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主旨新解

关于《礼记·中庸》的主旨,朱熹以为是子思论述儒家“道学”之文,学者向来遵用朱熹旧说。而实际上,《中庸》是论证君王的道德修养,其证据有汉唐学者的论断、俞樾的观点、儒家的传统、《中庸》的内证以及历来教育君王成为圣主的重要著作等方面。

价值多元时代德国专门德育学科课程的核心理念和实践路径

德国中小学专门德育学科课程是一门开展价值学习的课程。面临价值多元时代的挑战,该课程在价值中立与价值灌输之间进行道德教育。该课程的理念突出体现为理性导向、价值导向和紧密联系学生生活三方面。理性导向作为形式性的理念强调价值传递的过程必须是学习者理性的自主价值建构的过程;价值导向作为质料性的理念确定了该课程的价值教育功能和基本价值共识;紧密联系学生生活作为路径理念确定了该课程的内容选择以及课程实施的原则。在这样的课程理念下,德国中小学专门德育学科课程的课程目标明确以培养基于价值共识的道德能力为主旨;课程内容在纵向上形成由生活经验视域逐步向理论视域升华的结构,在横向上形成由自我及至世界的“自我扩展式”结构;课程实施以论证式议题教学为基本方式;课程评价遵循以学生道德论证能力为核心的道德能力目标体系,保持教学评一致;师资方面采取多方面措施提升教师德育能力。该课程的实践逻辑体现出价值多元时代学校德育论证转向的必然要求。

康德反对道德怀疑论的三重论据

康德所要驳斥的道德怀疑论的基本主张是:鉴于无法从实例和经验中找到纯粹的道德意向和德行,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道德的纯正性和客观性。这种怀疑论的一个主要起源是经验主义的思维路径。为了反对道德怀疑论,揭示经验方法的限度,康德给出了三重论据:道德确信论证;普适论证;法则优先性论题。道德确信论证的思路是: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具有一种明白的确信,即道德关乎理性所要求的应然之事,而非实然之事,所以,无论现实经验中发生了什么,都不足以质疑道德本身的真实性。普适论证的思路是:鉴于怀疑论者无意于彻底拒斥道德,他们就必须接受道德法则普适于一切理性存在者,并进而认可有限的人类经验不足以质疑普遍的规范。法则优先性论题则是:理性法则优先于经验中的实例;任何道德的实例或者榜样,必须先以道德法则为标准,才可被认定;所以,基于经验实例的怀疑本身就是自我挫败的。三重论据共同表明了立足于经验方法的道德怀疑论并不成功。康德的论证隐含了一种先验主义的立场:道德评判必须以先于经验的、理性的标准为先决条件。

论道德话语的自然主义诠释

道德话语是指包含道德术语、道德概念,表达道德思想或观点的语句。如何诠释道德话语的语义乃一大哲学难题,主要原因在于道德具有高度的形而上意义。经典“开放问题论证”表明,道德谓词不可定义,道德特性也不等同于自然特性;传统道德非认知论也指出,道德话语仅表达言者态度,再无其他。然而,从道德自然主义视角看,道德概念实则可用自然概念来阐释,道德特性也可还原为自然特性,道德话语不仅表达言者态度还表达言者信念。如此,“开放问题论证”难题便得以消解,道德非认知论也得到驳斥。借助道德自然主义,形而上的道德意义可以转换为更加具象简化的自然意义,道德也因此不再高高在上、令人难以触摸。

哈耶克:自由的两条理路和两种法律观的混淆——对《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文本分析

在对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文本分析中,哈耶克混合了自由的道德论证和自由的社会论证这两种不同的论证理路;而正是在这两种论证路径之难以融合的重大张力下,哈耶克最终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法律规则观,从而导致了哈耶克法治理论的内在矛盾。

