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探索与拓宽——我的墨学研究之路

孙中原教授带领我走上了墨学研究的道路。首先是研究《墨经》中的逻辑问题和讨论如何开展墨家逻辑的研究。然后,将墨家逻辑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和扩展。特别是将墨家逻辑的探索扩展到对整个墨学的研究。这其中,除了前辈学者引路和自己主观努力之外,各种机缘巧合和学界同仁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对当代生命教育的价值引领及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众多深邃的生命智慧。从伦理学的角度,儒家重视生命,认为生死由命,注重人生命的社会价值;道家从“道”的视角认识生命,认为生死自然,重其“生”之个体价值;墨家则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待生命,反对“宿命论”,提倡“非命观”。这些思想对当代生命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学生更加关爱生命、珍惜生命,树立积极健康的生命观。

墨学道德义利观视角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研究

墨学道德义利观的主要内涵有:“兼爱”“贵义”“非攻”等思想。墨学道德义利观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积极影响主要有:“兼爱”思想,助力习武者修炼“侠”人格;“贵义”思想,将“义”提升为习武者的最高行为准则;“非攻”思想,助力习武者明悟攻守之道。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引入墨学道德义利观后,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言行信果、贵义重诺;尚武非攻、仗义行侠;心怀天下、利国利民。墨学道德义利观视野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当代价值主要为:传统武术侠义精神“贵义重诺”的内涵,助力构建崇尚公义和诚信的社会氛围;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尚武非攻”的内涵,助力弘扬民族尚武精神;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心怀天下”的内涵,助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萨迦班智达能诠思想研究

名称理论是当代逻辑哲学所关注的话题,追溯萨迦班智达的量论思想与墨家思想,其中都对名称问题进行过系统阐释。萨迦班智达的能诠与所诠思想是藏传因明中的“名称理论”。萨迦班智达主张能诠(名称)建立在共相概念的基础之上,能诠与所诠(指称)没有直接关联。墨家思想与名称的描述理论有相似之处,二者都主张名称建立在其指称对象存在的基础上,名称是指称对象的方式,名称具有涵义。萨迦班智达在本体论承诺上与墨家、当代逻辑哲学思想不同,其能诠思想没有“空名”问题的指称困境,对于解决当代哲学问题具有借鉴价值。

论清华简《畏天用身》中的墨学精神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畏天用身》与荀学、黄老之学相关联,但深入研究,可发现《畏天用身》中的天人关系具有“命由身定”的特点。与儒家天命观的宿命意味不同,墨学的天人关系表现出人义统天的倾向,《畏天用身》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倾向应该源出于墨学。宋钘、尹文之学作为墨学与黄老之学的混合,具有尊“心”的特点;《畏天用身》同样尊“心”,并混合黄老,上达墨,下启荀,作为典型案例展示了墨学精神向战国时代各家学派的渗透与融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墨学渊源

墨学作为先秦时期的显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以降,墨学由显入隐,潜流民间。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墨学在社会理想、人本价值和科学实践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程度的耦合。近代墨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交汇,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整合与重构。近代墨学的复兴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启蒙之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墨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墨学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有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晚近经世思潮下俞樾评墨、疏墨谫论

在近代墨学复兴的历程中,俞樾发挥着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一方面,承乾嘉考据思潮的余风,俞樾对《墨子》文本进行了详审的校理工作,促进了《墨子》训诂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晚近经世思潮的刺激与“西学墨源”风尚的激荡下对墨学价值进行了重新估量,主张将其纳入治国安邦的范畴,彰显了通子致用的理念。对这些言论的深度解读以及校理成果的深入剖析,可以体察墨学在晚近时期发展和演进的历程与脉络,可以理解和考量晚近知识阶层在社会危机加重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古典知识以缓释乃至消解社会危机以及西洋新知带来的冲击和紧张,进而重构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心路及价值取向。

