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典化的渐进主义路径

行政法典是规范行政权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高级别的规范形式。法典化反映的是编纂法典的动态的发展趋势,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多元化的,构造可以是多层次的,发展可以是渐进的、多阶段的。行政法典的理论构想包含行政法总则、行政基本法、行政程序法三种模式。行政法典化受行政法体系、立法成果、行政法理论以及文化等因素影响。从目标定位来看,要降低理想型、高级形态行政法典的预期,采取一种更为务实的局部性、适应性、渐进性、阶段性为特征的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在功能主义与渐进主义的双重视角下,把行政程序法作为行政基本法典的实现路径,更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十大问题研究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法院参与乃必然趋势,各地在理论准备不足、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探索,其困难和困惑自不待言,法官在参与该项工作时的消极态度即是明证。法院如何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其中的重点问题包括法院参与的理论基础、职能作用的发挥、法院开展合规审查考察期的确定、法院进行合规审查适用的案件范围和适用的诉讼阶段、从宽幅度的把握、考察报告的证据属性、法院如何为申请进行合规审查的被拒企业及其责任人提供救济、刑事合规在法院审判中的刑法适用、容错机制的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的必要性等十个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可以为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论行政区划变更的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包括避免偏私规则和公平听证规则,目前其适用的范围不断拓宽,广泛适用于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参与的强度不断提升。作为最起码的程序要求,正当程序既适用于英美法系,也为大陆法系所认可,并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行政区划法律规范中正当程序存在缺失或者不足,从而导致行政区划调整或者变更存在违法运行、国家机关功能紊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利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应当确立行政区划多重价值统一的理念,通过宪法确定、法律设定正当程序,通过行政区划主体完善、在具体程序中运用正当程序,通过建立行政区划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区划程序责任等措施落实我国行政区划变更中的正当程序。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新增指定遗产管理人特别程序,回应了《民法典》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不过尚未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按照“实体与程序交互—非讼程序—法律解释”三个维度架构理论框架,并遵循“如何指定—为何指定”逻辑进路展开。首先,针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和第195条进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的规范解释;其次,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完成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最后,提出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体系化的观点。

法律适用统一的路径和方法分析

在成文法体制下,法律适用统一是司法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该原则的实施关系到成文法体制语境中,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主要有三种路径:行政性路径、法律性路径以及学理性路径。这三种路径的作用机制和效用各有所不同。尽管行政性路径和方法直接、高效,但基于司法行政化本身的结构性弊端,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该路径应当调整、限缩;在法律性路径中,救济程序中的上诉审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充实,通过设立法律审强化其法律适用的统一;学理性路径和方法是今后应该大力充实和发展的方向,但这一方向面临着学术与司法实践大环境的调整且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法治化背景下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研究

档案法规体系建设是切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档、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施行标志着档案法规体系建设开启了新征程。现有档案法规体系存在地方性档案法规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档案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存在大量空白、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不畅的缺陷,亟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修订老旧地方性档案法规、推进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完善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秩序行政法治视域下应急管理的程序机制研究

随着平安中国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各级政府应急管理的现代化有着更多的法治期待,现代秩序行政的法治内涵为应急管理的现代化确证法治实践逻辑指向。纵观现行应急管理相关法律规范,我国应急管理在不同层级规范现状、执法司法适用面向和实践运行实况等维度存在程序衔接不畅、类型划分不明和责任追究不力等多种法治化困境。结合具体类型差异的应急管理事项,可以从秩序行政法治视域对应急管理事项类别、主体、时序、责任等程序要素与内容进行分析与归纳,通过应急管理程序法治理念重塑、要件变革和程序法治质效优化,为完善我国应急管理程序机制探寻实践路径。

论行刑衔接规范的类型化及其治理面向

行刑衔接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对行刑衔接规范进行类型化分析契合法治的需要。行刑衔接规范主体上可以分为“行刑衔接依据法规范”与“行刑衔接法规范”,前者主要指行刑衔接的依据法,是作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依据所在,而后者则呈现“衔接性”“指引性”的特征,吸收“附属刑法”“空白罪状”等现有机制,重在明确行刑衔接的标准、程序与功能。“行刑衔接法规范”本身具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双重属性,而程序规范是行刑衔接法规范的核心。通过对行刑衔接规范的识别与归类,不难洞察“小规范”背后的“大治理”,即“全面治理”“精准治理”“及时治理”“系统治理”四个治理面向,并最终归结于“良法善治”的治理面向之中。

行政程序理性研究

理性的行政程序要求其在制度设计及运行中必须遵循行政法治的精神,注重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以追求效率作为内在价值等。实践中将行政程序虚无化、绝对化、脱节化和苛刻化都是非理性表现。为此,应当合理定位行政程序,把它作为工具性要素附着于公平价值;通过行政程序典则化,对目前分散的行政程序规则予以整合并进一步规范;设计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深度参与的行政程序规则;建构行政程序运行的监督体制机制,以矫正非理性行政程序;将行政程序运行的效果和结论交于司法程序最终裁判。

《民事诉讼法》与司法行政管理衔接视角下司法鉴定人诚信制度体系的完善

作为诉讼参与人,司法鉴定人在诉讼中专门性事实问题的认定上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司法鉴定人诚信执业无论对案件的公正审理还是对司法鉴定机构的良性发展都至关重要。近年来,通过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民事诉讼法》层面对司法鉴定人遵守诚信原则的要求走向具体化;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参与诉讼的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行政管理制度衔接下司法鉴定人诚信制度体系的完善,仍需《民事诉讼法》层面的体系化安排,以及司法行政管理制度明确、具体的规定。