西方世界观的悲剧——施韦泽的西方伦理史研究

施韦泽强调,文化进步和重建的关键在于要有一种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欧洲哲学—伦理学的优点在于,它已经要求了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但它的弱点则是,在还没有弄清楚对其论证困难的情况下,却以为自己已经在不断地论证它了。因此,在18世纪理性主义世界观开辟了人类文化史上的最伟大时代之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文化就逐渐走向了衰落。面对当时的西方文化危机,施韦泽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以深刻的思想追求真实的、富有价值的世界观,从而复兴西方的文化和伦理。为此,他系统地研究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从基本原则和论证方法两个方面总结了西方自古希腊至20世纪初探寻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及其失败的经验教训,不仅为自己敬畏生命的理论和实践突破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史基础,而且为中国伦理学界了解和研究西方伦理学史以及形成新时代合理的伦理道德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政治的道德目的到政治的道德基础

西方政治哲学的论证重心经历了一种从政治的道德目的到政治的道德基础的转换。古代的政治伦理学通常把政治的道德基础看作一种自然因素,故而对此并不着力论证,却着重于赋予政治以道德目的;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伦理学则认为政治关系是人为的,从而对政治的道德基础详加论证,但许多学者对政治的道德目的却心存疑虑。实际上,只有对政治的道德基础严加论证之后,政治的道德目的才能更好地加以确定。

同性婚姻会导致道德滑坡吗——基于对滑坡理论的反驳

滑坡理论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会瓦解传统婚姻价值观，导致乱伦、多偶制等现象出现，最终引起社会基本道德的丧失，然而，这种论证并不充分。滑坡理论分为逻辑滑坡、经验滑坡和价值滑坡三种类型。首先，逻辑滑坡理论以结果主义为导向，使用修辞的手法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提供理由，但这种论证并不真实，甚至可以说逻辑滑坡并不存在：其次，经验滑坡理论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但实证的路径以明确的经验数据表明，同性婚姻和道德滑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最后价值滑坡理论认为同性婚姻危及公共道德。然而，滑坡理论并没有提出公共道德判断的标准。滑坡理论认为同性恋者应服从异性恋主流道德走入异性婚姻模式，但是，这种道德强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相反，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却给社会道德带来了冲击。

去除时效制度的反道德性——时效制度存在理由论

"权利消减"的时效构成背离了人类的一般道德情操和自然正义观念,而"公益"、"社会秩序"、"信赖保护"、"社会效率"、"不保护权利上的休眠者"等都不能使该构成正当化。将时效定性为"权利推定"的制度,克服真正权利人或已免责义务人的举证困难,将从根本上去除时效制度的反道德性,使其成为"人类权利的保护神"。

发现、创造还是阐释——评沃尔泽的道德论证方式

道德哲学存在着发现之路、创造之路和阐释之路三种形式,由于发现之路印证了伦理的虚幻性,创造之路刻画了伦理的非现实性。因此,沃尔泽极力强调道德哲学的阐释之路。然而,任何一种道德哲学的论证都不是单纯的发现、创造和阐释所能完成的,相反,三者的互渗联姻也许才是道德哲学证明的可行方式。

明末清初天主(上帝)存在证明的“良能说”——以利玛窦对孟子思想和奥古斯丁神学的运用为中心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天主(上帝)的存在提出了一系列证明,他以阿奎那的自然神学证明为骨架,借奥古斯丁普遍认可的论证与本体论证明来与孟子的良知良能说互相诠释,是汉语神学的滥觞。

从约定主义到相对主义--评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

哈曼早期的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约定主义或契约论。他的约定主义最终走向了更为彻底、更为明显的道德相对主义。哈曼的道德相对主义否定了道德虚无主义,因此,它是一种良性的相对主义,可以避免许多常见的针对道德相对主义的诘难。哈曼理论的主要问题是:人们通过隐性谈判所达成的事实上的共识既不是道德原则和道德判断的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其相对主义难以表达人们之间真实的道德分歧;由于否认存在着评价不同道德框架的客观标准,因而他的理论也难以解释不同的道德框架之间的人们如何能够开展有意义的道德争论与道德批评。

儒家心性论视阈下的“德育”思想论略——兼论“朱陆之争”

