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乌托邦与后现代浪漫——生态文化讲习录

一部乌托邦的历史,就是人类自我设计的历史;“反乌托邦”思潮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对现代社会反思意识的觉醒,证实了人类引以为傲的自我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因而,桃花源型的东方乌托邦,作为前现代生态文化的遗存,恰恰呼应了后现代的浪漫精神,正可以作为反思现代社会、构建后现代生态社会的一个参照系。

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基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演替的视角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开始全面“崩盘”,太平天国运动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民主主义思潮、近代社会主义思潮蜂拥而至,开启了辐射全社会的思想争夺的时代。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演替这一理论模型来检视这些社会思潮,可以发现,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内在联系,即呈现为由乌托邦到意识形态的辩证演替过程。这将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串联在一起,最终汇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内核的科学社会主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光明城与广亩城的哲学观对照

本文采用诠释学文本解读的方法,通过对20世纪两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赖特和柯布各自提出理想城的语境与文本进行分析,解释了光明城与广亩城的城市形态结构与建筑师各自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内在关系。光明城反映了柯布的二元辩证思维观。广亩城反映了赖特的有机整体观。文章最后对二者的乌托邦式规划理论进行了哲学批判,分析了其中的矛盾性主要在于对城市、市民及二者关系的认识论缺陷。

异化的“去中心”：审视电子乌托邦

对网络时代文化权力的反思,不能缺乏对网络文化的去中心性在本体论层次上的内部质疑,尤其不能忽视其去中心性朝集中性的自我异化。需要强调,话语表达上的去中心不等于话语传播和话语影响力的去中心,物理拓扑结构和信息渠道上的去中心不等于信息传播上的去中心,传统威权中心的弱化不等于网络权力中心的弱化而只是意味着它的型变。我们要清除对电子乌托邦的乐观遐想,重审在网络语境下话语宰制的可能方式,意识到网络文化表层的碎片化和"狂欢化"在其深层次上所隐蕴的话语和文化霸权的集中。

现代性、乌托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自身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而是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在对资本主义判断中追求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选择。传统大同、小康思想为它提供了民族文化资源。中国的现代化始终处于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张力下,从康有为的大同、小康论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展示了这种判断和追求的深刻内涵。

乌托邦视域中的旅游本质再认识

旅游与乌托邦都是颇有争议的概念,但是旅游所包含的审美和精神愉悦两种元素,所蕴含的人类生命自由价值、精神价值以及健康的乌托邦精神所包含的理想主义和超越批判的精神有助于消解现代性悖论带给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危机,这些却是不可争议的。把对旅游的研究置于现代性和乌托邦相互观照的视角下,对旅游的本质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在乌托邦的视域中寻求旅游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由此来说,旅游是通往乌托邦的桥梁,旅游目的地是一个异域的理想化的乌托邦,是旅游者的精神家园。健康的乌托邦精神启迪旅游者的心智,美学向度的"畅神"使旅游者在批判现实中消除现代性悖论造成的苦恼,摆脱内心的浮躁,探索自我,超越自我,以乌托邦的方式实现内在精神生活的升华。

别现代: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

别现代是王建疆教授创构的"主义"话语,也是一种有较大"涵盖性"的理论。由于其较强的阐释力,并触及到了知识人的集体无意识,因而引发了诸多关注。但其魅力所在恐怕是由于它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别现代要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张力,并实现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性引导,则需要彰显其理论尤其是社会理论、文化理论的属性,同时也要努力将公共性精神作为其思想的内蕴。若如此,别现代对具体学科的辐射力将得到提升,同时也会避免其自身可能遭遇的知识合法化危机。

乌托邦的历史演进及其困境

“乌托邦”(u top ia)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作为人的内在自由的集中体现和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乌托邦观念是根植于人的真实本性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然而,中西方社会乌托邦观念的历史演进都表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使乌托邦面临一种“现代性”困境,遮蔽了乌托邦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终极意义。

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理论、问题与实践

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强调审美和艺术的政治介入,展现了一种包含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的美学乌托邦的理论取向。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不仅仅意味着美学转向政治思想,它强调审美与艺术是文化改造和政治主体形塑的重要力量,既突出审美的意识形态功能,更强调超越意识形态的"感觉共同体"或"审美共同体"的建构。当代美学和艺术正在不同程度地遭受工具理性的影响,美学和艺术存在着成为单向度思维工具的危机,因此需要从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中吸取"下行通道"的思想资源,其目的是将那种学理和思辨层面的美学真正转化为文化的批判力量和理论的建构策略。

反乌托邦小说中的现代性忧思

20世纪西方反乌托邦小说的主题可以归结为对于近代以来现代性发展与建构的深刻反思,其中渗透着对于人类的命运与未来的沉重的忧虑。这种反思与忧虑是在多个层面展开的,而其核心意旨,则是对于现代科技和现代政治的反思与批判。它们直接的思想根源是对于现代性的再度认识和评价,而其内在动力则来自现代性自身的诸多悖论与问题。尽管反乌托邦小说并未提出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方案,但在其振聋发聩的警世之音中霍然警醒,正是化解人类所面临危机的第一步。

