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轻罪案件出罪机制的逻辑与路径

轻罪化立法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刑事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结合轻罪特殊属性展开出罪机制建构是适应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以应然价值为导向寻求轻罪出罪的立法建构固然重要,但尊重现实从既有规范制度展开探索则更为关键。因此,必须正视当前轻罪化立法格局已然形成,司法重刑主义倾向并未得到有效转变的轻罪刑事治理客观现实,理性认识到推进轻罪出罪机制建构的政策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内在理论逻辑。基于此,在轻罪治理理念上需以消极主义司法消解积极主义立法的客观隐患,实现以出罪思维优位于入罪思维的现实转变;在实体规范上应激活既有规范出罪功能,以罪量要素的目的性解释为关键,强化“但书”及免予刑事处罚等规则在轻罪治理中出罪出刑作用的发挥;在程序规范上,应以既有制度改革为契机,深度挖掘酌定不起诉等制度内在独立的出罪价值。

垄断行为引入刑事责任:威慑与谦抑

引入刑事威慑是反垄断法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从补充威慑的角度,我国《反垄断法》应当对卡特尔行为引入刑事责任。在刑事责任的实施上,有必要确立垄断案件行政执法的先行处理,并同时构建行刑衔接机制,落实刑罚的实施谦抑。在刑事司法环节引入合规激励机制不仅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恰当威慑,更能最大程度地激励企业主动建立合规体系,从根本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轻罪”理论研究中若干观点的商榷

理论界关于“轻罪”的研究成果斐然且意义重大,但若干观点科学性不足,值得商榷。支持“‘轻罪时代’选择以宽为主刑事政策”建议的前提条件不真实,必须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支持“应该废除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建议的理由不合逻辑,对待危险驾驶罪,宜改良而非革命;“刑罚轻缓化是世界刑法发展趋势”论断与刑法发展实践不相符,需要考虑刑罚严厉化的现实意义;“犯罪化有违刑法谦抑性”论断过于片面,刑法谦抑性的核心在于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而非刑法的排除性。

秩序生成视域下非法经营罪异化扩张研究——基于批判性观点的省思

通过文献计量法量化既有关涉非法经营罪扩张的理论研究成果,以此描摹针对非法经营罪扩张的批判性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现状;进一步明晰针对非法经营罪扩张否定性观点出现取向惯性与常态的滥觞;对其中批判性观点予以总结与提炼,深度复盘内在逻辑与思维进路;厘清非法经营罪扩张中的肆意延展与异化扩张,以此弥合存在于理论与实际间的负向评价与正向需求之“裂痕”,进而完成基于非法经营罪批判性观点的省思。

大数据时代刑法介入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视域限缩

大数据时代,信息以数据为载体实现传输共享,高效利用的信息在产生巨大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持续猖獗。在此背景下,我国刑事立法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中采取了积极介入的立场,体现了风险时代下的积极主义刑法观,但运用效果不佳且存在适用范围、罪名界定不清等弊端,由此产生的社会治理刑法化问题值得深思。此类问题的本质在于对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这对动态平衡的法益认识不足,由此产生对刑法在社会治理层面的消极定位认识不当。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中,仍应以法益作为成立犯罪的必要考察条件,纵向构建分层治理体系,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充分发挥民商经济法的保护效用;内部建立多元排除机制,贯彻刑法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兜底的消极定位,限缩刑法介入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视域,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体系化保护。

风险社会积极刑法观的贯彻及其限度

风险社会中新生危险源与不安全因素层出不穷,为积极刑法观提供了社会条件。积极刑法观在理念、立法与司法层面分别表现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进犯罪化与重用扩大解释。对积极刑法观持否定立场的学者,表达了对积极刑法观过度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违背法益保护主义与刑法谦抑性的担忧,但均难以成立。为与激进刑法观相区分,应理性界定积极刑法观的积极限度,在刑事立法层面,应秉持理性与谨慎态度,只有当新的危害行为无法为既有罪名的构成要件所评价时,才应考虑刑事立法这一路径,且在立法工作中,应避免对公众舆论的过度回应;在刑事司法层面,通过发挥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指引功能,合理适用“但书”规定出罪,肯定犯罪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之分离。

