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族法制思维方式研究

古代蒙古族在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法制与宗教相结合的司法体制,具有明显的草原气息与帝国情结,是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培养了民族自己的法律思维方式与特有的法律内容,体现了法制道德化的特点;是生成中的民族心理在法制文化的思维沉淀;是民族性格的法制塑造。

宋蒙(元)战争时期四川地区的残破与财政困境

蒙古人进犯四川后,试图以武力强行征服四川地区,大量百姓死亡、逃离,官府与民众财产损失惨重,对四川地区的农业、工商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四川地方政府为筹措军费,大量发行纸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政府财政愈发窘迫,陷入了恶性循环。蒙(元)犯蜀,使得曾经发达的四川地区就此衰落下去。

蒙元时期的牌符

蒙元时期的牌符极为发达 ,有别于历朝历代。关于牌符的实物资料 ,目前国内外仅发现有 17枚 ,主要有金牌、银牌、铜牌、铁牌等。牌符上以汉文、契丹文、畏兀儿蒙古文、八思巴文、藏文、波斯文等文字书写。其所行使的职权范围 ,用于传达皇帝的旨意政令、标示身份 ,牌符的管理机构为中书省、典瑞院。蒙元时期的牌符渊源于辽金时期的牌符制度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 ,构成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

元世祖朝政治制度的"内蒙外汉",可从官制、军制、宫室视朝与帝号等得到解读。无论中央、地方官制或总体构成、议事方式及长官成分,都显现蒙古俗占据内核,汉法因素多是外围。元宿卫军和镇戍军的蒙、汉混存、军队编组、最高指挥权等"内蒙外汉",也比较突出。两都宫室、岁时巡幸和"视朝"等,汉、蒙杂糅,有些隐含的蒙古俗又是根本性的。皇帝名号及国号,同样是"内蒙外汉"配置。"大元"是外在和汉人语境的国号,"大蒙古国"则属内在本质和蒙古人语境中始终未变的国号。推行八思巴字蒙古语,鼓励汉人学蒙语,率多译儒学经典为蒙语,以斡耳朵祭祖和遵蒙古俗祭天为主,太庙祭祀掺蒙古因素及派官代祀等,又体现文化礼俗的"内蒙外汉"。忽必烈之后七位皇帝大抵奉行"内汉外蒙"的第二祖制,武宗、仁宗及英宗略向蒙古俗或汉法倾斜。"内蒙外汉"二元政策,虽易造成嗜利黩武与冗官贪赃,助长民族压迫和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其历史贡献又是主流,基本适应大漠南北游牧与农耕并存格局,有利于多元文明的繁荣发展,对保持蒙古族的延续性也意义重大。

札剌亦儿万户、千户编组与变迁

1206年,成吉思汗授封札剌亦儿部木华黎万户一职,并令其“子孙传国,世世无绝”。之后,虽然承袭“国王”者即继任万户,但其势力却日渐削弱。入元后,因战势所需,札剌亦儿部勋臣又多受任蒙古军万户,从而逐渐替代了早期万户。在授封万户的同时,于成吉思汗建国初及其季年,又编组为若干札剌亦儿千户。然而,受蒙元一代奉行不替的签军制而分戍他处或留居食邑以及几度汗位争夺,加之北元初期南北对峙、东西蒙古势力消长等因素的影响,札剌亦儿千户也随之有所变迁。

蒙元硬译体对《蒙古秘史》翻译的影响

蒙元硬译体是夹杂蒙汉两种语言与语法的特殊翻译体例,学术界统称为“元代白话”。笔者探索了蒙元硬译体对《蒙古秘史》翻译的文字运用、语法、旁译、总译、翻译方法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认为《蒙古秘史》的翻译深受蒙元硬译体的影响,是从蒙元硬译体的翻译方法相承而来。

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与文化传播

中国历史上,蒙古族曾建立过蒙古国与元朝,特别是元朝在继承历代游牧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大范围的文化互动传播,拓展了包括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四种方式在内的多元丝绸之路,并将其推向了一个鼎盛期。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不仅具有经济和军事的功能,而且促进了沿线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播不仅是中国文化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甚至是向世界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西方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文明传入中国的重要途径,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过程。而蒙元时期以驿站制度和对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继承和拓展为主线的国家治理手段,对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维护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从而有效保障和促进了中国不同民族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传播、互动与融合。

试论金末元初文人的蒙古之行及创作

金元易代及女真、蒙古相继入主中原的特殊历史时期,北方士人一改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消极思想,到达漠北西域觐见蒙古可汗,甚至奉职汗庭。其境遇与心态各异,创作记述了蒙古高原、西域中亚奇特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富有深厚的情感、通达的民族观念,将蒙古王朝纳入华夏帝王谱系予以认同。可以说,当时士人的北上及西行,具有重要现实及理论意义。