乌托邦、现代性与知识分子

在后启蒙时代,众多对乌托邦的批判都是以对乌托邦的泛化理解为基础的。其实乌托邦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在其文本表面的圆融一贯下潜藏着若干内在张力,这些张力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具有亲和性。借助现代性的媒介,可以看到乌托邦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历史命运。

乌托邦的现代性困境

失去了自我反思和内在批判机制的现代社会,使得乌托邦思维遭遇深刻危机;"地理大发现"所引起的"空间革命"和全球视界的融合,已经根本打破传统乌托邦想象的空间。象征人类永恒超越精神的乌托邦的当代匮乏,至少可以从人的奴化心理、"历史终结论"的文化语境、悖离设计初衷的政治权力结构三个层面对其成因进行解析。总体上,放弃意义和价值的现代性,成为它摒弃乌托邦意义与价值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社会主义与后现代的乌托邦——论阿格妮丝·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

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理论,它一方面包含了后现代的理念,另一方面却又执著于乌托邦的建构,具体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的新反思,希望在后现代的框架下建构起新的社会主义理念,我们将之称为"后现代的乌托邦"。后现代的乌托邦的理论基础是基本范式的转换,即由历史哲学转向历史理论,遵从市民社会的多元逻辑,并对其作出选择。

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西方技术统治论的文化本质及其趋势

技术统治论主张科技专家对社会进行全盘的统治或管理。在早期 ,它是西方现代性精神理念与激进知识分子的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对社会现实进行激进批判的社会乌托邦。随着现代性危机 ,现代技术统治论强调国家的非政治化 ,对现存的社会体制、社会目标不加批判地认同。

超越现代性:乌托邦观念的批判性重建

在现代性极度膨胀的现代社会,人类必须试图重建一种健康、合理的乌托邦观念,选择超越当下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以此来冲淡人们对现代性价值的固执性迷恋。后现代主义放弃了重建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因而,它没有可能构想某个与当下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

西方现代设计运动中的民主悖论——关于巨型结构的思考

现代主义运动作为与传统文化决裂,塑造新型文化的开端,曾经以革新者的姿态,重塑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现代设计大师们如虔诚的传教者一般,积极建立自己的价值与理念体系,并以体量庞大的设计实践方案在大地之上下定注脚。为了赋予当时的新材料与新技术以适宜的美学形式,他们抛弃个人渴望,投身于技术与功能的逻辑关系中。然而就本质层面而言,这种以物质性为统领的设计体系,显然忽略了社会的复杂性与资本的力量,从而使其民主主义的出发点日益站不住脚。尤其在后期的巨型结构景观中,设计者逐渐演变成一个专断的造物主形象,在资本的主导下走向了民主的反面。

反乌托邦小说之“反”的二重性论略

反乌托邦小说之“反”具有鲜明的“反—乌托邦”与“反—现代性”的二重性。反乌托邦小说对乌托邦和现代性之“反”,从根本上是一种批判性反思而不是简单、绝对的否定。反乌托邦小说潜在的核心命意既是乌托邦的,也是现代性的,它追求的是更“好”的乌托邦和更“合理”的现代性。它以“反方案”的方式表达着人们对于未来的筹划,是人类乌托邦精神的另类形象表达。

从深刻的异化现实批判到营造虚幻的“自由社会主义”王国——评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论

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批判深刻而有力,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异化存在的指责也不无道理,但是他由此提出“现代乌托邦革命”,主张以精神、意识革命取代经济、政治革命以进入“自由社会主义”、实现人的本质存在,这种社会政治观却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它只能存在于马尔库塞的主观幻想中而永远无法付诸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

论西方现代乌托邦论者复兴乌托邦精神的若干路径

面对现代性的"解放悖论",乌托邦理论在经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而消沉、甚至"死亡"之后,又重新引起西方现代乌托邦论者的极大兴趣。他们不仅为乌托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广泛的论证,还从若干路径出发,要求在这个普遍物化和异化的时代复兴乌托邦的批判和超越精神。这种理论倾向既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转向的理论渊源有关,同时也是现代乌托邦论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人本主义解读的结果,但是这些寻求"类"自由、正义的乌托邦路径,在其本质上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背离,因为脱离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设想出的自由只是一种抽象的自由。

乡愁乌托邦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王杰教授访谈录

乡愁乌托邦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对中国审美现代性和中国经验的考察与把握,同时也结合对中国悲剧美学精神的理解而形成。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与实践,它一方面从过去探寻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破坏了的、但仍具有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机制;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在多重文化叠合的当代语境中酝酿属于未来的力量。乡愁乌托邦与红色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两个关键内核,它们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几乎同时产生,二者互相叠合构成了一个双螺旋结构,蕴藉着巨大的、充满着内在张力的情感空间。乡愁乌托邦规定了审美现代性的“中国性”,红色乌托邦规定着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审美现代性之路才能够基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当代语境通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