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伦理学中的程序伦理

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在于为功能分化的社会各个领域部门出现的道德冲突与伦理悖论提供解答,这一任务的完成有赖于程序伦理理念的建构。作为一种程序伦理,应用伦理学通过体现民主在道德哲学中的运用而呈示了全新的伦理范式。依照论证程序的建构原则,具有价值多元性的商谈决策参与者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起点只能是中立的程序,但实际上商谈程序又并非纯形式上的和价值中立的,因为程序伦理以自由为价值底蕴,以公正先于善好为价值导向。商谈程序的参与者应具备伦理专业基础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对情境有全面精准的把握,善于提炼和厘清伦理问题,能够运用伦理理论工具,自觉遵循程序的基本规范性设定,力求在理性论证基础上赢得也许并非道德真理而是具有一定道德正确程度的道德共识,所有这一切均构成程序伦理的基本样态。

公序良俗在情人遗赠纠纷中的适用——基于私法与基本权利冲突理论的二元视角

遗赠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应以遗赠本身为审查对象,而不能以遗赠以外之事实为断。同时,情人遗赠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尤应考察当事人一方遗赠的动机是否是将性奉献与经济上的对待给付联结起来,抑或是存在其他更值得尊重的动机。但在私法视角下,情人遗赠的效力,总是呈现出完全有效或完全无效的形态。而在基本权利冲突与权衡的视角下,各基本权利相互较量各自在具体个案中的分量,此种权衡和较量之结果体现在法律行为效力上,即既非完全有效亦非完全无效,而是在两者间存在多种可能性,因而更能适应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也更具灵活性。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自由概念

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在其不同的哲学著作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前批判时期,康德视自由为出自内在原因的行为,并拒斥决定论;第一批判又强化了这一立场,强调自由不是由自然法则规定的,但也无法证明其存在;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里,康德认为可在根本上证明自由的存在,进而证明道德法则适用于我们;在第二批判中,康德认为我们能够从人出于义务且必然地服从道德法则的事实证明意志自由的存在;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康德不再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问题,而是视其存在意味着人类恶的不可逃避性,以及人类弃恶向善的必然性问题。但康德最终也没有证明自由的存在,并且留下了一些难题。

新中国法与自由关系研究七十年述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法与自由关系的讨论经历了扬弃、进一步反思和精细化阶段,逐步走向科学化。在概念和关系问题上,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分类相关,自由概念可以区分为作为“人的解放”的自由、作为“权利”的自由和作为“自由权”的自由,法律与不同的自由表现为不同的关系。在合理性和位阶问题上,三者都有置于最高价值的合理性;但只有作为“自由权”的自由,即外在的行为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才可能与其他价值同等重要。正是在概念问题上向“外在的行为自由”的转向,我国在21世纪开启了对法律限制自由的原则与限度的讨论。外在的行为自由又可以分为无序的、需要规制的自由以及优良的、值得追求的自由,对两种不同概念的使用实际上推动了“法律限制自由”和“法律保障自由”哪一个是主要关系的讨论。而对自由限度的讨论仍然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新挑战的不断涌现而成为法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

A Journey of Freedom-seeking—A Character Analysis of The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

The thesis analyzes and comments on the two main characters in The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 so as to reveal the truth that to win both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freedom in the society, we must learn to stand on ourselves. It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the novel and the paper thesis. Then, the author discloses the freedom-fighting process of the two main characters and the functions of Mississippi River and the raft in The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 On the hegira,Huck realizes the cruelty, greed, murder, trickery, hypocrisy, racism, and a general lack of morality of the society; Jim, with his in telligence and compassion, wins his freedom; the Mississippi River and the raft are symbols of freedom. Finally, the author reveals that to win both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freedom, one must rely on his or her own efforts.

理念变革与制度演化:《反不正当竞争法》30年回望与前瞻

理念和制度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的核心。理念是指导,制度是落实,理念和制度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30年来,学界和实务界对其根本属性和运行规律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把握,相应的理念和制度有了长足的演化和发展。《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宽范围、低门槛和开放性,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并采取“三元利益叠加”的法律分析框架。一般条款的谦抑性适用、竞争行为的基础地位、商业道德的商业伦理内涵、有限补充保护的功能定位、静态竞争与动态竞争的取舍、判断范式的区别对待、自由与公平的价值观取向以及“搭便车”理据的限制性适用,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理念和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成为架构其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恰切地和与时俱进地把握其核心理念、基本价值与基础关系,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要保障。

从康德伦理学出发回应《理想国》的正义之问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人为何要正义”及“哲学王悖论”。本文试图论证:从康德伦理学出发能更好地理解柏拉图的正义之问。康德首先否定了将道德建立于经验之上的做法,其次将逻辑原则运用到道德命题中,推出了普遍的道德命令,最后将道德奠基于自由之上,又引入因果性的考量,推出道德是无原因的自因,即自律,意味着道德是自在的目的,具有最高的价值。借此也为实践哲学划定了自由这条边界,“哲学王悖论”及类似的跨界问题无答案。康德对自由的证明常常被误解为因循环论证,本文从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出发进行了阐释:从道德到自由是“认识路径”的演绎,从自由到道德是“存在路径”的阐明。

超越悲剧性困境——从“选择的贫困”到“选择的自由”

悲剧性困境呈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难题,行为者无论作何选择都无法达成正确而道德的行为。然而,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观点,还是“诉诸理性一致性”的观点,都没能回应悲剧性困境中行为者的选择难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借助康德的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改造,认为行为者的意志的合法性足以使其在悲剧性困境中做出正确的决断。但是,这种尝试仍然是失败的。悲剧性困境揭示的是“选择的贫困”,它掩饰了现实的社会条件对行为者选择的限制,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为者的意志自由,从而以道德的名义将悲剧结局归咎于偶然的厄运和行为者的糟糕选择。马克思为超越悲剧性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通过改变限制选择的社会条件来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变革与人的解放,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尊重行为者选择的意志自由,更捍卫着意志自由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即自由的选择空间。

