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抗战史观对“纲要”抗战史教学的导向引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要以习近平抗战史观为指导,以科学的立场和观点来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深入理解抗战历史的史鉴作用,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培养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弘扬抗战精神。抗战史要以史实发言,帮助大学生全面系统的学习抗战历史,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水平和历史辨析能力。习近平抗战史观对当代大学生学习抗战史、提升历史素养,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导向引领作用。

近代重庆城市发展中沙磁地区的空间形态演变(1926-1946)

以1926年市政组织成立至1946年抗战胜利期间重庆在行政地位、市域范围、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城市发展为线索,基于重庆城市近代化进程三个阶段:城市发展探索期、城市发展突进期、城市发展调整期的背景下,以小区域人文地理的视角及方法,研究重庆西郊沙磁地区的空间结构、区域定位、产业布局的演变与特征,指出沙磁地区在自主发展与疏散迁建的共同影响下,经历了单极主导—组团发展—区域融合的空间形态演变进程。在这段特殊的城市近代化中,沙磁地区受到山水格局、战争刺激、政治权力等因素的驱动,由传统场镇迅速转化为近代重庆的主要功能区与远郊发展的过渡区域,形成了现代沙磁地区的小组团的空间格局基础,空间形态的演进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和“小组团结构”的不均衡态势。研究以沙磁地区为典例,根据区域与城市的拓扑映射,再现近代重庆城市史中沙磁地区的空间发展进程,旨在为重庆近代小区域研究的深入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补充,并为今后城市规划与发展提供经验与启示。

现代性、景观消费和身体战争——关于身体问题的历时性考察

从工业时代起,机器剥离了人的工具性,身体重新在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主体性。自此,身体就一直处于祛魅—赋魅的循环之中。工业文化使得身体失去了自己的劳动地位,只有被附会成商品,才能在拜物教中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从美颜相机到短视频直播,21世纪发生了一场以身体消费为主角的狂欢。身体作为视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科学时代沦为赋魅的他者,被随意地修改和扭曲。身体或者说身体的符号价值成为橱窗中的商品,而贩卖这种价值的电影院与信息网络则成为21世纪的“巴黎拱廊”。二者都表现出现代性对物的膜拜和对主体的消解。身体时刻处于看与被看、指涉与被指涉的关系中,数字资本掠夺走了身体在虚体中产生的价值,一场对身体价值进行争夺的战争在后人类时代开始了。

东南亚冷战与印尼现代化——以尼克松政府对印尼援助新方向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本土力量在东南亚冷战中的能动性日益突出,他们利用国际冷战提供的历史机遇,开启了自身现代化进程并强化了国内威权主义统治的合法性,东南亚冷战逐渐演变为本土力量围绕着现代化来组织动员国内、区域和国际力量的新场域冲突。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以对外援助的新方向调整美苏在东南亚的力量对比,印尼苏哈托政府亦展示了高度的能动性,将印尼“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的成败与国内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联系起来,将尼克松政府对印尼的经济援助塑造为一个政治安全问题,印尼开始牵引东南亚区域冷战,进而影响美苏在欧亚大陆的力量博弈。1971年《东南亚中立化宣言》的发表和苏哈托在1973年总统大选中获胜,标志着东南亚本土冷战开始呈现出不同于美苏冷战的内在机理与历史节奏。

抗战时期湖南茶业改良研究

清末以降,华茶在西方农业现代化浪潮下遭受巨大冲击,国际地位愈渐衰颓。为挽救华茶危机,中国开始进行茶业改良。抗战时期,湖南茶业肩负着为抗战服务与产业转型的双重任务,其改良事业涵盖健全茶业组织、改良产制技术、推进茶业统制、发展茶业教育等诸多领域。经改良后,湖南茶业迈入新阶段,并出口大量茶叶换取巨额外汇和军事物资,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但由于国民政府低效且腐败的行政体系以及统制政策下官商农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囿于兵燹不断,致使湖南茶业改良效果有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研究——以东莞抗战史融入课程教学为例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东莞人民浴血奋战,为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融入东莞抗战史,能够发挥东莞抗战文化教育功能,彰显高校思政课育人特色。就教学实践而言,东莞抗战史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及众多的抗战遗迹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撑。就实施路径而言,将紧密联系教材、合理利用东莞抗战史资料进行穿插式讲述,发挥博物馆、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开展现场教学及布置学术写作类型作业与成果汇报相结合三种方式有机结合,既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提升对东莞城市文化的认同,也可以推动授课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的改进与创新。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审美特征及现代应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使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审美特征表现为独特和多样化的造型、繁复华丽的纹饰、先进精湛的制作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今,人们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应用,体现于造型的现代演绎、纹饰图案的现代转化、工艺技术的现代传承、精神功能的现代拓展和文化的现代启蒙与传承等方面。

