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社会主义国家观的历史生成及其现实启示

列宁社会主义国家观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观的赓续与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是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国家—社会”要实现有机统一均衡的治理格局、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标。列宁社会主义国家观生成经历了四个阶段:十月革命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对国家管理的初步思考、通过制定有效举措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围绕“由谁领导”“谁来治理”“如何治理”的生成逻辑,列宁社会主义国家观对中国治理的启示体现在:推进新时代的中国之治需着眼于对列宁社会主义国家观的创新性运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持续完善国家治理制度、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要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经历了由传统国家观念到近代国家观念的艰难转变。过程中,不少历史经验值得人们从认识和实践两方面加以深入思考,诸如:民族救亡与国家观念转型的双向互动及其影响如何估量? 外来理论学说与固有思想资源如何在相斥相纳中推陈出新? 国家职能应如何全面理解与准确把握? 人的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如何界定? 本文对这些问题作了思考。

从帝国到民国嬗替之际国家观念的变迁

我国在清末民初经历了从传统国家观念到现代国家观念的转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与宣统帝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体现了革命派、清廷与立宪党人三方都能认可的某些政治共识,体现了三方对现代国家意识的接纳与认同,确认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确认了从传统专制国家到现代民主国家的转轨,表明了国家权力应该从皇帝向国民转移且这种变革是出于民心、民生的考量,表明了鼎革之际保持国家领土完整的愿望与意志。民国元年,原先主张"民主立宪"的孙中山与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立宪派在"共和立宪"上达成妥协,但暂时的妥协很快被打破,袁世凯等帝制派由"共和立宪"退而为"君主立宪",革命党人由"共和立宪"进而为"民主立宪",梁启超等一部分立宪党人(康有为、杨度等转向了帝制派)始终坚持了"共和立宪"。从清末到民初,在政体国体问题上帝制派的变化过程是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君主立宪,孙中山的心路历程是民主立宪——共和立宪——民主立宪,而梁启超等的演进轨迹是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共和立宪。清末民初国家观念的变迁轨迹还可归纳为:从汉族国家观念到中华民族国家观念,从颠覆君主专制到重建政治共同体,从打破大一统到维护国家统一,从针砭专制禁锢之下的臣民到呼唤适应现代政体的国民。

维新政府成立前日本近代化国家观的发端

日本开国后到明治政府成立前,由于受欧美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社会上近代化国家观念以较为隐晦、朦胧的形式逐渐发端。它主要包含对国家制度的近代性认识、否定传统政治体制和封建等级观念、对即将出现的新国家体制的设想等。这种新观念尽管存在局限,但对明治政府成立后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近代化新思想的大规模宣传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现代化、民主国家与公民教育

民主国家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民主国家的建构离不开民主参与,即民主观念指导下的公民参与。其中,民主观念是民主国家建构的动力源,公民参与是民主国家建构的政治保障。而公民的民主观念和政治参与不是凭空出现的,二者与公民及其教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并且需要公民教育的积极推动。可见,民主国家是考察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教育功能的逻辑起点。

辛亥前后的学堂、学生与现代国家观念普及

现代国家观念是中国走向现代进程中影响至深至大的观念之一。辛亥前后全新的学堂建制与报刊舆论等相结合,为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学生在普及进程中既产生了对清末名士的景仰崇拜,也发展出另一种"夷夏之辨",更影响了此群体中的思想竞逐。由此学生们的生活世界、知识世界乃至感觉世界在辛亥前后都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

个人观转型:中国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诸观念在思想文化世界中的确立 ,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也是西方近代以来启蒙话语所环绕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国近代以来 ,要求突破传统桎梏对人的束缚的个性解放意识和以个体自强而求国家富强的救亡意识 ,促使现代个人观在知识精英的思想世界中初步形成 ,其内容主要体现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人道主义思想要求个人的个性解放 ,肯定个人的价值 ,追求个人的人格自主和人格平等 ;其二是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要求个人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中国近代个人观转型的实质 ,是要求变传统的臣民为近代的国民 ,使个人从道德义务的主体变为现代社会的法权主体。从哲学层面上看 ,也就是要确立个体的主体地位 ,实现个体主体性的解放。

“工具性”色彩的淡化：一种新健康观的生成与实践 以绍兴醴村为例

国内学术界目前还鲜有以医学社会学作为理论视角来探讨当下的医疗、疾病与健康问题。本文基于长三角一个村庄的调查材料,试图从医学社会学角度来讨论当地村民从新中国成立前至今"健康观"的变迁过程。通过新旧健康观的描述与对比,文章主要考察了新健康观变化的内容与动力。村民日益赋予健康以一种崇高的价值,健康观中原有的"工具性"色彩正逐渐淡化。由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新健康观生成的最大动力,而国家在其中的直接作用则非常微小。本文认为,健康观是观察现代化的一个角度,也是考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新窗口。

论民族国家、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宪法历史观的重建

现代宪法学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宪法的社会基础,民族国家产生之前或消亡之后不存在宪法。因此,宪法的历史与民族国家的历史相同。然而,以欧洲共同体为基础的《欧盟宪法》表明,宪法与民族国家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挑战了现代宪法的历史观,并为重构宪法学的历史理论提供了契机。

