力量的支撑,以"摩登女郎"的魅力对官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成功的逃脱和反击。此时,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官方和左翼)连同女权又一齐对代表了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摩登女郎",进行了严厉的行政打压和舆论围剿。

近代华北地区的溺女习俗

溺女习俗是封建社会的一项陋俗,此项习俗盛行于近代华北地区,从其盛行地区、被溺女婴数量来说都令人惊叹!这种行为发展成为一种风俗,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而且溺女习俗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从而为今天的社会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试论广州地区的自梳习俗及其在近代的表现

广州地区的自梳习俗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习俗在近代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梳是女性追求自由所选择的一种消极方式。它的兴盛与近代的民主平等精神有契合之处。文章采用大量近代的历史资料,揭示了当时自梳女的生活及其社会意义。

谁是“摩登女性”?——左翼影片的“新女性”建构和革命话语的转变

中国早期电影的黄金时代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联华影片公司的成立和左翼知识分子对电影的介入促成了这个时代的到来。很多在这个时代生产的左翼电影都采取了女性问题的题材,左翼知识分子通过塑造他们理想的"新女性"来表达他们的国家和政治观念。通过对《三个摩登女性》(1933)和《新女性》(1935)两部影片的分析,探讨左翼影片在建构理想女性的过程中所隐含的左翼意识形态与都市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革命话语的转变过程。

试论女大学生的现代女性意识及人生定位

文章针对知识经济对女大学生的要求，提出了女大学生在知识经济时代应该具有的现代女性意识和 人生定位。

近代中国教会女学的兴起与发展

教会女子学校是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会女子学校在中国的兴办因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宗教目的而存在一定的弊端 ,但它在开启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道路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现代电影构建新女性形象的思路——以《三个摩登女性》《新女性》《丽人行》等影片为例

中国现代电影积极参与了现代新女性形象的构建,从《三个摩登女性》《新女性》《丽人行》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电影看来,中国现代电影从外在形象、婚恋家庭、社会工作及思想意识、成长土壤等角度入手构建了现代新女性形象。这些新女性形象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教会女校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

教会女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但是在客观上教会女校冲击了中国旧的教育制度,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为中国培养了早一批知识女性,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门当户对”的现代内涵——以新时期高校女生的择偶标准为例

门当户对是我国传统社会的择偶原则,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年轻人的择偶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以新时期高校女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她们的择偶标准,发现门当户对的择偶观在当今高校女生群体中仍然存在,但是已经发生了内涵上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从重家庭到重个人,从重外在到重内在,从重物质到重精神等方面。这种新内涵体现了人的个性化的增强和对婚姻的务实理性的态度。

老舍女性意识浅谈

和同期现代作家相比,老舍的女性意识更具有传统性,他欣赏恪守妇道、聪明贤惠、任劳任怨的古典女性,对现代女性则不感兴趣,对所谓时髦张狂女性,更是深恶痛绝,其审美范式与其女性形象构成一种特殊的因果关系,也为解读其人其文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内在参数.

徘徊在现代性门前——《海上花列传》文本意义研究

《海上花列传》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上海租界,以长三书寓为主要的书写对象,从花街柳巷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入手,以此来观照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输入后对上海产生的影响。作者韩邦庆尝试用传统的叙事方式来书写他对一个新兴都市的认知与记忆,《海上花列传》的文本意义由此获得了多重性:既体现出新兴都市中的现代性因素的萌芽,又完成了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一次回归,同时凸显了传统文人在面对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冲击时的彷徨和犹疑。

美女与野兽:《玲珑》中的“摩登女性”与“不良男子”形象透视

20世纪30年代,女性杂志《玲珑》塑造了一类美貌与修养兼具的"摩登女性"形象。在完美"摩登女性"之外,《玲珑》还建构了一个"不良男子"形象,并对之大加声讨。出于对男性加诸女性的污名的反驳,《玲珑》制造了大量的"厌男症"话语。"摩登女性"与"不良男子"两相对照,将女性置于高尚之所,男性则处于卑劣之地。《玲珑》中女性对男性的话语暴力暴露了女性在新兴商业社会的欲望及其面对男性时的复杂心态。

从我国女性教育发展的历史沿革看现代女校建立的意义和女性教育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不少女子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各有其不同的办学特点。本文从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入手,对现代女子院校建立的意义和女性教育的特色问题,表述作者的思考。

中国近代报刊与女子教育关系探析

中国近代报刊和女子教育的发展可以根据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划分为发蒙、渐进、兴盛和转型等四个时期。不断的社会变革使中国近代报刊和女子教育在其演变过程中呈现出本土化、理性化、政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特点,两者间也经历了同源关系、促进关系、互惠关系和交融关系的逐步转变。

近代汕头基督教会女校研究——以淑德女校为例

采用口述研究方法,以汕头淑德女校的发展演变历程为例,分析近代汕头基督教会女校的特点,讨论在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事件上,位于政治边缘地区的汕头基督教会女校学生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不同回应及其历史意义。

男旦与摩登女郎:欧阳予倩《潘金莲》的舞台演出及其形象变迁史论

1927年首演的《潘金莲》,是一部由时为新剧男旦的欧阳予倩亲自创作并担任主演的实验性新编京剧作品。本文着眼于对该剧作为京剧剧目上演之际报纸杂志所刊载的演出记录、剧照等舞台演出史料的梳理,集中探讨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的新编京剧以何种舞台形式来展示和表现女性形象,以及观众对男旦版"潘金莲"有着怎样的反馈和接受。在此基础上,结合该剧1936年重演时由女演员担任主角的版本,通过比较后者对欧阳予倩塑造的男旦版女性形象的继承与发扬,进而重新评价欧阳予倩自编自演的《潘金莲》在中国戏剧演出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李宇春现象”的后现代解读

“超级女声”这场造星运动无疑是2005年夏天最热的话题之一,而李宇春则是这场运动中最耀眼的明星。文章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切入,利用酷儿理论深入解读这个普通的女孩引发的一系列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