行政诉讼中新生滥诉问题研究及对策

我国《行政诉讼法》于2017年进行大修,并于2019年新增更加利于维护公共权益的行政公益诉讼相关的法律条文,这表明我国行政诉讼法能够与时俱进,及时回应实践中出现新问题并通过立法形式对其完善。但是这两次修改并未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行政滥诉问题。本文从行政滥诉产生的背景开始介绍、明确“其定义及其构成要件;接下来分析滥诉产生的依据并结合实践提出规制行政滥诉的宪法、行政诉讼法等法理依据,并给出“完善法律条文及立案登记制”等相应举措。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之认定

以权责一致、合理期待理论为依托,从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来源、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阻却事由以及行政机关是否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三个维度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进行检视与反思。当前,仍然存在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范围不明晰,行政机关缺乏对于履职阻却性事由的预先排查以及行政机关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审查标准适用混乱等问题。因此,应完善诉前程序中“未依法履职”标准认定,明晰行政机关的作为义务来源范围;在履职过程中应加强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判断以及与检察机关的协作互动;强调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的不同阶段应当适用不同审查标准,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企业刑事合规程序的立法思考

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现实需求,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讨,呼唤刑事诉讼法及时作出回应,尽快启动修订法律的工作,从立法上确立企业刑事合规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可采用专章规定与一般规定相结合、特别程序与普通程序相结合的模式,在特别程序编中增设“企业刑事合规程序”,同时对刑事诉讼法其他相关条文进行必要修改和补充。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核心关切在于程序出罪,为此可对现行法上的裁量不起诉制度加以体系性完善,具体为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改革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激活核准不起诉制度,以应对大中小微企业实施的各类刑事案件。增设企业刑事合规程序,还要处理好企业合规整改的刑事、行政衔接,做到各司其职而又互相配合,互不越界而又有效衔接。

论海上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的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创设了海上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缓解了资源有限与任务过载的现实张力、满足了“放管服”改革对行政权力运行的要求、适应了社会加速的变化趋势。但由于海警法的规定原则性较强,可通过《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对快速办理程序的适用条件、证明标准、审批审核、取证方式等进行细化;对办案场所、材料精简、时限延长机制、认错认罚激励机制、程序回转机制、电子送达与电子收缴机制等进行补充。

提示申请行政许可责任的理论基础及其规范建构

行政许可保护公共利益的功能目标、依申请性所内涵的公法权利保护内核、政府管制属性的行政法制约取向及加强部门法衔接、统筹国内外法治和指导当前执法与司法实务的需要,均从规范逻辑的不同角度对设定行政主体提示申请行政许可责任提出了要求。同时,地方立法与执法方式创新的成果、境外立法例的成熟经验、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为其提供了现实支撑。从本质上而言,行政主体提示申请行政许可责任是规制性行政指导,具有独特的规范价值;以其可期利益的客观反射性为前提,可以分别明确行政相对人不听从提示和行政主体不当履行提示责任的法律后果。在此基础上,以是否规定责令改正的法律责任为标准,划定行政主体提示申请行政许可责任的适用范围;从主体、对象和条件三个角度出发构建其适用要件体系,并具体设计其履行方式。

犯罪构成中的程序依附性要素

程序依附性要素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构成要素,要求犯罪的成立必须介入特定的行政行为,并根据行为人的反应来判断是否需要定罪处罚。程序依附性要素常以行政命令性规定为表现形式,具有客观性、补救性和介入性的特征。对于该要素的体系定位,应结合不同罪状中的具体表述分别加以探究,不能一概而论。客观处罚条件说无法契合程序依附性要素的特殊性,不能合理解决该要素所面临的问题,应支持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说。对于程序依附性要素的认定,应侧重考察该要素的规范目的是否实现。只要具体行政行为能够起到协助行为人认识到自身行为不法的实质作用,就可认为该程序性限制得到满足,若行为人拒不悔改且符合其他条件的,就可对其定罪处罚。

高职院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的困境与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的加速推进,国家、社会、行业企业对高素质应用型法治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对当前高职院校法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文首先从新时代高职院校法学教育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入手,进而分析当前高职院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质量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改进高职院校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

“依法快速处罚”之实现路径探析:从法理到实践的考察

对于应当如何实施《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的“依法快速处罚”,行政机关拥有一定的方式选择空间。法理层面,可为实施快速处罚之理由提供解释的行政紧急权力理论与行政处罚的预防目的观,在能否以省略程序之方式实施快速处罚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实践层面,行政机关通过行使程序性裁量权、调整部分内部程序步骤等简化程序的方式提升处罚实施效率,但为保护当事人程序权利及防止程序目的落空,这类方式应受限制。同时,实践中存在对程序环节适用范围作出临时性调整,进而于个案中省略程序的做法。今后如肯定此类做法之正当性,须对实现临时性调整的方式加以规范,建议采用事前立法的方式对作出临时性调整的主体、条件、期限等作出明确规定。

我国政府信息共享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以行政法学为视角

政府信息共享是伴随着政府分工细化、公共行政改革和信息技术进步逐渐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信息共享在科学数据、行政规制和行政给付等领域取得显著进步,对于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提高政府监管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绩效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由于陈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政府信息共享也暴露出共享主体积极性不高、共享的有效性不足、共享的可操作性不强等一系列问题,使信息共享的发展陷入困境。当前,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政府信息共享提出的新要求,只有结合法治政府的建设,对政府的行政职能、组织体制和运转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才能为我国的政府信息共享开辟出一条脱困发展的有效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