论先秦儒墨的葬祭观——兼论葬祭厚薄与至诚之关系

先秦儒家缘人情之葬祭礼文、墨家利死生之葬祭目的,均可归宿于至诚,即通过委弃、亏损自我以奉养鬼神,委弃自我的程度则代表了奉神的虔诚度。两家的葬祭观在理论导向上均有其合理性,但在礼崩乐坏的特殊时期,其理论在实践上往往有失偏颇。且在战国学派互攻的历史语境下,诸子未能始终紧扣至诚之思理,进一步遮蔽了儒墨葬祭观的合理性。

论王桐龄儒墨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王桐龄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通史、民族史、墨学史等。他在明清重视理气心性与经史考证之学逐渐转向民国偏重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之下,对儒墨义理进行性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其研究主要从儒墨政治人物比较、儒墨思想观念比较及儒墨“圣经贤传”比较等方面进行。作为一位著名史家,王桐龄儒墨比较研究对深入理解与认知儒墨文化及其经世致用功能等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墨学研究史中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以经评墨:晚明士大夫方弘静的墨学观

晚明士大夫方弘静晚年著作《千一录》的立言宗旨是在“反经而已矣”基础上的“放淫距诐”。面对晚明佛教对于儒学侵蚀的现实,方弘静对于孟子辟杨墨的立场给予同情之理解,多次不自觉地为孟子辩护。对于韩愈的“孔墨必相用”说,方弘静颇有微词,乃至怀疑《读墨子》篇非其所作。方弘静对于墨家的节用说有一定的认可,但是却始终未赞一词。而他对于墨家节葬说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也是建立在孔子曾经有反对厚葬言行的基础之上的。面对墨家与儒家思想对立的非久丧与非乐说,方弘静则拿起经学的武器,对之进行严厉地批判。以方弘静为代表的墨学保守派,与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墨学稳健派,及以李贽为代表的墨学激进派共同构成晚明士大夫墨学观的不同维度。

《墨经》“两创”的科学内涵、思路方法及路径探析

墨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墨经》承载着墨学精华,新时代需要对《墨经》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墨经》创造性转化的目的是适应时代变化发展的需要,重新界定《墨经》中所涉及的科学知识概念的内涵,使其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墨经》创新性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其生命力、影响力、感召力,通过拓展、补充、完善等多种方式,对《墨经》所涉及的众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概念的内涵进行新阐释和新解读。《墨经》创造性转化的思路方法主要是价值评判、分类整理、改造转化等;《墨经》创新性发展的思路方法主要在于明确对象、筑牢载体、扬弃发展等。《墨经》“两创”需要从话语载体、交流方式、融入内容等方面探索其实践路径。

利于人方谓巧——墨家的工程伦理思想

墨家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关注与研究在诸子百家中可谓独树一帜。“利于人谓之巧”作为墨子工程伦理思想的核心兼顾了科技工程和伦理规范,主张唯有“尚贤”“节用”和“兼爱”才能“利人”。虽受时代和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墨家的工程伦理思想有诸多缺陷,但仍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借鉴意义。

淋雨的墨翟--从《非攻》谈鲁迅的墨家之思

在近代墨学复兴的脉络中,鲁迅肯定了墨家的实干、牺牲精神,形容以“中国的脊梁”,已成定论。然而在《非攻》中,虚构与想象集矢于公输般等次要人物,作者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完成了理想三人组的情节模型。小说采取“寓抑于扬”的手法,将墨家思想的缺陷逐层予以显影。淋雨的墨翟,遂成为鲁迅为一切前驱者命运所造的象征。

由出土文献看儒墨战国时期的交融

儒墨在战国时期并称显学,墨子曾受业于儒术,墨家源于儒家。墨家所反对的,并不是儒家的全部,只是儒家繁缛的礼节、厚葬的奢华、沉湎的音乐、保守的宿命。儒墨在区别的同时,也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儒墨之所以能够交融,在于思想层面、社会层面、时代层面的共通之处。儒墨具有共同的道德追求、政治诉求、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内在逻辑上有一些共通之处。墨家的“尚贤”“尚同”“兼爱”“节用”“天志”“明鬼”等思想往往可以在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和儒家传世文献中得到印证,至于儒家辟墨、墨家非儒,恰恰能够说明战国时期儒墨思想在交锋中交融,在批判中互相吸收。儒墨合流后,墨家道德哲学则融入儒家,墨家的数理逻辑和科学精神保留在工匠技术层面。

