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

洗钱罪不法的规范判断及其法理研究,应在借鉴吸纳传统的立法事实论和法教义学方法论的基础上转向金融领域刑法论范式路径。通过金融领域刑法论及累积犯论、集体法益论,可证立洗钱罪的不法实质是侵犯了金融安全和司法秩序双重保护法益。以“金融领域掩隐行为定型论”及其限定论的新法理塑造,能够有效解释洗钱罪不法的规范类型,合理确定洗钱罪与我国《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的不法竞合关系及其处断原则。

NFT系统中的洗钱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NFT技术应运而生,NFT产品自虚拟货币圈向数字艺术领域转变。然而,在蓬勃发展的同时,NFT系统的技术特性也导致了许多法律风险。NFT产品的价值波动成为洗钱行为的最好遮掩;去中心化对监管作用的削弱,也为洗钱行为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为了遏制NFT市场的违法行为,促进相关市场合规发展,需要对国内的NFT交易平台进一步监管规制。同时,我国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国际市场中存在的洗钱风气,落实反洗钱全球化监管。

洗钱罪中两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界定与区分

洗钱罪上游犯罪和洗钱罪的犯罪所得性质不同,对其没收应当区分开来。但当前部分洗钱罪的判决书对两类犯罪所得进行“一股脑”没收,混淆了两者的界限。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是通过实施该犯罪所获得的资产和财产性利益,与该罪的实行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在产生的时间上不能早于实行行为的实施;洗钱罪的犯罪所得是指实施洗钱行为所获得的报酬或对价。为了推动完善洗钱罪中两类犯罪所得的没收,建议删除《刑法》第191条“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规定,厘清上游犯罪和洗钱罪两类犯罪所得的处置方向,在判决书中对两类犯罪所得的没收分别予以表述,进而将没收后的犯罪所得分别上缴国库或者返还上游犯罪被害人。

NFT洗钱犯罪侦查难点及对策

元宇宙业态下的NFT具有非同质化、智能化、可转让等特征,这使犯罪分子看到利用其洗钱的可能。NFT洗钱犯罪的运转模式多变而复杂,具有洗钱行为发现难、犯罪嫌疑人身份确认难、资金追查难、跨境取证难等侦查难点。为有效打击此种犯罪,提出建立NFT反洗钱数据库、开展警企合作以确认嫌疑人身份、利用技术手段追查资金流向、完善跨境取证协作机制等侦查对策。

区块链3.0时代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情报分析研究

[研究目的]提出针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情报分析工具和方法,以增强执法机关打击此类犯罪的能力,旨在响应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日益增多且侦查难度加剧的挑战。[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梳理国内外关于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情报相关研究,总结区块链3.0时代虚拟货币洗钱的技术和特点,提炼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情报分析的一般流程与重点技术。[研究结论]混币服务、去中心化交易和跨链技术成为当下虚拟货币洗钱应用的主要技术,应优化情报分析工具、技术和流程:情报分析工具呈现专业化和应用性特点;人工智能在情报分析技术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情报分析流程应注重一般流程的构建,包括数据收集与预处理、地址间分析、地址与主体关系分析、主体与行为分析,助力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追踪和分析。

论洗钱罪与赃物犯罪的协调适用

长期以来,我国洗钱罪司法适用率畸低、构成要件认定失范,与实务和理论通说对洗钱罪的体系定位偏差、洗钱罪与赃物犯罪逻辑关系紊乱紧密相关。破解该困局须在准确界定洗钱罪保护法益的基础上,妥当划定洗钱罪与赃物犯罪的界限,并协调它们之间的罪数关系。洗钱罪的保护法益不涉及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阻挡层法益是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不被合法化的金融监管秩序,背后层法益是金融安全或金融稳定。相较于金融监管秩序法益,洗钱罪是实害犯;相较于金融安全法益,洗钱罪属于具有“累积性危险”的抽象危险犯。洗钱罪构成要件行为的认定及其与赃物犯罪的界限,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对洗钱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予以限定:在形式层面,洗钱行为须违反金融监管等法律法规,实现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合法化”;在实质层面,洗钱行为须对金融安全法益构成抽象危险,实践中应按照上游犯罪分类设置入罪的数额标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与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九条不是法条竞合关系,只可能形成想象竞合,应从一重罪处罚。

涉走私洗钱犯罪中买卖走私货物、物品行为的定性分析

走私犯罪作为我国刑法中洗钱罪的七大上游犯罪之一,涉及货物和资金的跨国流动,易成为洗钱犯罪的高发区和重灾区。涉走私洗钱犯罪,犯罪行为人买卖走私货物、物品,将以实物形式存在的犯罪所得转为货币形式,最终实现犯罪目的。分析买卖走私货物、物品的行为定性,应根据“禁止重复性评价”原则,即销售行为已被上游犯罪评价过,不再单独评价;销售行为未被上游犯罪评价,可以构成洗钱罪。