轻微犯罪行为的分流处置机制建构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的不断进步,国家立法机关越来越注重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实现对人权的保障。在我国犯罪轻缓化的大背景下,刑罚轻缓化已经成为当下及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司法机关就轻微犯罪的出罪机制问题仍在于轻微犯罪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之间界分不清,导致了“入罪就量刑,出罪就免责”的现状。通过对轻微犯罪的定性对其分流处置,打破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投入司法资源不匹配的局面,将司法资源集中投入重罪的治理中,从而进一步保护法益、保障人权。

刑法中比例原则“引入论”的体系性检讨

比例原则的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相称性的具体内涵与要求分别对应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刑罚手段的适当性与刑法谦抑原则、刑法谦抑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比例原则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限制公权、保障人权与民主主义的共同基础,没有必要将比例原则引入刑法领域。刑法不必通过比例原则进行合宪性控制;比例原则不具有超越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因而不具有弥补刑法基本原则不足的功能;比例原则的教义学价值有限。

质押租赁车辆行为定性问题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汽车租赁行业在城市交通、旅游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受到消费者普遍青睐,质押租赁车辆的违法犯罪行为亦随之而生。关于这类行为所延伸出的行为人先前的租车行为如何定性、行为人后续的质押行为如何定性以及质押租赁车辆行为的罪数等问题仍存在着诸多疑惑,无论是司法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未有定论。对于前租车行为,主要存在不构成犯罪、构成诈骗罪、构成合同诈骗罪三种定性模式;对于后质押行为,同样存在不构成犯罪、构成诈骗罪、构成合同诈骗罪三种定性模式;对于前后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前后行为罪数问题,则存在仅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认为两者构成连续犯、认为两者构成牵连犯三种定性模式。然而,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出发,正确的定性模式应当是将前租车行为原则上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后质押行为原则上认定为诈骗罪,前后行为原则上应当数罪并罚。

网络猥亵儿童入罪正当性的教义学诠释

在犯罪手段不断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网络猥亵儿童的案件不断出现,儿童身心健康的刑法保护正面临更复杂的挑战。面对网络猥亵儿童入罪的理论争议,应在目的理性思考指引下,对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不法本质进行深入的教义学分析,以此检验网络猥亵儿童入罪的正当性。将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纳入犯罪圈,在刑法理念层面不仅可得到积极刑法观的支持,亦不违反刑法谦抑性要求。在重视儿童身心健康刑法保护的同时,对网络猥亵儿童行为定罪量刑仍应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罪罚其当,不断总结归纳网络时代儿童权益刑法保护的妥切路径。

我国刑法扩大化之辩

刑法扩大化由风险社会主导,其变局使古典自由观被现代自由观取代,进而产生现代刑法观、机能刑法观,这使刑法由体系思考转向问题思考,并产生积极刑法观。而积极刑法观常与无度性、情绪性、象征性相连,因而受到攻讦。但此皆由对积极刑法观的误解和对非罪化立法时代的偏执造成。刑法谦抑性业已无法回应入罪诉求的多样态,非罪化理论亦无法正确处理精神法益的地位问题。刑法扩大的危险在于其可能过度扩大而非扩大本身,在立法程序与谦抑司法的把控下,我国刑法并未过度扩大也不会过度扩大,犯罪率攀升是司法问题。囿于类型化程度较低,刑法罪名数的庞大并不意味着打击面的庞大,且其仅针对少数人的精神是不变的。

理论阐释与路径选择: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非犯罪化思考

社会结构的变化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刑事立法中体现政策烙印的罪名也因社会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纵观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都是以犯罪化为主题。202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三孩”政策的落地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非犯罪化思考提供了契机。当下,人口政策的理念已由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改缩小了本罪的适用空间,司法适用率低下是本罪应当非犯罪化的现实动因。社会危害性理论和刑法的谦抑经济性要求为本罪的非犯罪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立法上实现非犯罪化是理想的路径,但在立法未作改变之前,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可行的现实路径。

