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中技术依赖的伦理风险与规制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以创造更大公共价值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要求。在数字治理进程中,政府与数字技术的关系由技术辅助逐渐演化为技术主导,这在社会治理决策、行为和系统建设中产生了技术依赖现象,即智能决策替代治理主体决策、技术行为替代治理主体行为和平台建设替代结构流程优化。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包括政府公权力系统被侵蚀、治理过程的伦理原则与程序的失效以及治理结果责任归属不清等问题。这些伦理风险既阻碍了数字治理对公共价值的创造,也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应从数据信息、治理决策、治理系统等数字治理流程中的3个关键变量着手,厘清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边界,探索优化数字治理的实施路径,具体包括控制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的准入和流出以推进治理公平、优化人类决策与算法决策的合理分工以彰显公共价值、推动数字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共建以明确治理责任归属等。通过规制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推动数字治理创造更多公共价值,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治理研究

营商环境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营商环境发展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成果和经验为基础,将营商环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营商环境治理的方向引领,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新新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剖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即大国经济理论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出发,从人口规模多样性和市场多样性的现实角度,揭示了构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意义;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新新贸易理论中基于企业异质性、挖掘企业潜力、关注企业参与度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产业整体效益的逻辑相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目标,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诠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其次,文章基于三大理论基础,解析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多维动态逻辑,即基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逻辑与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逻辑。最后,文章将营商环境治理的多维动态逻辑融入中国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取向和战略选择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创新驱动路径和“放管服”改革路径,三条作用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以制度创新为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论公证调解的实践困境、理论基础与优化路径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公证调解体现了公证制度由“纠纷预防”向“纠纷解决”的功能扩张。其制度发展大致沿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经历了小调解、大调解以及司法辅助事务参与三个阶段,但实践中存在的运行无序性、发展依附性与功能模糊性三重困境阻碍了其解纷效能的发挥。在理论层面,多中心社会治理模式、“案多人少”困境下公民合法权益保障,构成公证调解的外部正当性基础,功能扩张的公证改革总趋势、评价型调解、多元公证业务衔接的比较优势,构成公证调解的内部正当性基础;来源于公证权的调解权与定性为社会调解的制度属性,使得公证调解独立于人民调解和司法权。在制度层面,应当以规范化逻辑为指引,确立完善公证调解制度的“三步走”总体方案,以社会化逻辑为导向明确多元化调解类型与调解模式,以专业化逻辑为牵引发挥衔接多元公证业务结案方式的调解协议执行优势。可采用“一般涵盖+重点突出+负面清单”的基本思路确定调解范围,同时适用单一“认证调解员”制度,并采用“规定上限+弹性计费”方式确定调解费用。

制度、技术与职业化:1930年代初期青岛警政现代化的实践及影响

1930年初期,青岛警界从组织、技侦、职业化三方面推动中国警政现代化。青岛市公安局共济会为警员提供互助平台,保障警员物质待遇,同时从心理建设角度增进警员的职业认同感。先进侦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提升治安防控效率,体现出警政现代化因地制宜的原则,另一方面推动有关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体现了警用技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职业规范明确化、标准化,直接推动警政现代化的军警分离进程,实现警察职业特性由传统国家军事力量到现代社会治安力量的跨越式变革。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生成与演变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建立,既源于完善警察制度的外部因素,也源于警察职业高危性的内在需求。晚清时期,警察抚恤制度历经“从地方至中央”的演进过程,囿于时代局限,未能摆脱恩赏型抚恤思想。袁世凯执政后重视警政,首次创设警察终身、遗族抚恤,是一次饱含近代化意义的制度尝试。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三次对警察抚恤主体条令进行修改。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将抚恤条例提升至法的高度。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演进促使抚恤形式从临时恩赏型到具有长期性保障的改变,促进抚恤法制化,取向更完善和专业。