孤岛话剧:民族国家观念与现代市民意识的合流

马俊山先生指出,国家化和市民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一组基本矛盾,走向市民化、拒绝国家化就成为中国话剧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断对中国现代话剧整体而言具有普遍性,不过,孤岛话剧却是一个例外。以市民小我的民族认同为主要表征,孤岛话剧呈现出民族国家观念与现代市民意识合流的趋向,形成这一合流趋向的推手就是孤岛时期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境遇。这一趋向深刻影响着孤岛话剧对现代意义上"人的戏剧"的贴合与背离,孤岛话剧的文化品格、艺术成绩与历史局限都与此息息相关。

时空观视角: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阐释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视角得到较好的阐释。一是从时间序列维度考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不同阶段目标、任务的连贯性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持久性;二是从空间结构维度考察,它体现了国家职能角色的变化以及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和冲突。

从观念调适到疆域整合:晚清中国整体国家形象的重塑

"天朝大国"形象陨落后,清政府在"中国"观念的调适中,一度重塑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但是伴随传统大一统外围屏障丟失和国家主权危机加深,这种努力收效甚微;随着"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中国"国家形象"的构想出现了"汉民族"国家和"大民族"国家的分野。基于"大民族"国家观念,清政府在整合东北和藏区疆域过程中,重塑了近代中国整体国家形象。

新时代中国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中国整体性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治理范式,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治理的重新思考和现实观照,是创新性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国家治理最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整体性治理理念协调各方力量,总揽全局,积极进行整体性治理理念的中国化实践,为新时代中国整体性治理奠定了深厚基础。新征程上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体性治理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整体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政治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略论梁启超国家观的发展脉络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其思想上的变化体现着近代知识分子国家观念的转变与发展。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梁启超的国家观念整体上沿着戊戌变法时期、赴日初期、游美归来以后三个时期变化。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对后来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无论是改良,抑或是革命,都有着重大影响。

论国家概念的法理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攻关的长期性重大课题之一。然而,现阶段对该课题的法理研究存在法治化路径依赖的问题。究其根本,当前中国法理学只关注“治理”“现代化”而忽视了“国家”,由此导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理研究被简化为一种无“国家”的“治理法治化”研究。因此,为了克服这一“单条腿走路”的研究困境,有必要引入国家概念并将之法理化。国家概念的法理化分为三个环节:首先是正视“国家”,将“国家”视为方法而非目的引入法理学,强调“国家”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方法论意义;其次是吸纳“国家”,将法理概念作为“国家”进入法理学的入口,并对国家概念进行对象化处理,从而提炼出作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最后是融合“国家”,在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范畴内,通过建构包含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三维立体式的法理学分析结构,将“国家”融贯于法理学之中。国家概念的法理化就是一种“以国家为方法,以法理为目的”的思想操作过程。

“变局中的趋新”:近代士绅国家观念变迁原因探析--以《退想斋日记》为考察中心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随着欧风美雨的深度浸润,中国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士绅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突出体现在以“中华观”为代表的近代国家观念逐渐取代了以“天下观”为代表的传统国家观念。历经晚清、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山西士绅刘大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透视其遗作《退想斋日记》,既可窥探其所处“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亦可对推动士绅阶层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以此更好揭示近代中国的众生相。

顾炎武政治思想的近代意蕴

相对于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理念而言,顾炎武的政治思想已经开始显现出了近代色彩。这种独特的理论品格,在于顾炎武解构了儒家和法家政治哲学的等级基础,在重构自然本体论和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之上,对公私关系、国家观念、君臣民关系、权力运行机制作出了新的阐释或安排。尽管顾炎武政治思想的近代转向带有一些限制,但仍然不失为对传统民本政治思想的一种突破。

穴位本态与穴位敏化刍议

本文围绕穴位本态、穴位敏化两个科学命题的相关内涵及研究开展讨论,认为本态研究中的穴位概念与传统的腧穴概念的内涵不同,当前的穴位可能指的是针灸治疗部位,而不仅仅是腧穴;敏化可能是部位穴位的一种特征,但敏化穴位可能并不是针灸发挥扶正祛邪整体治疗作用的主要部位。当代研究及概念架构在丰富针灸知识体系的同时,不能背离或割裂针灸医学整体调节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治理观

国家治理观的主旨在于回应三个核心问题:国家治理目的是为了谁,应以谁为中心?国家治理的标杆是什么,目标指向何在?权力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依托,它是一柄双刃剑,国家治理应如何实现公权的有效约束?文章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治理观对这三个问题给出了响亮的回答,也就是: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观,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的治理指向观,以实现有效约束为前提的公权监督观。

“家—国”关系下儒家生育理念及其现代转换

植根农耕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宗法社会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规则中的传统儒家生育理念,以“尊男卑女”“多子多福”及基于“天人合一”的人道“天道化”为要义。在依循平等、自由、公正等现代社会权利理念的当前,儒家生育理念需以重构“家—国”关系为轴,重建家庭观、孝道观和以“天人合一”为内核的“家—国”秩序观,在推进儒家思想整体现代化的总任务中实现其生育理念的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