贞石诠墨:唐代墓志所见墨学流传考论

唐代墓志是墨学研究领域无人问津的文献渊薮之一。基于墨学史视域,以“贞石诠墨”的方式,进一步考察和完善墨学在唐代的流传方式及其内涵。就唐代墓志所见,墨学在唐代的流传主要包括“儒墨”连称、“班墨”“杨墨”“庄墨”并举,承应《史记》“善守御,为节用”之评,倡“尚贤”之风,化用墨子典故,以及比较墨学与儒道释三教的关系等多种方式。在这些方式的背后,体现了唐人对于文化传统的继承、融合和发展。对于当下墨学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意义。

论墨学对儒学的转化与发展——基于“礼”的视角

墨家对“礼”并非完全否定。墨家批判“厚葬久丧”形式而重其本质,提倡“尊天”“事鬼”且重祭祀,并对忠惠之礼、孝慈之礼、友悌之礼、男女之礼持认同态度。“节葬”说是儒墨争辩的焦点,其思想渊源实可追溯至孔子。墨子与时儒的争辩,反映出儒者对于礼的维护诉诸传统却立论不足,相对而言,墨家在逻辑思辨上更占优势。儒家后期对墨家进行了更有力的批判,同时也吸收了墨家礼学中的合理成分。儒墨虽有分歧,但因墨家出于儒家而有着深厚的儒学底色,所以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墨家对“厚葬久丧”的批判实际上可视作对儒家礼制发展的纠偏,而墨家的“三表法”比儒家“从古旧”的思维取向更符合逻辑发展和时代思潮。墨家凭借墨辩逻辑对旧说加以评判改造,与儒家产生诸多分歧,实际上可看作墨家对儒学传统进行了符合时代要求的转化与发展。

借鉴与构建:墨家践行意志在新时代工匠生态转型中的价值分析

墨子是战国时期平民手工业者的代表。墨子主张尚贤尚同,兴利天下;推行兼爱非攻,构建大同社会。墨子教育弟子践道力行、敢为人先,强力从事、赖力而生,强本节用、注重生产,立足实践、发展科技。墨子还以顽强的意志力、凝聚力和殉道者的坚韧气质塑造出墨家学派独特的团队意志和践行精神。基于我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的发展战略,墨子思想在新时代语境中富有潜在和多元的解读价值,墨家学说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和行为理念在新时代工匠素质与工匠生态的建构与完善中具有建设性与突破性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也谈儒墨的殊途与同归——兼与杨武金教授商榷

杨武金教授在《儒与墨的殊途与同归》一文中把儒墨之争判定为同一社会问题的不同解决路径,基于此认为二者是殊途同归。但从文化审美心理层面进一步探讨二者“为何殊途,可否同归”也尤为重要。从互构语言文化学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儒墨之间“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差别。由于地理环境与语言文字等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心理趋于伦理型而非逻辑型,如此殊途使墨家的没落有其必然性。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构这一时代背景下,儒墨的同归则又意味着墨学的复兴。

中国传统劳动观的三重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劳动观是我国劳动文化得以延续的基石。儒家的“重义轻劳”、墨家的“重农重劳”和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劳动态度的三个基本维度。儒家提倡道德至上;墨家重视劳动,主张劳动人本论和劳动精神论;中国佛教提倡的“农禅并重”,主张劳动与修行二者统一。挖掘中国传统劳动观的优秀思想内涵,能够为坚定农民主体地位提供文化支撑,为推动劳动教育提供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

墨子思想观照下中职语文社会与情感育人特色

墨子作为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先驱,其思想对职业教育领域社会与情感学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墨子的思想具有自我发展、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然三个层面的社会与情感育人内容,是中国传统育人文化的重要组成,拥有中国特有的教育思想。在墨子思想观照下,将墨子思想应用到中职语文社会与情感教学中,丰富社会与情感育人内容,转变社会与情感育人方式,是实现社会与情感学习在中国职业教育领域本土化的有益思考,也为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职业教育领域的社会与情感育人价值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