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论王安石诗文

严复以评论与唱和形式论王安石诗文,申明重“经济之学”;多以王安石诗文阐发治世理念,借其与自我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宣示自我救世方略和文学理念。他评价其诗文的辞章,重行文逻辑、语言表达,着意于诗歌措辞的严谨和审美的多元化,并接受批评对象的反塑作用,助推自身辞章理念的深入发展。严复的评价处于近代视域之下,具有较大的褒贬弹性,建构了文才横溢、经世济民、具有先进治世理念的近代王安石形象。

白先勇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融合

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具有将中国传统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相融合的特点。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白先勇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前见”与佛教思想紧密相关,他将西方现代主义人—神对立的张力结构置换为今—昔比照的无常变化。以佛教的“四法印”来观照,白先勇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人生虚无和痛苦的体验是通过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来完成的。在文学的终极关怀层面上,白先勇没有走上佛教“寂静涅槃”的出世解脱之路,而是代之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悲剧的尊严”的抗争精神,并且他将大乘佛教的悲悯情怀与“悲剧的尊严”相融合,呈现出解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的境界。

以“进取”瓦解“焦虑”: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境界——《美国现代诗歌及其与中国的遭遇》评介

近现代以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与社会原因,中国学界在与西方的交流之中往往表现得缺乏自信、颇为焦虑,最终导致一种曹顺庆所言的"失语症"现象。不过,近来也出了一批学者,他们在与西方同行的交流之中充满自信,乃至能够自如地运用非母语的英语与西方同行直接交流,由张跃军与斯图尔特·克里斯蒂联袂主编的《美国现代诗歌及其与中国的遭遇》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书的出版本身标志着中西学界交流的重大进步,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此外,该书集中反映了中西学界对美国现代诗歌中中国形象思考的重要成果,对相关主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