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

中国目录学在经历了漫长的知识积累与经验总结后,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代学术转型之机,在充分继承传统目录学历史财富基础上,吸收西方目录学思想,完成了学科体系的理论化、系统化建构。本课题旨在对先秦至公元2000年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发展进行全景式梳理,从“中国目录学史研究资料整理”及“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两个维度,按照“提出问题→梳理史料→分析史料→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开展研究:首先,提出中国目录学史重要理论问题,搭建中国目录学史研究框架;其次,全面展开中国目录学史研究资料收集,编撰《中国目录学年表新编》;最后,根据中国目录学史的历史分期,分阶段开展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书评与古代小说现代研究著述的经典构建

关注古代小说现代标点整理本与彼时学者研究著述的现代书评,在理性思索与感性品悟的“期望”与“拟想”中,以价值定性的方式推动古代小说现代研究著述的经典构建。典型之例是谭正璧、胡怀琛、赵景深、毕树堂等人在各类书评中,持续推进比较视野下鲁迅的古代小说研究著述在价值层面的意义构建。此举隐含着现代书评以不断新生的社会思想文化去消解时人研究的学术重构意图,希冀在“质之读者”的再构建中催生新的“辩解”。作为一种批评媒介,现代书评重提古代小说的现代研究著述时并非一味取悦他人。此举有助于在逻辑一致性与文化同源性的构建中,强化品评的主导性。这是古代小说的现代研究著述被予以典范建构的重要一环。

陆懋德《中国上古史》讲稿述评

陆懋德曾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主讲中国上古史课程,编有《中国上古史》讲稿。讲稿曾以油印本、铅印本形式流传,分上下两册,共十八章,叙述自史前社会至秦统一六国前的主要史事。通过对疑古史学思潮的反思,在上古史重建上,陆懋德倡导以考古器物证史的治学路径。陆懋德从评判求真立场出发,对经学文献的考订,不主一说,务求真实。在考订方法上,对古史材料做“地、时、人”的三层考证。陆懋德的治史路径与史料考订理路,对于当下的上古史研究不乏借鉴和启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基于“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哲学审视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成果。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不能仅从知性-理论逻辑来揭示,更需要从历史逻辑揭示其辩证的演进路径。即回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端的源头——古今中西之争,然后“还原”这一文明现代发展的历史内在逻辑,从而站在人类“世界历史”的高度评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这就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哲学审视,也是当前亟待推进的。其一,从历史逻辑的起点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逻辑起点并非文明内在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在“古今中西之争”双重辩证逻辑中展开的。即一方面要从民族历史走进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要走出“东方从属西方”的世界历史,这就是“第二个结合”发生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其二,从普遍性“世界历史”的辩证演进来看,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结合在一起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历史中巩固了其自身主体性,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三,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作为轴心文明时代世界三大文明形态之一的中华文明,在经历了辩证发展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之后,最终也将在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上展现典范性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具体应用——以四方机车车辆厂百年历程为例

四方机厂的百年历史,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在微观视角透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教学实践上和实现“八个相统一”教学目的上具有明显优势和可行性。依托已有的章节内容,借助实践教学、VR虚拟技术等,通过历史观的价值引导、问题意识的针对性引导、实践教学的认同感引导,以问题为中心、以四方机厂百年历程为载体,构建历史情境,可以拉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感,使学生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内涵,利用地方史、微观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相结合,实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目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不断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政课程之一,其性质和作用决定了它不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必须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并分析其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现实困境、积极探索其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路径,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抓好抓实。

中医药外治古今考

目的:对古今中外中医药外治的发展与现状进行研究。方法:按时间顺序对中医药外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对每个时期的中医外治、中药外用与机理理论3个方面进行总结。结果:回顾中医药外治从古发展至今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医药外治的思考与展望。结论:古今中外中医药外治的发展与现状的研究促进中医药外治在现代医学临床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高临床疗效。

略论心态史与中国近代社会研究

心态史研究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长时段的社会现象 ,弥补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只注重英雄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缺憾 ,从而加强对社会广大民众心态的研究 ,使一些问题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

从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现状、研究目的与意义、主要研究思想与观点、研究内容与重难点、研究方法等方面 ,提出了如何思考研究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问题的思路。

理论建构与专题研究互推共振:2017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2017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继续沿着学科理论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史料整理与搜集持续推进，专题研究持续拓展和深化．跨学科融合趋向进一步加强，在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妇女研究、青年研究、医疗史等领域学者的参与下，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建设、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社会保障、社会生活和社会心态等多方面的研究均取得较丰富成果。

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应该是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在当前的研究中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文章提出应该以文、谱、音、像、图、物齐全 ,来构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完备史料。

百年奏鸣——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本文就 2 0世纪中国音乐的文化属性、历史分期、形态特征、研究对象等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认为 :近现代音乐历史的研究 ,应当从 2 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的“断代史”研究入手 ;在研究方法上应当“由大而小”、“由泛而专”。文章指出 :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 ,如果一味地与宏观的“大历史学”、“大史学界”的研究保持一致的话 ,研究活动本身就会脱离于音乐艺术的本体属性和社会音乐生活的实际。在具体操作方法上 ,作者提出 :1、应当改变过去“大而全”的传统学科思维 ,“收窄”战线 ,把着力点放在做“主流”的音乐创作、主流音乐家的研究上面。 2、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 ,应当把宏观的近现代中国音乐的诸多问题做体系化、门类化、具体化的处理。 3、把一些交叉性的“问题史”、“门类史”拿出来 。