我们对儒家的"德育"思想有误解。事实上,儒家理解的"德育"应指一种"成德之教",在根本的意义上,它是关于我们如何实现良心自觉的学问。儒家认为自觉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修身;一是教化。其根据是儒家所持有的独特的心性论。关于修身历来有"朱陆之争",但事实上他们的不同只是一个强调在日常生活的具体道德实践中"逆觉体证",一个强调通过格物、阅读经典等来觉悟而已,各有长短。同样,教化的根源性的方法是"启发",它反映的人伦关系不是权力性的压制关系,而是出于一种天下一家、天下关怀的道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恰恰反映了儒家积极性的人伦观。祛魅了这一人伦观,我们最终将无"家"可归。

人工流产的伦理问题

要解决人工流产在伦理学上的可辩护性问题,有一些伦理问题需进行深入探讨,包括对孕妇实施人工流产手术必须符合医学适应证、胎儿的道德地位、妇女的身体权以及在人工流产问题上的价值冲突等,另外,女性主义的关系论观点也值得关注。

唐代度量衡赋与唐前咏物赋“移德”笔法初探

从现存作品来看,度量衡赋是唐代辞赋创作中独有的题材。这种题材的出现与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度量衡制度的统一关系密切,同时也与科举制度和唐代知识分子广阔的视野有关。唐代度量衡赋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度量衡的源流追溯、度量衡的规制、度量衡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等几个方面。在创作取向方面,唐代度量衡赋表现出明显的人文化、经义化色彩。唐代度量衡赋是自汉魏六朝以来,咏物赋"移德"笔法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移德"笔法出现的新变化,标志着辞赋由体制外创作走向了体制内创作。辞赋自此走上了下行的道路。

城市文化中人文知识分子的沦落——贾平凹《废都》争鸣研究

贾平凹的《废都》发表之初 ,评论者多是着眼于其“形而下”的外在表层“生态”,或认为它是一部低级趣味的流氓小说 ,或认为它是一次“躲避崇高”的后现代主义的写作 ,或认为它是“没有灵魂”的“生活流”。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 ,更多的评论者透视出了作品“形而上”的内在深层“灵魂”。

法律的道德论证——一个语言哲学的视角

对法律进行道德论证会遇到“明希豪森困境”和“休谟问题”的干扰,语言学规则为法律论证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虽然语言学论证中也会有诸如概念含义过于复杂等困难,但是,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法律论证理论,其所提供的解释视角和评判标准则是很有价值的。

道德的认识论论证

道德哲学中的休谟难题,即从事实命题推出道德命题的难题,可以被还原为对道德进行认识论论证的问题。从认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苏格拉底首先提出了认识论自身的可能性以及认识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康德通过对于认识论的先验改造解决了认识论本身的可能性问题并给出一种对于道德的"弱"认识论论证,皮尔士通过对于康德认识论的指号学改造使得对于道德的一种"强"认识论论证成为可能,阿佩尔借助于先验语用学使这种论证得以实现。

论机器人的道德承受体地位及其规范意涵

我们应当区分机器人享有的两种不同道德地位,即作为道德行为体的道德地位与作为道德承受体的道德地位。基督教、佛教与儒家都为我们认可机器人的道德承受体地位提供了终极关怀层面的理由。在规范共识层面,我们可以为机器人的道德承受体地位提供五个重要理据,即间接义务理据、自我建构理据、行为主义理据、人机共同体理据,以及潜在道德行为体理据。区分机器人的两种不同道德地位具有重要的实践与规范意涵:我们应当尊重机器人的人性、不能把机器人当成普通商品来对待、应当把人视为机器人的道德监护人、应当持续扩展道德关怀与伦理共同体的范围。

“道德信仰”还是“好人的信仰”?——康德道德信仰学说的悖谬推理及其有效性

康德伦理学始于道德法则,终于“道德信仰”;他用宗教辅助道德,又用道德为宗教辩护。在对信仰所做的“道德论证”中,康德运用了悖谬推理的方法,即从至善如若不可能将导致实践悖论出发,推论出保障至善实现的一些信仰对象。这个“道德论证”向来为人所诟病,不仅由于其中包含某些逻辑矛盾,也由于其结论令人失望。“道德论证”所推论出的“道德信仰”不过是道德的副产品,被私人化为纯粹的个人选择,甚至是“好人的信仰”。这恐怕与康德“为信仰留地盘”的初衷相悖,没有证成信仰,反倒促成了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