中国发展规划体系：发展现状与改革创新

中国已成功创立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国家发展规划体系,形成了分级分类、相互分工、相互配合的发展规划体系和实施机制,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但仍应当看到,中国发展规划体系存在各类规划过多过杂、功能定位不清、隶属关系不清,部分规划缺乏实施抓手、编制主体纷杂、彼此衔接不足等问题。未来中国发展规划体系基本方向是制度化、法治化和体系化。我们应当明晰不同类型规划的定位和功能,明确不同层级规划之间的隶属原则,健全规划实施机制,建立和完善与发展规划相衔接的年度计划制度,从而推动规划体系进一步完善,形成一套"三级四类",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为统领,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国土空间规划总控,以专项规划为特定领域延伸细化,以年度计划为重要抓手,层层隶属,各级各类规划层次分明、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系统完备的发展规划体系,使这一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国家在场”:边缘地带国家权力的系统性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边疆治理的探索

国家权力是政治整合的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西南边疆治理面临着治理手段单一、治理能力薄弱、合法性重建等现实挑战。党和国家通过权力的系统性嵌入,推进了权力网络的全面建构和有效下沉,实现了现代国家权力在西南边疆社会有序生产,破解了长期困扰西南边疆治理历史性难题,推动了西南边疆有效治理。同时,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不仅包含着合法垄断暴力的硬权力,还需要思想文化规约的软权力的有效支撑。新时代边疆治理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借助强大的国家权力为依托,还需要努力根植国家文化基因,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理性选择与制度同构:省级政府“放管服”改革实施行为及诱因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管理创新的“先手棋”和“重头戏”,基于省际比较视角,选取国内9个省份的“放管服”改革实施文件作为案例,采用目标—手段链分析和文本分析法深入剖析“放管服”改革实施的整体行为逻辑。研究发现,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的各省份,在“放管服”改革的实施目标、实施举措、保障机制等方面却存在较大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是地方政府“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而理性选择行为逻辑主要源于制度同构中的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规范性机制和竞争性机制等的共同作用。从深入思考“放管服”改革本质,精准设置改革短、中、长期目标,发挥改革保障机制实效,勇于创新和优化现有制度环境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与社会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市场力量、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协同推进的结果,市场力量的大小依赖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政府力量是在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建设中生成的,社会力量是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而逐渐形成的。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深入挖掘这两种力量,并有效处理好这两种力量的关系,将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我国当前所处的内外环境决定了必须形成"优良政府—强能社会"的力量配置关系和治理格局。优良政府依靠持续的政府改革来实现。强能社会依靠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来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警察职权的让渡

警察的分权化改革是世界所趋,我国也作出了积极实践。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警察机关必须继续深化分权化改革,将本不属于警察机关的职权让渡出去,实现警察机关、社会、市场的多主体协调治理。在遵循行政法治原则、权力制衡原则和本土化原则的前提下,我国警察职权让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物证检验鉴定权交由第三方中立机构;二是将看守所、拘留所等场所执行权让渡给司法行政机关,将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权让渡给同级检察机关;三是进一步削减公安行政审批事项,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四是明确私人侦探的合法性地位,赋予其相应的调查权。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警察权的突破转型——基于《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的思考

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攻坚期,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治理理念成为当下国家建设发展的新目标。与此同时,2016年年底《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在网络上公布并征求意见,这也为警察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与挑战。草案内容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警察权的重构与现代化转型,而警察权的转型必须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权力构建的应然要求,通过警察权的肢解与让渡廓清权力结构、厘定权力范围。同时,在警察权运行方式上也需从权力向度、权力主体及权力手段等多方面进行现代化转型,以此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国家安全体系构建、社会治安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方面提出的新要求。