帮助洗钱行为扩张性认定研究

随着我国刑事立法对治理洗钱行为的重视和落实,司法打击的效果亟待与实践需求相适应。由于事前允诺帮助洗钱的行为存在被评价为上游共同犯罪或洗钱罪的两可性,司法实践对“通谋”的适用不论是从时间、形式还是内容的判断上都存在扩张认定为上游共犯的倾向。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洗钱罪与上游帮助犯的认定界限模糊和通谋型共同犯罪处罚的法理依据不明确。为防止司法适用中刑罚权的扩张,应当严格把握共同犯罪人的成立要件。一方面,从主观上严格限制“明知”的适用语境;另一方面,从客观上厘定行为的可罚范围并注重洗钱罪法益保护的独立性,以推进反洗钱罪名的合理适用。

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案中的反洗钱研究——以323份洗钱罪判决为分析样本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洗钱犯罪七类上游犯罪之一,行为人采取系列手段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侵害。通过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近年来323份洗钱罪刑事判决,从中分析监察体制改革后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上游犯罪的洗钱罪裁判情况,发现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洗钱犯罪打击存在的适用法律困境,结合洗钱罪修订背景,针对司法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如何有效精准打击洗钱犯罪提出建议。

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应数罪并罚

自洗钱入刑给洗钱罪的理解和适用带来了新的难题,其中就包括自洗钱与上游犯罪的罪数处断问题。从一重罪处罚说要么因不当划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的界限而将案件错误认定为想象竞合犯,要么因忽视犯罪目的同一性和牵连关系两方面的要求而将案件错误认定为牵连犯。区分处理说不仅因割裂了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体系而缺乏实质合理性,而且相关区分标准也模糊不清。缓刑适用率高低无法作为否定数罪并罚的理由。对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实行数罪并罚不仅符合修法意图、相关刑法原则以及司法经济性的要求,而且具有充分的规范、实践依据,还与其他国家的做法相接轨,具有合理性。

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目前,网络洗钱犯罪主要利用银行网络、虚拟货币、电商平台等方式来实现洗钱目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跨地域性,且犯罪成本低、分工明确等特点,这为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增加了难度。据此,应根据网络洗钱犯罪的特点,强化源头控制,配以协作组织机制、提升个人信息保护、健全监管机制等路径,及时、有效地惩治和防范网络洗钱犯罪。

洗钱罪入罪客观标准的实践问题与思考

洗钱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洗钱罪的认定上,对于洗钱行为是否只能发生于事后存在不同意见;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掩饰、隐瞒行为的认定存在不同看法;将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行为认定为自洗钱并予以处罚。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间系一般法与特别法的法条竞合关系。行为是否构成洗钱罪的实行行为应取决于是否具有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表面合法化的效果,是否危及金融监管。对自洗钱行为的范围应有所限制,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行为并未侵犯新的法益,不应认定为洗钱罪,用赃款买房则不属于自然延伸的行为,可以成立洗钱罪。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刑法认定

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行为的认定,常在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下游帮助犯罪三类认定方案之间产生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在于厘清各认定方案之间的关系,而这离不开对上游网络犯罪行为与下游帮助行为的关注。成立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意在对下游帮助行为进行依附性评价,要求上游网络犯罪者与下游帮助行为人要有意思联络;选择下游帮助犯罪所犯罪名来认定,旨在独立性评价下游帮助行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突破了共犯帮助的范围,上游网络犯罪者与下游帮助行为人有无意思联络并非是认定的关键,只有下游帮助行为侵害了阻挡层法益的同时对背后层法益至少产生抽象危险的,才能考虑该罪,至于与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发生竞合的,则按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理。基于此,在实务案件中分别去把握下游帮助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意思时,就能实现对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行为的清晰认定。

洗钱罪的成立应当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

洗钱罪是对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进行漂白的行为,具有和上游犯罪完全不同的性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来公布的两批洗钱罪典型案例中,关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关系的表述实质上都坚持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洗钱罪成立的前提,这为准确认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之间的罪数形态奠定基础。对于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前所实施的类似洗钱的行为,或者使用洗钱的方式接收犯罪所得的行为,应当作为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认定为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后实施的洗钱行为,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上游犯罪人对于犯罪所得的实际控制既可以由行为人直接进行,也可能通过其他人进行。对于受贿人委托行贿人代为保管受贿财物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对财物实际控制的时间点。

