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水上运动记述与当代体育借鉴

《诗经》记录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余年间的作品,是中华民族形成以前的为数不多的文献之一。整部《诗经》约三分之一内容均与水有关,其中包含了很多与水相关的活动,最早关于游泳的记载就出现在《诗经》中。《诗经》中所见水上活动主要源于生产生活和出游的需要,主要方式有徒涉、腰舟渡、游泳、潜水、乘筏、泛舟等,基本特征表现为:“勇”是早期水上活动的重要精神,与同时期陆上体育活动相比水上活动发展较慢,但初步具备了追求身心健康的功能。《诗经》中所记述的很多水上活动对当代体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徒步渡河、扎筏泅渡、抢滩登陆拓展训练和龙舟竞渡等当代水上运动都是对《诗经》中水上活动开拓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守正创新:苏轼的《诗经》学思想新探

苏轼在《问<小雅>周之衰》和《既醉备五福论》中间接表达了基于《诗经》学术问题而形成的观点,其思想兼具守正与创新。在汉唐学说影响下的苏轼形成了对《诗经》基本性质、重要命题等内容的理解,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部分。苏轼文章善发议论,高倡“人情”,强调《诗经》的文学属性和通经致用的儒家传统,既是“三苏”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在北宋初年新旧学术交流碰撞的浪潮下文人学者的思想变化,为研究当时《诗经》传播、接受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以《既醉备五福论》为代表的议论文章也具有独特的《诗经》学文献价值。

婚嫁喜歌中的《诗经》元素略论

婚嫁喜歌是民间流行的与婚礼相伴而行的意在祝颂、祈福的歌谣。喜歌虽主要通行于民间,但它同样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其中对于传统经典《诗经》屡屡引用是一显著特色。本文即以婚嫁喜歌中所融合的《诗经》元素为研究对象,就婚嫁喜歌援引《诗经》的情境、所引《诗经》文句的类型与篇目、《诗经》元素融入的方式、融入《诗经》元素的原因、所融《诗经》元素的价值等方面展开探讨,展现经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探究民间小传统的流传。

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文本转译的理论基础

在积极建构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体系的背景下,以提供区域性的基础支持为目的,对区域性当代建筑进行以省域为单位的深入化、特性化理论研究。针对这种研究的路径,以及研究中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转译的理论基础展开探讨,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叙事路径及诠释学、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以文字文本、建筑作品、建筑观念为研究对象的深入化、特性化研究路径,明确了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之间转译的诠释学、图像学基础。提出了转译中应注意的建筑图像文本的阐释具有多样性、图像文本的客体解读具有与主体信息不同的可能性、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的建筑理论诠释方式等三个问题,为以省域为单位的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明确了研究路径,阐明了转译问题的理论基础。

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

刘绍攽《诗逆志》作为其研究《诗经》的主要著作,其《诗》学以“陶性情,劝善恶”的儒学传统诗教为要旨,中和汉宋二家,旁举博征清人论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审慎态度。同时刘绍攽以训诂音义来疏解文本表义,并以考据史实与探阐义理来挖掘圣人深旨,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考证来深化《诗经》教化育人、移风易俗的社会性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解《诗》非“汉”即“宋”的偏颇之见。

文献丰富,义理淹洽,经集互证之典范——评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

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深刻分析了汉赋与诗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扎实,文献详赡,合理利用量化统计,充分挖掘文字表述背后的丰富意蕴,具有辩证思维,且注重还原文学生态,剥离层累积淀,揭橥了理论范畴的原始涵义与时代新变,对赋学、诗经学、乃至古代文论、文体学研究皆极具启迪意义。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尹继美《诗地理考略》“以风动人”的政治理想及其体例特色