新时代国家监察监督制度之建构理据、运行价值、效能增进

新时代国家监察监督制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制的拓补完善,国家监察权属于党的监督全面统筹下的国家监督权,国家监察机构属于党统一指挥下可实现国家监督全覆盖的国家监督机关。国家监察监督制度在国家监督制度体系中具有权威性、全面性、基础性,其“权力监督”功能要求其必须通过权威、全面、有效监督维护社会稳定,捍卫民主法治,进而将中国制度的根本优势转化为现实效能。新时代国家监察监督制度效能的提升重在实现监察权行使的主动性、高效性、全面性,保障监察权运行的公开化、程序化与法治化。同时,要遵循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监察监督与其他国家监督、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协调互补的共治逻辑,强化法治约束和内外监督,解决运行中的关键问题,通过对公权力的有效规训应对风险社会的国家治理挑战。

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根基

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定和规划了"三步走"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高度重视、大力加强法治建设。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重要标志和重要保障。法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和决定作用,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坚强的法治保障。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科学立法,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深化行政改革,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推进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坚持依法执政,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建设,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法治环境。

国家审计、经济权力异化治理与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关系研究——基于2007—2014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视角,选取2007—2014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国家审计、经济权力异化治理与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国家审计署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审计,有助于提升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国家审计通过经济权力异化治理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绩效具有正向中介效应,并且这种正向中介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对下一期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影响更加明显,这表明经常开展经济权力异化治理有助于提升反腐效率,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和完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绩效的提高。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警察央地分权

警察央地分权面临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的挑战和我国单一制下央地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挑战,而现有法律对警察央地分权的规定不足、现行警察体制在央地分权上存在缺陷。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警察央地分权问题,可以进一步规范央地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为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纠纷、矛盾冲突提供新思路与新方向,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应明确警察央地分权的价值目标与原则以及内容与界限等基本问题,并从规范化警察央地分权相关法律依据、建立央地两警分设机制、形成警察央地分权良性的互动机制等方面进行。

全球航空治理视野下中国《民用航空法》的现代化和一体化论要

现代民航强国,呼唤现代航空法治。中国《民用航空法》自1995年颁布至今已实施20多年,在此期间,国内外航空运输实践已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以《民用航空法》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民航法律体系面临过时滞后、漏洞迭出的困境。在国内外航空运输飞速发展和国际立法人本化发展背景下,中国《民用航空法》的修订和完善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际、区域以及欧美等航空强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有益成份和先进经验,在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航空公约的法律体系框架下,尽可能保持与国际通行作法相一致,及时修订和补充其法律原则以及具体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实现中国《民用航空法》的现代化和一体化,更好地促进中国民航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推进全球航空秩序的治理和变革。

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评

总结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我们发现一些基本共识和共性问题,就共同观点而言,都强调现代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国家治理方式的合作性、国家治理过程的互动性和国家治理工具的多样化;就共性问题而言,主要包括间接民主的内在困难、后官僚制的内在困难和合作共识的内在困难等问题。

治理理论视域下警察权的功能再造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一个国家、政府与社会、公民互动协调的过程,国家治理应当具备合法性、适当性、责任性、协作性和效能性五个特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警察权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得以彰显是时代发展所需,它要求公安机关要学会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让管理和服务相互结合和促进。为实现该目的,警察权需要从配置、主体、行使等诸多方面进行审视和重构,以实现自身在国家治理转型格局中功能的精准定位,以确保法定权能得以实现。

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阶段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阶段,为更好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全面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发展成就,深刻认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阶段对政府治理体系提出的新要求,科学设定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重点推进国家行政组织体系现代化、国家行政职能体系现代化、国家行政权力体系现代化和国家行政法治体系现代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地方立法权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法律制度的完善及其实施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依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方立法权从无到有,立法主体从少到多,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个变化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同步,其实质是国家治理方式的变化。地方立法权的发展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新需求,适应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新需求。立法是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立法法》的修改明确了设区的市的立法权,是对国家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重新分配。用好地方立法权,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促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买施,增强解决相关地方发展改革和地方治理的制度共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施是其主体框架,而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中,地方立法应该而且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