“提供资金帐户型”洗钱罪的规范解读与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的部分构成要件进行了“松绑”,扩大了洗钱罪的适用范围。其中,“提供资金帐户”是洗钱罪的主要行为方式之一。司法实践中对提供资金帐户行为的性质与司法适用边界的认识不尽合理,究其原因在于对法益内涵、构成要件事实的理解存在模糊之处。有鉴于此,应明确国家司法权能属于洗钱罪法益保护的核心内容;厘清“提供”与“资金帐户”的规范内涵,肯定“为自己提供资金帐户”的情形具有实质处罚的必要性;以充足的掩饰、隐瞒效果为基准框定提供资金帐户行为司法适用的扩张力。在司法适用上,明确提供资金帐户的时间节点不必在前置犯罪完成之后;用明知推定的方法和差异化的明知认定标准解决行为人主观认定的难题;应依据前置犯罪的完成情况,将其分为事前、事中与事后阶段,并根据提供资金帐户行为介入的不同阶段分别讨论其与前置犯罪的共犯与罪数关系。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治理困境及对策

虚拟货币具有非面对面关系及匿名性、去中心化、交易快捷与不可撤销、跨国界性等特征,导致虚拟货币被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的风险逐步增高。我国在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治理方面存在流通监管力度不够、证据收集调取困难、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司法认定难等问题。问题成因主要包括虚拟货币自身特性、法律供给不足及世界各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态度存在差异导致国际合作艰难等。为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我国有必要将虚拟货币纳入反洗钱监管体制,完善电子证据制度,加强国家间合作,不断完善反洗钱国际合作机制。

自洗钱入罪背景下洗钱“上游犯罪所得”之理论辨析和实践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我国洗钱犯罪作出重大修订,在自洗钱入罪的背景下,洗钱“上游犯罪所得”的概念需加以重新理论反思和司法审查。《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上游犯罪所得”与《刑法》第312条中“犯罪所得”、刑事没收中“违法所得”等概念均存在区别,不能简单参照理解。刑事侦查和司法机关应从洗钱上游犯罪罪质、罪量要件以及洗钱罪本身特质出发,采取逆向思维对洗钱“上游犯罪所得”进行双层路径判断,从而将与上游犯罪行为相关,但不符合洗钱罪保护法益的财物予以剔除。

论修法视角下“自洗钱”行为的刑法规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明知”要件、行为方式、行为对象及罚金刑等要素进行了调整,进而将“自洗钱”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在司法适用中须着重审视其修改部分,删除“明知”要件并不意味着改变了《刑法》第191条的主观罪过形式仍为故意。妥当处理条文间协调适用,明确界定《刑法》第191条与《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等传统赃物罪之间的竞合情形以及判断《刑法》第191条与其上游犯罪发生重合时的罪数形态,把握洗钱行为共犯成立的具体路径,厘析“自洗钱”行为人与上游犯罪本犯的共犯认定等问题,力求为洗钱罪的司法适用提供一定的理论进路。

第四方支付洗钱的定罪困境与逻辑重构

【目的/意义】第四方支付洗钱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类案不同判等问题,需要对其定罪逻辑进行重新梳理。【设计/方法】通过对44起第四方支付洗钱行为的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践中缺乏推定行为人与上游犯罪存在意思联络的标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扩张适用,以及想象竞合等罪数形态被忽略,上述因素导致第四方支付洗钱行为的罪名认定参差不齐。【结论/发现】第四方支付洗钱犯罪的刑法规制,应当分流程分阶段判断。首先从实质上分析行为人与第四方支付平台的关系,区分平台参与者与管理者;其次再判断平台管理者与上游犯罪的关系,对不构成共同正犯或狭义共犯的管理者再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两罪名分别讨论,最后判断平台建立过程中是否构成其他罪名,讨论数罪并罚等罪数问题。

论我国洗钱罪的双重性

行为属性决定犯罪性质,犯罪性质决定法益指向。洗钱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从属于上游犯罪,二是因其资金活动的本质而具备天然、独立的金融属性。我国洗钱罪最初从传统赃物罪中脱离而生,受国际社会反洗钱立法的影响与推动,通过三次修正刑法,从上游犯罪逐渐转向本体犯罪,刑事立法之于洗钱罪的态度经历了“从属性--从属性与独立性相统一”的变化。相对应地,洗钱罪所保护的法益由司法管理秩序和金融管理秩序两部分构成。在当前金融领域持续变革的大背景下,洗钱的行为手段与模式复杂多变,洗钱罪的独立性愈发凸显,其法益保护目的也逐渐向金融一侧倾斜,未来这一嬗变将持续反作用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并为我国洗钱罪划定新的规制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