马克思对国家治理问题的探索及时代价值——以《法兰西内战》为中心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以历史的眼光,基于对巴黎公社政权的分析,聚焦国家治理权力来源和国家治理制度构建,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总结,标志着马克思对于国家学说开始聚焦国家治理层面。当代“中国之治”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化“两个革命”、始终维护农民阶级利益、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建设服务型政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既是对马克思国家治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路径启示和方向引领。

“星堇派”论争与日本战后文学思想的形成

“星堇派”论争是关于日本战后文学思想的重要探讨,它揭示了日本战后文学两大方向的异同:以加藤周一等人为核心的文学古典主义团体倡导扎根日本传统文学文化,从人道主义和合理主义出发进行文学创作;以荒正人、本多秋五等人为核心的左派政治激进主义团体则延续日本近代写实主义传统,倡导以内省式的创作理念剖析战争经历和战后现象。两者都是基于反思战争的立场,但在战争认知、文学传统再认识和作家经历的文学再现方面存在不同。

足球的抗争性寓意——对人类狩猎、征战与场域竞争现象的考量

足球为自然之学,它所演示的是人类在场域空间中直接而朴素的抗争过程。足球的原型来自远古狩猎,同时也是一种关于古典征战形态的转移性纪念符号。足球的竞斗过程展示出万物进化的规则性、演进性和序列性。足球与人类社会中诸多竞斗类现象极为相似,其潜在的对位点在于战争与狩猎,三者构成了一种自然竞斗的文化体系。战争属于人类之间的极限冲突形态,人类战争终极的目的在于使战事发起者获得其所期待的安全保障,以其具有极限性,战争通常会以另外的形态出现,其中包括竞技体育项目。从仪式感、场域性以及攻击性流程的角度看,足球堪称其中的典型代表。由于涉及极限寓意,足球的教化功能得以内显,足球由此递进为一种安慰民众精神的现代性娱乐工具。

选本、“以诗存史”与伟大抗战诗篇——闻一多《现代诗抄》的选本学意义及其批评价值

闻一多生前编订的中国现代新诗选本《现代诗抄》,虽未正式出版单行本,但却是认识新诗史及其成就的一部重要选本,在现代“选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首先,与其他多样的新诗选本不同,它以“以诗存史”的“正文”式选本“作为选编原则和方式”,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新诗发展三十年变迁轨迹与面貌的诗歌选本;其次,遵循“选有事之诗”的选本原则,闻一多选出了最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救亡主题的伟大抗战爱国诗篇,体现了其深刻的现实主义诗学思想与美学趣味;第三,它的“以诗取人”和选优为原则的文学经典意识及选编意识,不仅对现代新诗的经典化与现代新诗的传播、接受提供了诸多启示,也为现代选学及其现代选本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启发。《现代诗抄》作为闻一多“诗学实践”及诗学研究的成果,既有“选学”及选本学批评价值,也体现出闻一多对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贡献。

日本现代女作家的战争创伤体验与反战书写

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在艺术地再现战争创伤记忆的同时,亦使之更加丰富立体、拥有更广阔的解读空间。在日本,不论二战期间还是战败后,一些有良知的女作家借由女性身份和独到的女性视角,通过个性化的叙事还原战时记忆,展现战争给女性带来的困境,表现出强烈的反战意识。以女性作家为研究视角,通过厘清其如何将个体的创伤经历建构为公共空间的集体的文化创伤记忆,可以揭示日本女性群像的战争创伤体验与自我重建,以及这些作家对战争的反思与控诉、对人类生存状况与命运的担忧。她们的战争创伤书写不只是简单地复写历史,抒发个体的感伤和悲痛,也在女性与战争的话语空间中不断追问战争的根源、创痛与训诫,引导日本民众反思那段疯狂的集体记忆,以唤醒人们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但有些女作家的创作仍存在突显受害立场、博取同情之嫌,必须予以批判。

不拘一格:意大利建筑师伊尼亚齐奥·加尔代拉的三个作品分析

作为意大利现代建筑的杰出代表,伊尼亚齐奥·加尔代拉深度参与了意大利战后重建和城市建设,设计了许多优秀作品,并以风格多变、不拘一格而著称.文章基于档案、文献阅读和实地调研,对加尔代拉战后重建时期的三个重要作品——伊斯基亚岛温泉浴场、PAC米兰当代艺术馆、威尼斯扎泰拉公寓进行解读,分析其设计过程中的关注点和方法 ,探寻加尔代拉多变的作品风格多变的原因、意义,及其对当下建筑实践的参照价值.

