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何以可能?--以国家动员能力为分析中心

理解中国现代化取得的成就,离不开现代化的政治维度,即政治现代化。这不仅是因为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因为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有效推进的一个重要条件。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引领,需要一个强有力国家政权体系的推动,尤其是需要不断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正是因为有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的组织、规划、统筹、动员,中国现代化才得以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在适应复杂环境中变革发展。从政治学视角看,中国现代化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持续不断地加强国家建设,缔造出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新型现代国家。新型现代国家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构成要素,也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新型现代国家通过有效的思想动员,将现代意识植入社会之中,实现社会的深刻变革,培养社会成员对现代化的认知与认同,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广泛的参与动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齐心协力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局面;通过广泛的资源动员,有效汇集和调配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实践业已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既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集体命运,也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类文明。

国家治理过程的“可视化”如何实现--权力清单制度的内涵、意义和推进策略

权力清单所涵盖的范围就是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范围,清单以外就是行政权力不能随意进入的范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权力清单制度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重要制度。在宏观把握上,应严格树立原则纪律、汲取各地创新经验并统一全国规范;在中观战略上,可结合相关改革举措,采取广泛多层级的立体化推进形式;在微观战术上,应以严格的核查问责制度、信息化政府建设和协商式民主建设为配套保障;在深化实施时,则需深入研判法律约束、改革盲区和未来限度,从而把握改革脉络。

历史政治学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从贺东航《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说起

当下中国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有两种典型的研究路向:以姚中秋为代表的规范性的历史政治学路向,即政治哲学路向的历史政治学;以贺东航为代表的描述性的历史政治学路向,即社会科学路向的历史政治学。与前者相比,后者不是旨在把握中国文化的不变本质,而是力图呈现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实践经验,因而可以把历史具体主义贯彻到底。但是,贺东航式的历史政治学研究,除了未能形成学理融贯的分析框架外,亦面临着历史阐释与未来建构之间的张力。把历史政治学研究与社会政治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可以弥补单一的历史政治学视角对历史延续性的排他性关注,从而在现代转型中恰当把握政治现象的历史延续性及其现代转进空间。

“比较-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建设与财政变革——基于历史社会学和新财政史学

1980年代以来,欧美历史社会学界与新财政史界首次把"国家"与"财政史"作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分析变量,纳入"比较-现代化"的研究视野,前者从国家建设映射财政变革,后者从财政体系变迁解释国家转型,两者从相反的方向携手完成了"国家(建设)"与"财政(变革)"的学术联姻。"国家建设"在经验与逻辑上大体分为"国家形成"与"国家转型"两个部分,前者解释国家"从无到有"或至少"从不发达到发达状态"的实现过程,后者研究国家从"不可欲"状态向"可欲"状态的转型经验与教训;前者勾勒了"外部军事竞争"与"内部财政汲取"相互推动,共同厘定国家边界、确定国家-社会关系的图景,后者通过"国家-社会"互动的多元模式,解释财政体系与财政制度如何构成社会变革的动力、如何决定国家的成长方式与发展路径。国家建设与财政变革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个维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方式,作为工具理性的"国家"与"财政"本身是中性的,在价值理性层面既可能受制于传统国家与财政的那些特色,也可能服务于现代国家与财政的那些规范。应努力摆脱各种通过"国家战胜社会、权力捉弄权利"的方式汲取财政资源、强化国家能力的传统做法。只有把国家建设纳入现代化的价值规范即"民主问责"与"法治限权"的轨道,国家与社会的摩擦成本才可能变得更小,而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度才可能真正提高;只有在"无代表不纳税"(即税权法定)以及"无公开不支付"(即预算民主)的基础上推动财政变革,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才可能从单向的"支配-服从"走向双向的"契约-合作",而纳税人对税收(及其支出)的遵从与支持度才可能真正提高。

现代国家建设及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逻辑

论文拟从1978年以来中国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解释我国政治-经济转型的逻辑,并试图揭示出我国的政治发展路径。论文认为,现代国家建设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动发起并引导的,目的是通过在国家的性质、职能、能力、干预范围等方面做出调整以有利于市场的引入、扩张和运行,并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论文从结构和治理方式两个向度来考察改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认为,中国国家已转型为一个吸收了当前发达国家先进治理手段的现代行政国家和监管国家。这个基本成功的国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它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和持久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家能力和党的执政能力,使党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经济增长还为党的领导提供坚实的合法性来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历史变革、政治效能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领导国家建设实现发展前途转换、发展道路转变、发展体制转轨和发展方式转变,成功走出一条以政党领导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对政党地位与功能的狭隘理解,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价值凝聚效能、权威塑造效能和组织动员效能。在党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自觉组织变革、坚持党的自主理论创新、坚持党的政策创新试验等基本经验。这些经验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发展,并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提供参考。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马克思国家理论及其现实价值

当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时,国家治理便不可能将视野困滞于一国内部而忽视国家的外部性。以世界历史视野作为理论自觉,马克思国家理论揭示了谋求支配别国政权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基本规律,论证了殖民的非正义性与落后国家追求国家自主的应然性,阐明了国家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致性,强调了利用世界历史的复杂情势之于国家独立与进步的意义。马克思国家理论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启示性。在实践前提下,应夯实国家自主性并促进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关键是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及创新体制;在现实动力上,应在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的前提下主动抵御和防范各类输入性风险;在历史使命上,应善于把握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在引导世界历史的横向展开中实现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具世界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国家建设思想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启示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何种治理形态和治理文明、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做出的科学回答。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国家建设思想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有着丰富的科学意蕴和价值诉求。清晰梳理并掌握其法治国家建设思想,不仅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深层哲学内涵,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国家涵义的实然与应然分析

