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会通与近现代传记文学新变——以江苏传记文学的创作为例

王韬创作于1880年的《弢园老民自传》表现出与中国古代传记不同的质地,被看作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轫之作。中国有强大的史传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非常优秀的传记,到清代中国传记表现出渐渐脱离史传向文学变化的趋向,直至后来在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新的特征。以近现代江苏传记文学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近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在创作方面的新变,具体如下:第一,西学影响下的主体意识之变;第二,中西碰撞中的国际视野之变;第三,自传的兴起;第四,实业家新形象的书写;第五,中国母亲形象的海外传播。中国近现代传记的写作和传播表现出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以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动因为考察对象

中国现代作家因人生阅历以及创作经验的不同,在奔赴延安前心态各异。洞悉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嬗变的脉络和原因。在艾青、丁玲、萧军等奔赴延安的中国现代作家中,何其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追求报告文学写作,想通过奔赴抗战前线收集资料撰写报告文学,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另一种是追求进步的心态与精神。这种体现是他抗战前作品中蕴含着“激进力量”和追求进步的热情。再加上吴伯箫、杨吉甫等革命友人的影响,加速了何其芳奔赴延安的过程。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中。这也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学人日记视域下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历史影像”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需要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要特别关注史学转型的本土因素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从本土、域外两个因素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真相,既重视史学转型过程中的“他者”,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子”。中国史学转型,外力只是推动作用,内部所酝酿的近代因素和自身对近代性的追求才是根本动力。中国历史学家构建的“新史学”模式和资源,主要来自欧美和日本。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绝不是简单地移植和仿效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而是在融合中西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内在的需要有选择地建构的。如果只关注西方学术输入的作用,忽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近代因素”,则将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解释模式。

《刘绍宽日记》所见近代平阳县的交通事业

《刘绍宽日记》中有大量与出行相关的记录,轿子、黄包车、汽车、舟船和汽船是刘绍宽常用的通行工具。刘绍宽所坐之轿多为二人抬杠的民间轿,山路出行、处理要事、身体不适等情况下,轿子是他最常用的代步工具;黄包车是短途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伴随平阳公路的出现,刘绍宽亦会选择乘坐汽车出行;舟船与汽船则是他往返平阳县南北港之间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刘绍宽日记》的记录从侧面证明无论是轿子、黄包车还是汽车、汽船,大体都是乡绅富人的专利。此外,亦可根据日记记载推测出史料中“不能发声者”——脚夫的生存状况。《刘绍宽日记》对研究近代平阳县交通事业的经营面貌与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

大学新文学教育合法性的确立——现代作家的文学理论课程研究

现代作家执教大学,相当一部分人开设过文学理论类课程,他们多持现代文学观念,留下不少讲义、著作,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化、知识化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本文详细分析现代作家在大学开设文学理论课程的情况,重点分析文学理论教材及讲义的编写出版情况,从而探讨此类课程在大学新文学教育合法性确立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现代作家在文学理论课程中加入白话新文学,呈现现代文学观念,展示新文学教育的合法性。与此同时,现代作家对新诗、小说等文体进行分析鉴赏,不仅认可了新文学的艺术地位,也提升了新文学的学术价值。这些课程的开设在某种程度上将新文学转化为可供传授的知识,同时为将新文学引入大学教育体系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

近代文人日记中的政治家曾国藩形象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重要的中兴名臣,他的功、德、言对中国近代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曾国藩作为政治家形象在近代文人日记中多有记录,虽然单个日记可能是只言片语,但整体上考察近代文人日记,其中的政治家曾国藩形象是鲜活生动的。日记中的政治家曾国藩“用兵在人而不在器”,也实践了“取夷智、制夷器、以夷制夷”等进步的洋务思想,对近代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五四”落潮后新文学家的创作偏离问题——从俞平伯与新诗的关系说起

俞平伯是“五四”新诗人创作转向中典型的个案。新文学先驱者在五四运动落潮后集体疏远了新文学写作现场,复归其习惯的旧体创作,或转而从事传统古典文学研究。这种文学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值得深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关系到中国新文学史对他们的身份定位问题,还牵涉以此类新文学家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他们复杂多变的文化取向问题。从文体的新旧来看,中国新文学史中的旧体写作理应另成独立的一脉,而非笼统归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范畴中。

梁实秋等现代作家对《秋野》月刊的影响探究

文章聚焦南洋侨生主办的《秋野》月刊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密切关系,主要研究梁实秋、徐志摩、余上沅等《新月》作家以及与王任叔等中国现代作家对《秋野》月刊的“浇灌”,并解读他们在《秋野》上所刊发文章的文学思想和艺术特色,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作家对《秋野》刊物乃至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意义。

略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以“自我”为中心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一般认为,身份预设,是自传书写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无论是自传或是他传,都曾爆发过一场写作热潮。考察这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大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说,这与这一时期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传文创作之中所进行的“身份预设”——往往会以传主之“个性”为焦点,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现代女作家的战争创伤体验与反战书写

