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视野下徐志摩非抒情散文的现代国家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价,但主要在诗歌和抒情散文方面,其杂感、游记等非抒情散文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缺乏对这些散文所隐含的现代国家意识的深入分析。在人文主义视野下重读徐志摩这些散文,可以窥见其现代国家意识的演变轨迹和基本内涵。从中学投稿校刊开始,徐志摩就表现出忧患国运、希望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出国留学后,他受英伦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向往和提倡民主制度。欧游归来,他论辩苏俄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他对现实失望又不甘于失望,大胆批评时政,追求自由和理想。他的现代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忧患和愿景,与此同时也存在理想主义的局限。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新生代陕西作家范墩子小说的“抒情”进路

陕西文学继承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生发出饱含秦人赳赳之势的抒情传统。新生代陕西作家范墩子以原乡、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抒情焦点,以抒情话语、反抒情话语、乡土魔幻现实话语介入小说抒情抵牾,以丰富的阅读经验与写作实践,孤独、忧郁与冒险的个人气质建构抒情矩阵,为新生代陕西作家开拓了可能的抒情进路。

王文生“中国抒情文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及其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文生的“中国抒情文学思想体系”是在他与现代学术界各类文学研究观点展开辩驳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在一破一立之间,王文生走向通过“中西比较”建构具有中国原味的抒情文学思想体系的学术道路。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脉络看,王文生的“中国抒情文学思想体系”研究不仅接续了五四学术传统,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了“现代化”总结,也让文学研究回归文学自身,对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取向进行了纠偏,同时丰富了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的阐释面向。

中国古典诗歌诗性观

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最正统的文学体裁,“诗”衍生出包括汉“赋”、宋“词”、元“曲”等在内的多种变体,古圣先贤、前辈学人对它们的艺术特征及精神品格做了详细的评价与阐释,从中可以提炼出各自的诗性特质,如“诗”之言志与缘情的相辅相成,“赋”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词”之音内言外、要眇宜修以及弱德之美,“曲”之出乎自然、有意境而已矣,等等。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与演绎,古典诗学形成强大的抒情传统,不仅对新诗创作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启迪我们预设新诗的诗性品格,进而以综合创新的策略充分开掘、发挥现代汉语的诗性潜能。

七月诗派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与传播研究

20世纪40年代文学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衣钵,又开启了20世纪中后期“共和国文学”之先河。针对我国40年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填补上述两个时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空缺部分,实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群体以七月诗派为主要代表,其诗歌创作观念和写作形式相较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创作别具一格。他们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诗坛出现的“非诗化”现象进行反思,拒绝诗歌中的单纯“呐喊”,延续“五四”新文学运动开拓的道路,将文学的启蒙性和宣传性相结合。七月诗派集体创作实践的变化一方面受到作家外部生存环境及作家个体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20世纪以纸媒传播为主的文学传播方式的影响。因此,文章以《七月》《希望》两个期刊为研究对象,对其流派作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进行论证,阐述集体创作实践与纸媒传播效果共同缔造了七月诗派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论王易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史贡献

王易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他的文学研究成就斐然,结合其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考察。早期他主张以“真实切用”作为文学衡量标准,调和新旧文学之争;吸纳西方文学理念与方法,重审文学的定义、分类等基本概念,同时以传统朴学修正新学偏失。在中期转向音乐文学研究,在乐府、词曲文体研究上颇多创见,构建以乐府为核心的韵文史,提出传统词曲的改良方法。后期的歌词研究注重实践,主张结合西乐的乐器乐谱,将词曲作法改造后移用到歌词创作中。王易的文学研究是传统诗词曲研究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他的乐学视角、中西对比的方法、对文学实用功能及创作实践的重视都值得借鉴。

美感的引渡——李渝小说中的古典中国

海外华人作家李渝的小说创作蕴藏着前现代的古典中国与西方现代主义这两类重要的美学资源。从196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李渝的创作风格经历了由中向西、再由西返中的变化过程。李渝关注主体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让书写本身变成抵抗现代性隐忧与意义匮乏感的最有力的途径。本文从李渝的生平经历、创作主旨、文体特色等角度出发,考察古典中国元素作为一种前现代潜能和本土传统美学资源,如何使得她的写作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本文聚焦于李渝小说中所体现的跨艺术类别的古典中国元素,包括古典绘画艺术、小说、建筑等,探讨艺术史学术背景和中西交融的阅读经验作为一种独特的“引渡”方式,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李渝的文学写作,使其作品彰显出一种现代与古典彼此圆融的美学风格。

中国现当代抒情诗如何推进大众化叙事?

突破抒情诗的抒情主义之后,中国现当代抒情诗里的大众化叙事就拥有了合法性。在白话新诗写实被泛化的背景下,五四抒情诗涂抹上了较重的叙事色彩;五四落潮后,中国现代抒情诗的大众化叙事明显弱化。而抗战抒情诗的大众化叙事成分越来越多,且篇幅有所增加,旨在召唤国魂、凝结国体和重建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牧歌体的抒情诗、颂歌型和战歌型的政治抒情诗,以及新时期“不满”的政治抒情诗,一路高歌,且大众化叙事始终相生相伴。总之,无论是哪个时段抒情诗里的大众化叙事,都是吟咏时代事件,发挥了启蒙、革命、抗战、建设的文化软实力的巨大作用。