三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范式之转换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复兴30年来,相继出现了＂现代化＂、＂本土现代性＂、＂社会与国家＂、＂社会治理＂等四类影响较大的研究范式,推动着学科不断走向新的广度、高度与深度。但作为以研究本土经验为主旨的学科,尚缺乏有效回应现实问题的重大理论成果,对于西方经验与理论已无力解释的＂中国道路＂这一世界理论难题,也还没有提出得到广泛认可的本土解释理论。展望未来,从＂社会治理＂着眼,在全球化视野下,向社会建设与发展维度方向拓展,可能会推动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治理与发展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为当今中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良治社会与善治社会,提出有益的历史启示和理论阐释。由此可能会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引领学科在理论创新上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新编中国戏剧史论纲

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戏曲史不是一个概念,中国戏剧史的正式形成和戏曲史的正式形成同样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只要符合一般意义上的戏剧本质即可,汉代百戏"东海黄公"即可作为一个鲜明的标志,因为它已符合了扮演故事的最基本要求。后者则必须符合戏曲本质即"以歌舞演故事"的要求,其正式形成应以宋代南戏的出现为标志,而且在严格意义上也不包括傩戏等民间仪式性戏剧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戏剧。一句话,戏剧史的概念要比戏曲史的概念宽泛得多。其次,整体上中国戏剧发展与社会形态转型密切相关,在此框架内戏剧发展有自身规律,必须辨证地看待社会分期与戏剧分期的关系,完全将二者等同或割裂皆不科学。基于此,中国戏剧在宏观上可分为古典和现代两部分,各自内部还可分为酝酿、成型、成熟、繁盛以及转型与新生、分化和发展诸阶段。以此展开,中国戏剧史方能真正谈得上名副其实。

70年来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历史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使命。向燕南、戚裴诺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史上,只有1949年之后的前17年和改革开放至今的40余年属于正常学术阶段;新材料与新问题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力;新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该保持吸收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与建立中国古代史自身话语体系之间、细节研究和宏观的贯通性论述之间、'阶级革命'视角与国家视角之间、地方叙事与国家叙事之间以及研究中使用不同史料之间的张力。朱汉国认为,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成就突出表现在: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内容体系实现了向'通史'的转变,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和创新等。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科队伍建设,加大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推出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学术成果。李正华、秦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的形成,缘起于国史研究的发展;而国史研究的发展,得益于国家对加强国史研究的要求。长期以来,在国史研究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有关国史的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学科建设日臻完善,相关档案文献、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传统的其他历史学科相比,国史的学科定位尚须进一步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有新突破。孟广林、邹博认为,在百年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术史的缘起与发展轨迹中,中国世界史学科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顽强生成、日益拓展的历程。伴随着学科准确定位与制度化建构以及人才培养的臻于完善,相关专业研究已经告别的原初性的朦胧状态而开始崛起,成为一个学术群体逐渐增多、学术积累日益积淀、专业布局不断扩大的学科。在升格为一级学科后,世界史既获得前多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挑战。赵宾福认为,新中国考古学70年的进步是巨大的、成就是显著的、贡献是多面的。其主要表现是:坚持从材料出发,作出了有别于文献史学的特殊贡献;坚持与科技交叉,拓展了考古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坚持走中国道路,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坚持为历史服务,成为了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坚持做文保先锋,发挥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作用。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疑古派”与“考古派”虽然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主张“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不过,心理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其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等,均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家的“疑古”之说。因此,王国维可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一位“被动参与者”。这一学术事实的考定,可为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提供若干思考和启迪。

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

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状况可分为初期的过渡和后期的发展两段考察。初期史学受外在时势的影响比其他时段更大,各类学术建制的改造和新建受到自上而下的关注,体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新型办事特色。研究者思想和学术的转变明显,但老先生对新方法往往努力学而学不会。那时大多数人惯于思考宏观问题,所谓"五朵金花"就是代表。学科上提倡注重近代史研究,但真正落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今日史学言说中,"十七年"的史学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种学统的中断导致"与国际接轨"的异化。

从现代教育理念谈中国古代史教学新模式的构建

运用现代教育理念构建教学新模式是推进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在其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需要教师根据历史学科的发展走势、知识时代的特点及对人才素质结构的新要求,从教学内容的优化、探研式教学的尝试、史料训练与田野考察的结合、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及中国古代史课程特有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等方面,全力构建中国古代史教学新模式,以期实现培养素质全面的历史学人才的长远目标。

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三题

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既要注重史料的考释,又要侧重学理的阐述。就目前而言,研究范围的界定与研究视野的拓展并不矛盾;探究报刊等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关系是中国近代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焦点;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既要有宏观视野,又要从微观层面来考察。

治学不为媚时语 惟寻真知启后人——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