不失旧物:近代中国军队武术应用与发展的历史逻辑探析(1925-1945)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宏观历史视角,纵向从北伐战争时期、北伐后至抗战爆发前和抗战爆发后三个阶段,横向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领导下的两支武装力量,全面梳理出近代中国军队武术的历史发展脉络。研究发现,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武术的应用与发展是中华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尤其当抗战爆发后,在抵御外侮、强国强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军队武术的技术革新突破了传统的桎梏,成为中华武术近代化转型的重要节点。

“川”“陕”之间:川陕苏区发展历程中陕南的政治功能定位

从实际控制范围来看,川陕苏区呈现“川”多“陕”微的显著特点。陕南位于秦巴山区腹地,连接川陕鄂甘四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其与西安有险峻的秦岭相隔,陕西省委指导陕南党多有不便,曾数次建议中共中央将陕南划归川陕省委管辖。红四方面军入陕南后,发现该地不适宜建立根据地,仅将其作为川陕苏区北面的战略缓冲区域,对于接管陕南党组织并无积极性。川陕苏区建立后,陕南地区成为共产国际计划发动西北革命并打通苏联的重要战略支点。通过分析陕南地区在川陕苏区发展历程中的政治功能定位可以发现,该地区从传统时代武装割据的“宠儿”到近代战争模式下根据地开辟的“弃婴”的变化过程,其背后折射出战争模式调整对于地域山川形势要求的全新塑造。

时代脉搏的反映者——程造之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程造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长期被学界忽略。在20世纪30~40年代,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地下》《沃野》《烽火天涯》,全景刻绘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史画卷。程造之通过长篇小说,致力于对抗战时期的忠实记录,绘制乡土世界的历史变迁与复杂世相,致力于对国民性的批判。他网罗各阶层、各阶级的人物,塑造复杂生动的人物群像,呈现人物的挣扎与抗争,精准揭示时代的心灵密码与精神图谱。同时,他又以蕴藉的同情、深沉的哲思观照人物的悲剧命运,展现出对时代、人生、人性等问题的深入探索。

中国现代黄河诗歌中的苦难抒情

中国现代黄河诗歌中的苦难抒情,主要集中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苦难在这一时期显现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黄河泛滥使黄河流域内人民的生存和生产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民族战争和阶级压迫使底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艰辛。代表诗人葛葆桢目睹黄河灾害后,悲愤诘问咆哮的黄河;郭沫若聚焦战争中的黄河,借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狂呼战斗;艾青浸染着土地的忧郁,用火热的心消溶着北方人民的苦难。三位歌者诗歌中的苦难抒情,最终落在对光明的执著,以及对扫除苦难的力的期盼上,其中涌动着具有生命活力的民族精神。

中日韩“万历朝鲜战争”现代小说比较研究

中日韩三国都有反映“万历朝鲜战争”的小说。这些小说对“万历朝鲜战争”的描述有同有异。首先各国小说都描写了战争的性质、爆发原因和结局,但是对战争的理解有所不同。小说作者都立足于本国的立场,基于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观点去描述这场战争。因此,这类小说不可避免带有政治性和时代局限性。比较分析中日韩三国的相关小说,揭示中日韩三国对“万历朝鲜战争”的主流认识与态度,并提出此类小说的文学价值和史料参考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融入新疆高校“纲要”课的思考——以抗战时期党在新疆的革命实践为参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包括以多种形式宣传马列主义、领导各民族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进新疆经济与社会发展、推进新疆民族团结事业发展、发展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等,这都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革命实践融入新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中,是课程教学目标的要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及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内在要求。

协助郭化若将军修订《孙子今译·代序》始末

郭化若将军是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孙子今译》是其代表学术著作之一。遵照毛泽东主席“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的指示,1973年,郭化若将军着手进行《孙子今译》及其序言的修订工作,吴如嵩等三人受军事科学院委派协助完成该项工作,至1977年该书修订本出版。吴如嵩先生深情回忆了自己参与修订工作的始末、其与郭化若将军的日常交流,并介绍了郭将军对孙武姓源与故里、《孙子兵法》研究中“古人现代化”与“批判吸收”等问题的见解。这既有助于体悟和传承前辈学人求真务实的为学精神,又有利于推动《孙子兵法》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