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作为政治合法性理念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古代作为政治合法性理念的"天人合一"思想,常被统治者视为"法天而治"、"敬德保民"的"仁民"政治路线。倘若统治者无道无德无心无能保民,便实质上丧失了继续统治的权利。这一思想尽管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诸多政治理论与社会现实问题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

古代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限君权"。这一特征与以色列民族古老的律法观念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以色列民族的传统中,律法来自耶和华的启示,具有神圣性。国王则与百姓一样,是律法的遵行者,本身并不具有神圣性。"君权神授",而且其权力被认为是耶和华出于百姓现实需要的一种宽容,而不是一种必然。这一传统认识的长期存在,是以色列民族立国后长期存在的以氏族部落制度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所决定的。正是这一根本原因,使得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历史上,不可能出现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也为"申命派"史家和先知们对民族诸王的评判奠定了现实基础。

天道观念下中国君权的合法性建构——基于礼的视角

古代中国人就产生对"天"的信仰和依赖,因而中国古代君权"天"授的政治传统正是基于对这种民间合法性信仰的精准回应。但"天"本身是抽象而不可触摸的,于是盛行在古代世界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祭天之礼参与了这一合法性的构建:礼仪通过不断把天子是天和臣民中介人的观念灌输给民众,由此建构了一种虚拟的天地君的秩序,并又通过庄严的典礼向世人展示了这种秩序的永恒性与神圣性,从而使君主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他的合法性得到天地等超世俗权威的认可,从而成为上承天命的合法领袖。

礼治模式下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观——以唐律中侵害皇权罪为中心

中国传统法是一种礼治模式,礼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精神特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中独特的秩序观。在古人观念中,礼被认为是对天的一种拟制,体现着天道的和谐精神,因而礼制秩序被视为宇宙自然秩序在人间的自然推演。在礼制秩序的安排中,天子被视为交通天人的媒介,他通过祭祀天地来保障宇宙全体秩序的安定,实现人与神圣的神灵世界之间的和谐。正是基于这种特有的秩序观,唐律对侵害皇权的犯罪中处以重刑,不仅仅在于这些行为侵害了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以君主为中心的天人秩序,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对和谐的价值追求。

董仲舒行政管理思想简论

作为"儒者宗"的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适应大一统政治之需要,他在继承先秦儒学并吸收其他诸家有利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儒家神学理论体系。而其行政管理思想则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行政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行政权力论、行政实施理论、人事行政理论、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等几个方面对董仲舒行政管理思想作以简要论述。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观念研究

政治合法性针对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可问题,它是每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虽然中西都有悠久的政治合法性成文史,但政治合法性理论直到近代才兴起,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缺乏相应维度。古代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模式是君权神授。这表现在中国古代,则有中国形式及其理想状态,其中有三个要素:天命、君权和民心。天是源动力,民是目的,君是中介。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合法性结构,且天与民对君权也能产生有限制约,但实际上,由于君权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架空了天命,致使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无法实现其初衷。

论儒家文化对君主权力的制约

儒家文化始终是秦汉以后历代帝王修齐治平的主要指导思想。在儒家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社会各层面形成一种自主性和制度化因素,使君主专制具有了内在调节与制约机制,从而相对降低了君主权力中的随意性和非理性成分。儒生与君主之间的博弈、君主历史观、权力观的建立以及皇家儒学化教育等方面,都体现出儒家文化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影响。

“了解之同情”:董仲舒“君权”思想辨正

董仲舒的"君权天制"论回应了汉代社会关于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追问,攻破了君主本身足以独制天下之命的专制思想倾向。董仲舒虽将君权神化,客观上强化了君主的权威,但他并不主张君权至高无上。董仲舒认为君权要受到天的制约,君主要"法天而治",天乃道德之天,天意即民意,"法天而治"亦即为民而治,实现仁政。董仲舒提出了"灾异谴告"论,以期挽救失德的君主,威慑君主省己修身,不断学习《春秋》,及时探知天意,更好地践行天道。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君权制约传统及其启示

君主在古代政治中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居于权力运行金字塔的顶端。中国古代的君权制约主要从以天制君、以道制君、以民本制君、以舆论制君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我国古代的君权制约传统对于借鉴本民族传统的治国智慧和构建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首先,反腐倡廉离不开权力制约,而权力制约的关键在于最高权力的制约。其次,提高权力制约实效性的保证在于依据法律进行制度建设,而后由公民依法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再次,反腐倡廉离不开道德力量和价值信仰的支撑。

读清华简第八辑《治邦之道》丛札

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辑中收录一篇名为《治邦之道》的先秦文献。文中告诫治国者:若自身不善,必会导致“削封、约君”,甚至身死国灭;用人之时,切勿为其外表迷惑;对待民众,要恭敬柔和以聚之,“教而举之”使无怨;对待有官爵者,要无论贵贱,一视同仁;“度力举士”,要慎之又慎;若要“用民”,则须爱民、知贤、长养乳子;治邦之道,贤愚有别,不可不察。这些思想对于当下的治国理政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受命于天”到“内圣外王”——先秦时期君权合法性的理论建构

商周时期,“受命于天”的观念内含上帝与王者之间的隐秘约定,王者以担当政治责任的承诺,换取上帝的授命。周公强化了这种承诺,并将“畜众”责任拓展为以“敬天保民”为纲领的系统施政原则。春秋时期,“天”被虚化,形成了天意由民意决定的认识,上天(帝)授命实际上转变成人民同意,还出现了“立君为民”和反抗暴君具有正当性的激进主张。墨子尝试重建主宰之天,希望借助鬼神的威慑力推行其政治主张,这一理论建构路径为汉儒所继承。孟子以“天与人归”的命题整合了春秋以来的相关传统,接续孔子将外在的功德之“德”转换为内在的品质之“德”,“天与”和“人归”就此汇聚于君主的内在德性,“内圣外王”遂成为儒家君权合法性理论的经典表述,并随着后世儒学的意识形态化,逐渐演变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普遍的政治信念和认知模式。

民本思想的历史逻辑及其现代价值

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起源于前文明时代朴素的天道观,是一种上古先人理解"天命靡常"和处理天人关系的政治经验。君权政治开启之后,民本思想完成了从天意政治向民意政治的重要转变,被用于解释君权的合法性来源,并为君权政治提供思想指导。民本思想一方面是君权政治借助儒家学说之力获得的最具道德意义的统治工具,成为社稷安泰的利器;另一方面,它又是儒家官学借以"软化"、"驯化"专制统治的思想载体,儒家坚持入世论政,试图以德治、仁政等民本智慧打造开明专制。建立在这种历史逻辑之上的民本思想在现代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民本开不出民主"与"民本就是民主"的争论中,民本思想为现代政治留下了"人民即是最大的政治"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