浅析蒙元时期的天主教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宣布信仰自由,允许各种宗教存在。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继续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为各种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元朝政府一方面尊重各种宗教,另一方面也对其加强管理,设立崇福寺管理天主教,元朝政府与罗马教廷也互派使节进行了初步的接触,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就是以罗马教廷正式使节的名义来华的第一人。

《全元文》佚文五则考释

笔者于方志及各地现存碑刻与拓片中发现了五篇《全元文》失收之作。其内容涉及庙学乡校、善举德政、田土施捐、寺庙宫观等方面,乃研究元代地方民俗的第一手材料。其文献价值在于有助于了解元朝政府对待儒学的态度,理解地方民众的宗教信仰情况以及保存地方文献和弘扬地方人文特色。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蒙元金银器发现与研究

蒙古族先后建立了蒙古国与元朝,在前代诸民族共同铸造的草原文化的滋润下,创造了具有区域性和民族性的蒙元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包括金银器在内的文物。根据考古资料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在造型、纹样和工艺上延续了前代草原金银器的风格,又兼容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因素,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时代风格,在草原金银器发展序列中处于一个延续时期,促进了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

罟罟冠形制考

蒙古族服饰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人曾于 13世纪建立过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作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史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古人服饰 ,其发展和变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罟罟冠”是蒙元时期蒙古人服饰的典型代表 ,成为贵妇们的普通帽冠。罟罟冠的形制随地区不同而异 ,也随贫富不同而有别。

明洪武朝对蒙战争的时空分布

明朝建立后,为了彻底剿灭北元残元势力,朱元璋多次派兵北征蒙古。在对蒙作战的时间和地点选择上,明军进行了精心布置,体现出鲜明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其时空分布主要依据明军战略任务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反映了洪武时期明蒙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重要问题。

论元朝的“四等人制”——兼论元朝政治文化的若干特征

元朝在政治生活方面有其许多独特现象,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有区别地对待国内各民族,后人总结为所谓的"四等人制"。其实质是政治和文化问题。元朝政治深受蒙古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由于草原文化的强势存在,元朝政治始终未能走入传统中原王朝的正轨。如果说元朝的建立得益于蒙古文化的勃勃生机,同时蒙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则使大元帝国过早断送。

刘整若干史实探讨——宋元之际降将研究之二

宋元之际出现了众多叛宋降元的将领,蜀中名将刘整是其中一员。刘整入元以后,战功卓著,在攻克襄樊之战及淮西等战场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加速了灭宋进程。刘整在仕元生涯中,与蒙古将领矛盾重重,其立功心切的愿望与不如意的仕元境遇相冲突,最终导致其在宋元战争最后关头功未成而身先死。对于刘整个案的考察,有助于认识宋元之际降将的境遇问题。

元代对蒙古东道诸王统辖研究

东道诸王公贵族的王府封地,主要分布在今东北西部和东蒙古草原地带,有元一代蒙古王府始终享有较大的自治权,诸王可自行设置官属,任免官吏;享有各种经济、政治特权;拥有大量军队,是国家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蒙古汗国时期,以东道蒙古亲王监镇东北地区。辽阳行省设立后,东道诸王封地王府仍然保留其原有的特权,与辽阳行省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二者分别直属中央。蒙古诸王府是享有一系列军政、经济特权的特殊行政区。

蒙元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绸纺织文化交流

13世纪蒙古西征和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格局致使欧亚大陆间的国家疆界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西亚、中亚与中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蒙古政权统治在伊朗及周边地区设置的藩属政权伊儿汗国(1256～1355年)使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两大帝国—中国和伊朗两地之间的纺织文化交流达到空前巅峰。以此为文化背景,本文分别探讨"蒙古统治时期伊朗的‘中国风’"和"蒙元时期中国纺织品上的伊斯兰风格"两个问题,通过研究和比较中国与伊朗两地纺织品的纹样风格与文化特征,探讨13～14世纪蒙古伊朗与蒙元时期的中国之间的纺织文化交流情况,并分析两种纺织文化深度交流的原因和重要意义,以期一窥中世纪末期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盛况。

古代蒙古族法制思维方式研究

古代蒙古族在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法制与宗教相结合的司法体制,具有明显的草原气息与帝国情结,是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培养了民族自己的法律思维方式和特有的法律内容。

耶律楚材研究综述

耶律楚材是蒙元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关于耶律楚材研究,国内已出版的传记不下10部,发表的论文60余篇,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对耶律楚材进行研究和探讨,包括他在蒙元初期的历史作用以及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学倾向、诗歌创作乃至心态等问题。

袁世凯治蒙政策刍议

民国初期 ,蒙古地区处于严重危急局面。袁世凯当政之后 ,采取种种羁縻笼络和软硬兼施手段 ,初步稳定了内蒙古局势。又通过谈判等手段 ,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国在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主权。随着内外局势的缓和、稳定 ,他又开始推行放垦、改省 (设特别区 )等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