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目标是现代国家。目前学术界对于现代国家的涵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大体可以分为社会和政权两种进路:社会进路把现代国家看作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政权进路则把现代国家看作是政权建设的结果。这些理解实际上仅仅涉及现代国家的特定事实,没有揭示现代国家的整体涵义。本文认为,现代国家是一个包含实然和应然要素的概念。从应然角度来看,现代国家以社会进步发展为目标,以社会建设、政权建设以及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为建构内容。就此而言,现代国家应该是一个总括性的上位概念,既包括学界详细讨论的各种社会和政权要素,也包括符合应然目标、但尚待展开研究的诸多新要素。现代国家作为一种应然概念,其涵义具有开放性,其建构具有持久性。

探索国企党建新模式 打造企业转型升级的“红色引擎”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新的任务。凯盛重工有限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优秀的党建思政工作经验,探索具有自身特色和实践价值的党建品牌,有效促进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为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强大的牵引力。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建构与公民教育

从政治的角度而言,现代化进程就是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亦即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建构的过程。民族国家建构需要公民教育,通过培养公民的民族认同来对分散的社会加以整合。公民教育则通过与公民教育直接相关的公民科等学科的教学以及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的教学实现这种整合功能。民主国家建构,不仅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而且还包含着民主观念的传播与民主意识的塑造。公民教育则通过公民科等学科的直接教学和课外实践、社区参与等途径,实现其民主化功能。各国公民教育的功能取向取决于各自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演变。

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基于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微观视角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持续巨变,经济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街道和社区(居委会)管理体制无论在机构设置、人员构成还是职能权限上都发生了变化。各地基层政权从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围绕"撤街强社"还是"强街扩社"推动了区—街道—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街道体制改革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但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由于国家基层政权及其派出机构依法要求社区(居委会)协助行政,导致了社区的行政化到再行政化的内卷化过程,严重影响了城乡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的全面发展。因此研究国家基层政权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方面的典型改革实践,对我们深刻认知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巨大变迁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互动关系,创新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模式,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典型价值。

国家能力视角下的政府内部控制体系构建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府内部控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以及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建立健全政府内部控制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以福山的国家建构理论和王绍光国家能力理论为基础,可建立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政府内部控制框架。该政府内部控制框架包括三个层次的目标定义:基础性国家能力目标、国家公共管理能力目标和国家治理能力目标。在该体系中,政府内部控制要素同样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对控制的监督。政府内部控制的范围除了涵盖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财政内部控制和预算管理之外,还应该包括政府部门一般业务的内部控制。

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历经挫折,唯在社会革命的背景下方才获得成功,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即政治动员,其对现代国家构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动作用。革命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凭借由政治动员所赢取的资源优势和社会支持,战胜了旧政权统治者、各路地方军阀以及外国干涉势力,建立起主权独立的中央集权型国家;革命完成阶段,政治动员又继续在国家主权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巩固、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强化、民众政治要求的有效因应等主题上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发展和深化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基础性权力:现代国家的标识——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政治理论透视与解释

基础性权力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一个重要标识,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基础性权力建设至关重要,对其进行理论阐释亦不可或缺。国家基础性权力是国家能够实际穿透市民社会、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它的基础条件是理性官僚体系和工业文明下的技术条件;其运转方式是国家与社会多元行动者的协作;其存在形态是以国家与社会多元行动者协作为核心的制度化;公共性是其价值取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矛盾深刻、复杂、多发的大国而言,基础性权力的建设在现阶段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制度建设。为此,必须注重制度建设中对国家代理人行为嵌入社会治理的规范,对社会行动者参与国家治理不仅要有所规范更要有所保障,同时要注重维持一种行之有效的、常态化的国家与社会协作模式。

城市化、国家建设与农民公民权保障

中国农民公民权问题与城市化的具体历程相联系。总的说来,农民公民权的缺失因城市化受限而遮蔽,因此也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而日益凸显,而城市化又体现了国家建设的逻辑。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尽管农民权利保障问题的凸显是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但其根源是中国的国家建设逻辑。走向现代国家要求国家对农民公民权问题进行及时的应对,改变原有的权利保障体系,加强农民公民权利保障。由于国家建设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因此国家对原有权利保障体系的改变和农民公民权利保障的加强也不是弥补性的,而需要从宪政建设、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系统推进。

当下中国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之探析——基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

当下中国部分县域地区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客观现实,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在对现实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大量的解释模型中,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认此为切入点,探析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国家权力在某些公共领域的不适当退出,以及国家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县域政治的衰败和紊乱。

现代国家建设:中国的探索与实践

现代国家建设是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过程,也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瓦解后,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成为了中国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有效地推进了现代国家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改革时代,伴随着市场的兴起,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国家建设将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现代国家建构与农业财政的终结

免除农业税是对以农业财政支撑国家体系的传统时代终结,也是建立以工商业为支撑的公共财政新时代的开始。终结农业财政既是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的结果,更是建构现代国家的必然要求。为此,需要在终结农业财政的过程中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

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的人民政协制度功能变迁

作为一项体现人民民主的特殊的制度设计,人民政协制度在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经历了重大的功能变迁,见证了民族—国家确立和民主—国家建设前后两个维度的成长,是观察中国现代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标本。建国六十年来人民政协制度功能变迁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在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建设两个方面所做的努力。导致人民政协功能变迁的原因在于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党、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深刻变化与调整以及国体与政体之间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