刑法谦抑性实践理性辨析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20个新罪名,这是我国刑法继续朝着严密刑事法网方向发展的结果。但是,随着犯罪圈的进一步扩大,有学者对我国刑法是否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表示担忧。从罪与刑两个层面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内涵进行解读,扩大犯罪圈无疑是我国当下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提升公民守法意识的必然选择。我国刑法谦抑性的着重点主要体现在总体刑罚量配置以及个罪平均刑罚量配置的减轻上;我国刑法的谦抑主要体现在刑的谦抑而不是罪的谦抑,这是现阶段我国刑法发展的重要特点。

论微罪体系的构建--以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研究为切入点

近年来,我国活跃的刑事立法中呈现出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含拘役)的微罪类型,这在我国刑罚结构明显趋重的刑法体系中显得尤为特殊。我国刑罚附随后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使微罪在司法适用中受到了质疑,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微罪的正当性建立在法益保护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的基础上。在立法设计方面,微罪入刑应当严守“非实害犯”的界定,并以故意这一主观要件对刑事可罚性予以限制;同时应配置轻缓化的处遇措施,注重与行政处罚的衔接。在司法适用方面,微罪一律起诉、一律判刑的思维不可取。为实现个案公正,应当充分发挥现有刑事诉讼制度框架内的相对不起诉制度功能,并激活我国《刑法》第37条定罪免刑条款,以达到微罪的轻缓化处罚效果。

比例原则与刑罚积极主义的克制

比例原则对克制刑法积极主义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避免刑罚过剩,弥补刑法的谦抑性不足,而且有利于合理配置罪刑规范,正确处理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立足于比例原则,刑法制定应正确处理其与行政法等法律之间的关系,坚持法律体系调整对象的内在规律,不可以把本应由其他法律调整的对象直接规定为犯罪。而刑法实施应当固守刑法解释的保守性,重视形式解释,即使采取实质解释,也应当确立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刑法修正之于社会舆论:尊重更应超越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公众基于社会安全和自身安全的考量会对刑法有一定的期待,这种客观现实和合理诉求决定了刑法修正时尊重社会舆论的正当性。而社会舆论的非理性、片面性等特点和刑法的残酷性、谦抑性等特点又共同决定了刑法修正时应当超越社会舆论的正当性。过度尊重和囿于社会舆论会导致情绪性立法,而过度超越社会舆论又可能造成对社会舆论的"傲慢与偏见"。为此,应当从切实坚守刑法发展的理性、坚持危害性原则、揭开社会舆论的面纱等方面实现刑法修正和社会舆论的合理互动。

从责任伦理视角反思中国刑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几乎所有的传统伦理学均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前提下,其道德要求也得自于"自我"的主观感受和价值选择,"他者"在传统伦理学视域下沦为"自我"的附庸。现代责任伦理学试图摆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和位置,承认世界是一个多元化、差异性的存在,从而演绎出"他者"思维和"为他"责任。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规范法学曾经一度妄图摆脱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但实践证明,缺乏道德和伦理基础的法律,不仅无法成为"善"的法律,更会因为缺乏社会认可而无法付诸实行。因此,笔者沿寻现代责任伦理学的逻辑思路,认真反思刑法基础理论问题,试图为现代刑法提供更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伦理学依据。

论垄断行为入罪化的限度

反垄断法是垄断行为规制的制度性工具,其实施效果取决于责任体系的合理设置;《反垄断法》针对垄断行为已经设置民事和行政责任但并没有刑事责任的规定,因而是否应将垄断行为入罪化,一直是中国反垄断立法和执法中的争议点,责任设置应与法益保护需求相应适应;通过对《反垄断法》责任机制进行评估发现,既有的责任规范能够形成有效的威慑力,并对垄断行为予以有效规制,因而没有必要导入刑事责任制度。

警惕“泛刑论”——从刑罚负价值谈起

针对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存在的将某些不法行为设立犯罪纳入刑罚的呼声及可能导致的“泛刑”倾向,笔者以吸毒、卖淫嫖娼这两种犯罪学上的“无被害人犯罪”为例证,在考察国外相应立法及刑事政策基础上,结合刑罚的负价值对其予以否定,并由此引发出“刑法应谦抑”的命题,主张通过充分调动诸如伦理道德、侵权行为法、行政处罚法等替代措施来规制这些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作为最后手段的刑罚仅在“不得已”之时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