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在艺术地再现战争创伤记忆的同时,亦使之更加丰富立体、拥有更广阔的解读空间。在日本,不论二战期间还是战败后,一些有良知的女作家借由女性身份和独到的女性视角,通过个性化的叙事还原战时记忆,展现战争给女性带来的困境,表现出强烈的反战意识。以女性作家为研究视角,通过厘清其如何将个体的创伤经历建构为公共空间的集体的文化创伤记忆,可以揭示日本女性群像的战争创伤体验与自我重建,以及这些作家对战争的反思与控诉、对人类生存状况与命运的担忧。她们的战争创伤书写不只是简单地复写历史,抒发个体的感伤和悲痛,也在女性与战争的话语空间中不断追问战争的根源、创痛与训诫,引导日本民众反思那段疯狂的集体记忆,以唤醒人们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但有些女作家的创作仍存在突显受害立场、博取同情之嫌,必须予以批判。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与表征——基于学人日记的视角

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有一明显的外部特征,是在西方学说的冲击下,由最初的简单模效到基于自身具有近代史学因素的基因有选择地吸纳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可以说,近代史学的转型,西学的冲击及与之结合只是其表象,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中的精华是实现这种学术转型的内在基础和思想动力。中国近代史学学科的建构就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背景下实现的,而其中观念、方法、书写方式的变革更是体现近代史学转型的复杂性。其中进化史观的输入、数理史学方法的运用、科学实证方法的引进皆有中国传统优秀史学资源的接引。近代日记中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史史料,是学人检核史料、查证历史真相的重要原始史料,是学术批评取之不尽的史料渊薮。

朱自清出生地考

文献资料记载,朱自清的出生地是现今江苏东海县。有人以《我是扬州人》中的表述为据,认为朱自清具体的出生地是现在的海州城区。这种观点既是对朱自清文意的误读,也不符合史实。只有厘清朱自清生活时代的“东海县”与海州的关系,才能得出符合语言逻辑和基本认知的正确结论。朱自清祖上从浙江绍兴流落到苏北安家,朱自清出生在当时毗邻海州城的平明古镇。

史料钩沉联结两岸,拾贝补遗破陈立新——评《文海拾贝——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考与年表编撰》

程桂婷等合著的《文海拾贝——中国现代作家集外文考与年表编撰》(上下册)运用“研究(史料)—编撰(年表)—选校(佚文)”的“三维一体”写作思路,基于“全面性”、“时间延续性”和“学术补白”等标准,有条理地进行“史料选考”“年表选编”“佚文选校”。从整体上看,这套书虽存在些许瑕疵,但瑕不掩瑜,其实现了在纷繁复杂的史料文海中识别并拾掇出“宝贝”的学术初心,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赴台文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集外文”予以发掘补遗,完善原本“残缺”的作家文学年表,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学界的“陈见”进行推翻重述,阐释“新见”。这有利于打破“两岸学术分断”的僵局,统合海峡两岸对这一群体的学术研究。该著作无论是对“赴台文人”个体的文学史定位、抑或是群体研究史的推进、甚至是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发展,都有突破性意义。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越南与中国同处在“儒家文化圈”中,不仅仅是文化上,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也存在许多相似性,两国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土地与风俗上存在着差异,可是文学创作与文艺交流上,是存在延续性的。即便属于不一样的民族和国家,但是这个世界上的文学并非是在孤立发展,都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交叉与联系,在相似与矛盾中不断发展。中国文学和越南文学都存在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越南文化必然受到中国文学极大的影响,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对越南文化的影响更深。该文将对中越两国的关系以及文学文化背景做简要的概述,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能够在越南大受欢迎的原因,并着重选择鲁迅、莫言等为代表作家进一步论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

近现代作家职业化转变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近现代作家的职业化转变,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历程。同时,这一历时近半个世纪的转变,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生存形态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文学中心的移位、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并行、职业作家的自由与压力等等文学史现象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无不与作家的职业化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现代性语境下跨文化作家超越创伤的书写

与现代性语境相伴而来的是人的创伤感。遭受创伤,就必然要解释创伤。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在解释创伤中独具优势。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个人有更多的机会生活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造就了跨文化作家,这个作家群体与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感关系密切。跨文化作家的多元文化视角是在创伤体验中形成的,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流亡情结,这也使跨文化作家获得了世界眼光。

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学与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文学诞生于大学。文学与大学结盟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文学创作者大多是大学的师生。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大学史上,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很多大学里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著名的创作家。大学既是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又是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既从事学术研究又致力于文学创作,这对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一身二任,使学术研究更富有灵性,又使文学创作更具有文化意蕴。大学成为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也使得大学校园具有更浓郁的文化气息,使得大学校园更富有诗意。大学与文学的结盟,实际上构成相互哺育的关系。

现代作家的故乡记忆与文学的精神还乡

中国现代作家的故乡记忆作为一种生命体验,凝聚着生命对过去的回忆和向往,从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因和经验资源。颠沛流离的生活现实,使故乡的回忆变得清晰和温暖,创作于是成为一种对故乡的怀念和精神还乡的形式。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北京形象的嬗变

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不仅带来了北京城市的改变,同时也造成了北京文化形象的多重意蕴和不断嬗变。西方文明冲击之下对于北京城市积弊的批判,现代物质文明中对于北京文化传统的再发现,外族入侵的国难里对于城市精神的重塑,都成为现代作家笔下北京形象描写的因子,同时作家也通过对北京形象的书写,不断塑造着北京城市新的精神和品格。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

清末民初涌现出来的小说话,数量众多,色彩斑斓。本文就当时小说话中较为集中讨论的有关古与今、中与西、"新派"与"旧派"之间关系的问题作了述评,反映了当时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调和。民初的小说话多为"旧派"小说家所作,他们指摘"新派"文学家的偏颇与问题,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真正形成"和衷共济"的局面,值得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