清代考据学的昌盛促进了《诗经》地理研究的勃兴,而尹继美《诗地理考略》是其中最为时人称颂的一部《诗经》地理研究专书。尹继美吸收前人的地理风俗观点,结合晚清时代背景,将自己“以风动人”的政治理想融入对《诗经》的地理考证,从而形成《诗地理考略》独特严谨的体例特色。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唱给未来的远古歌谣——世界文学视阈下大中华文库《诗经》日译研究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外文出版社邀请松冈荣志教授复译《诗经》,目的在于激发古典的现代价值,延续文本的来世生命。本着“为未来日本一代而翻译”的理念,新译消解了注疏解读传统,着力挖掘古典作品新声,使之走下经学神坛,融入现代日本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学视域下,古典作品的现代化翻译尝试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正是《诗经》本体具有的生活的广度、历史的厚度和哲学的深度支持后世的复译和多元化解读。

“诗教”传统的当代转化

当代《诗经》教育不仅在于用先秦时期朴素的人文关怀打动人,用克制、理性的道德自觉感染人,还应从传统“诗教”中吸收经验,从传统诗学中汲取营养,以守正创新的态度,构建属于新时代的内涵体系。同时,对于宗法制背景下《诗经》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精神的不合时宜之处,如“温柔敦厚”的教育目标、“宜室宜家”的女性意识等,应予以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以上观点,应充分融入到《诗经》教育中的目标确立、篇目筛选、文本解读及教育教学方法等各个环节。

《诗经》翻译研究现状分析(2006-2021年)

《诗经》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典籍外译不可或缺的板块。作者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式,对2006-2021年的《诗经》翻译研究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揭示了该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诗经》翻译研究的成果与不足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未来的《诗经》翻译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创作年代考——以佚文献为中心

通过梳理相关佚文献可证明陆玑并非三国时期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创作年代应在南北朝晚期。内证有二:一是《诗经》名物学的发展遵循着两条脉络,即训释名物从释诗义兼释名物到完全脱离诗义专释名物、训释内容从随文简释到内容多元,故完全摒弃诗义、训释颇为翔实的陆《疏》应产生在诸书之后;二是陆《疏》广泛吸收魏晋南北朝名物类著作。外证有三:一是三国时期,其他《诗经》名物类佚书与陆《疏》差异较大;二是南北朝时期亦有吴郡,陆玑为南北朝人与《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所载并不冲突;三是“疏”体受佛教讲疏影响兴起于南北朝,不应出现在三国时期。

《诗·唐风·绸缪》诗旨补证

《诗.唐风.绸缪》一诗,所谓“束薪”、“束刍”、“束楚”实际上反映了上古婚姻的“亲迎”之礼和“燎炬”之俗。所谓“三星”即“参宿”,为晋人观天象以计时序之辰星,诗人正是通过“三星”星光映地位置由东向西之变,表示时间由黄昏而深夜之移,极力渲染“闹新房”场面之盛。《绸缪》首章为女性伴舞之女声部合唱的“戏新妇”之辞,次章为男女集体伴舞之男女二声部大合唱的“戏新夫妇”之辞,卒章为男性伴舞之男声部合唱的“戏新夫”之辞,全诗构成了一部多声部、多角色的爱情交响曲,成为后世“闹新房”诗歌之祖。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汉初《诗经》传播与四家诗的形成

汉初《诗》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经典复原"的成功。经师们靠记忆口头传授,一人不能独尽其经,阜阳诗简之所以《雅》《颂》阙如,即是证明。《毛诗》则为藏于隐密而得以幸存的《诗经》全本。在经典复原过程中,《诗》学传播呈现出了无序状态。随着大师的出现,始有了齐、韩、鲁、赵《诗》学传播的区域性特点。政治力量的介入,使《诗》学传播由无序走向有序,逐渐形成了四家《诗》派系。

韩愈、李翱的经学思想透析

《论语笔解》是韩愈、李翱对《论语》的新解,今人研究甚少,忽视了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韩、李以心解经、神化孔子和改动经文的经学思想标志着真正开启了宋学,也表明了中国解释学的转向。二者的经学思想的建构对今天理论上的综合创新,复兴民族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