中国现代黄河诗歌中的苦难抒情

中国现代黄河诗歌中的苦难抒情,主要集中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苦难在这一时期显现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黄河泛滥使黄河流域内人民的生存和生产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民族战争和阶级压迫使底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艰辛。代表诗人葛葆桢目睹黄河灾害后,悲愤诘问咆哮的黄河;郭沫若聚焦战争中的黄河,借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狂呼战斗;艾青浸染着土地的忧郁,用火热的心消溶着北方人民的苦难。三位歌者诗歌中的苦难抒情,最终落在对光明的执著,以及对扫除苦难的力的期盼上,其中涌动着具有生命活力的民族精神。

现代性下的抒情传统

本文的讨论以沈从文(1902年-1988年)、陈世骧(1912年-1971年),以及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ek,1906年-1980年)为坐标。这三人的立场、国籍不同,发言的位置有异,但他们不约而同,都企图在现代语境里重新认识抒情传统。他们的洞见让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由革命、启蒙的话语一以蔽之;而他们的不足也显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交会下,有待继续思辩厘清的盲点。而本文建议陈、沈、普的论述为我们示范了三项课题:"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

能“歌”的诗与“诗”性的歌——中国现代歌诗刍议

在中国悠久的诗学传统中,诗与歌长期并称。但自近代文学革命中胡适"尝试"白话诗以来,中国新诗因有意摆脱格律束缚而与歌渐行渐远,诗与歌的剥离也似乎成为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将现代歌诗置于中国新诗视域中,从历史的角度深入考察现代歌诗在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脉络,能更好地展现其丰富多彩的审美空间。

论叶芝的“现代浪漫主义”

现代主义诗歌是打着“反传统 ,反浪漫”的旗帜出现的。爱尔兰诗人叶芝被公认为现代诗歌的先驱者之一。但是 ,他却因其诗作里始终保持着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被誉为“现代浪漫主义抒情诗人”。

试论现代歌词的文体特征

现代歌词作为抒情文类之一种,其文体特征总体上类同于"书写—阅读"式的诗歌,但其艺术生成却是通过谱曲并以人声为传播媒介,以听觉为接受方式。音乐、人声等的介入,又使歌词呈现出有别于"书写—阅读"式诗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文本生成的非独立性和文本形态的开放性;此外,接受方式上的"直面相向"的特点,使歌词的文本生成与接受语境之间形成一种显豁的共生共谋关系。

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理论建构——以张错为中心

美国华人学者张错自觉将"抒情传统"挪用到现代汉诗研究领域,以此梳理与探察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发展脉络与美学歧异。张错对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理论建构,着力探赜现代汉诗语言内在的演变规律,旨在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剖析其自律与他律的辩证关系,并注意在史诗与抒情的颉颃中凸显被压抑的抒情声音。这种论述对现代汉诗的抒情特质、诗学意义等进行重新解诂,重划两岸四地现代汉诗史的版图,彰显现代汉诗研究的海外经验。现代汉诗抒情传统的理论建构,不仅在学理上接续历史的整体性,彰显批评理论中独特的整体观,而且在心理上消弭文化乡愁的焦虑与身份认同的危机,为追寻与建构"文化中国"提供了一条可能性的路径。

冷叙述与热抒情——现代诗歌抒情格调琐谈

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 ,波及到每个角落。由于诗人们对“此存在”的特殊凝注和对生命意义的无限追求 ,加之诗人们个体风格的不同 ,诗坛上的一些好诗明显呈现出“冷叙述”与“热抒情”两种风格迥异的抒情格调 ,给诗歌创作注入了新鲜活力 ,给诗歌探索作了方向性尝试。

迎向诗意“空白”的世界——论现代汉语新诗咏物形态的创建

现代汉语新诗自诞生起,就不再拥有古典诗所依靠的"原道"、"征圣"、"宗经"等形而上学基础,因而陷入了诗意"空白"的困境。在创建新的抒情主体,抒写新的世界的过程中,汉语新诗人创建了两类不同于古典诗歌的咏物形态:一类是在词语的建筑和发明中,寻找和经营"空白",它们在咏物诗中常以否定式或悖论式的修辞策略进行诗意言说,对词与物的关系作了各种尝试和探索;一类则努力将来自革命的、民族主义或政治乌托邦的意义和声音本体化,作为咏物的基础,形成了一套影响巨大的意象结构。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

江文也的音乐、诗歌和乐论应当被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抒情话语的一部分。他构想现代音乐与诗歌的方式引导我们思考一个更为宽广的课题,即抒情想象与现代性的关联。一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范不外革命与启蒙,而抒情话语要么被贬为与时代的历史意识无关,要么被看作现实主义律令以外的小道。这是一种误解。无论作为一种文类特征,一种美学观照,一种生活风格,甚至一种政治立场,抒情都应当被看作是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面对现实、建构另类现代视野的重要资源。

论现代性语境下的抒情——以本雅明为核心

本雅明在提出现代性与抒情的关系问题时,主要以波德莱尔为例,首先揭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感知方式的巨大差别,然后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抒情"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功能变迁、传统"抒情"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处境及其如何应对现代性"震惊"体验的两种方式:神会与忧郁。本雅明深刻揭示了抒情的本质及其限度,尽管其讨论仍有不足,但无疑为后来者的相关研究奠下了坚实基础。

陈匪石选辑《今词选》探论

《今词选》为陈匪石先生选辑,刊载于1916年《民国日报·艺文部》,是为"近代人选近代词",对于近代词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今词选》的编选,陈匪石参考近代词话、报刊、选本,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今词选》也充分反映了陈匪石的前期词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