康德的自由理论无法解释恶行的归责吗——从莱因霍尔德对康德的批评谈起

自由理念是康德哲学的“拱顶石”。作为康德哲学的阐释者,莱因霍尔德批评说,由于康德将纯粹意志等同于纯粹实践理性,又将意志自由等同于遵循道德律的自由,因此批判哲学陷入了“恶行不自由且无法归责”的理论阐释困境。面对这一批评,康德区分了意志与任意,进而将任意自由从遵循道德律的自由调整为可在遵循与违反道德律之间选择的自由,并将遵循道德律的自由置入“本体之人”中,而将在遵循与违反道德律之间选择的自由限定在“现象之人”中,最终为恶行归责困境找到了在其理论内部自洽的解决方案。莱因霍尔德认为,只有区分实践理性与意志,并将意志自由改造为在遵循与违反道德律之间的选择自由,才能解决恶行归责难题。这让他与康德分道扬镳。

康德对自由意志的证成及其实践意义

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何以要对自己行动的正当性担负道德责任?何以能够在事实上担负道德责任?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理论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前者可视为规范论的难题,后者可当作德性论的困境。对此,康德给出了有别于从行动主体外部寻找根据的路径,这形成了他两个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若一个行动的动因不是出于行动者的决意或意向,而是出于外部的决定,那么他就不是自主的行动者,他遵循的便是因果性规律;若行动者把自己视为其行动的最终发动者、承担者、责任者和评价者,他遵循的则是自己制定的实践法则,康德将这一行动根据称为原因性逻辑。而完成归责的根本道路就是人通过理性和意志将其自身划分为同时属于知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成员,前者对后者具有逻辑在先的性质,它可以依照实践法则对自己属于感性世界的部分实施支配性要求,其本质是特殊意志即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对一般意志即效用动机和实用理性的主导性作用,以保证他的行为是出于义务,而不是简单地合于义务,更非反乎义务。康德的两个世界理论及其对自由意志的证成之于当代道德哲学的重构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如何将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运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意志自由及其道德责任问题的分析上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

“见危不救”入罪的法理阐释

“见危不救”是指不负有特定法律救助义务或职责的公民,在面临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陷入紧急危险,且实施救助对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时,有能力救助却不予救助的行为。“见危不救”违背最低层次的道德义务,有将其犯罪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于己无损的同时对整体社会价值有正向引导的功能,符合人作为社会人的属性;该罪以实害结果入罪,对法益侵害性进行必要限缩,并不会必然动摇刑法的谦抑性;“见危不救”入罪也不存在司法适用上的障碍。基于法的价值——秩序、正义和自由维度证成,“见危不救”入罪是法的秩序价值对维护社会安全要求的体现,也符合正义价值中对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同时也为多元至善主义对共同善的发展提供实践的可能性。

技术物的道德自由何以可能?

关于技术物道德自由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随着纳米科学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为核心的会聚技术发展,逐渐打通经典技术哲学和现代技术哲学的物质框架和虚拟框架的束缚,技术物的道德自由产生了许多探讨和沟通空间.本文从技术物的道德主体自由、技术权利自由、物准则自由三个方面,解析技术物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语境下道德自由何谓,以期为技术物的道德自由问题提供一些新的解决思路.

康德实践哲学及其意义探析

康德开创了主体论思维和研究方式,建构了西方近代第一个具有典型性和转折意义的实践哲学。康德实践哲学以自由为核心,将主体性问题研究由认识论提升到主体论的高度,使之由纯粹的认识问题升华为道德实践问题,展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广阔领域和深刻内涵。康德实践哲学对现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它的局限则暗示人们,建构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实践观,运用实践论思维方式,是建立合理形态的实践哲学的必由之路。

自由与自律: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与其批判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区分自然与自由的基础上,康德认为道德和道德教育属于自由的领域,自律是道德教育的惟一法则,而"人是目的"则是道德教育的最高指向,与此相应,在道德教育中应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方法。康德道德教育思想中所蕴含的尊重人的理念对人类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为什么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相容论的解释及其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人是自由的,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才负有道德责任。但是,从科学的观点看,人不是自由的,因为人的行为服从于因果解释,而这种解释的性质是决定论的。这样便产生一个重大的道德理论问题: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与决定论是不是相容的?一些道德哲学家主张两者是不相容的,而很多道德哲学家则主张"相容论"。相容论者面对的一个根本难题是: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人如何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大体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版本的回答,即反应理论、等级理论和价值理论。我们的分析和批评表明,这些版本的相容论都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论网络道德与网络伦理

对网络道德与网络伦理不加分辨不利于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网络具体问题的解决。本文从道德与伦理、个体网络行为与网络伦理关系、网络道德自由与网络伦理秩序三个层面,分别对网络道德与网络伦理的关系进行辨析,认为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各自侧重对象和范围,但就其形成与实现的现实性而又相互关联。

“道德”探幽

道德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亦是人的自由存在方式,既是人对存在的反思性把握,亦是人的反思性存在方式。

规范与自由:关怀生命的道德教育

人是一种充满紧张关系的双重生命体,时刻处于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伦理纠缠之中,他们需要道德规范来守护生命的自由发展。但在规范至上的传统社会中,道德规范获得了绝对化的权威地位,道德教育充满了精神生命对自然生命的蔑视与压制、群体生命对个体生命的支配与控制。在规范与自由之间,生命化德育强调的是群己相依、身心相宜的生命状态,以期从规范至上对生命自由的僭越中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