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度量、评估与释放

本文度量和评估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虽在可控范围内,但新增债务比率已超过预警线,地方政府存在一定的潜在债务风险。本文从分权体制和道德风险两个层面剖析了引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原因,梳理了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逻辑体系,从制度基础、事前审核把关、事中动态监控、事后反思改进等方面为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政策建议。

中国PPP项目的双边道德风险研究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社会资本和政府的双边道德风险对中国PPP项目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的影响有待深入探讨。基于手动收集的2015年和2016年中国PPP项目数据和测算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双边道德风险指标,采用Heckman模型来实证检验中国PPP项目投资意愿与投资规模如何受到政企双边道德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地方政府在PPP项目立项招标中居主导地位,因而政府道德风险水平越高,即地方政府负债率越高或市场化水平越低或腐败程度越高,则PPP项目的投资意愿越高。(2)政府道德风险水平越高,PPP项目的投资规模越大;而企业道德风险水平越高,PPP项目的投资规模越小。因此,应加强PPP项目管理,鼓励民营资本积极参与PPP项目,以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PPP模式的健康发展。

有限扶助:地方债违约风险处置的制度选择

面对地方隐性债务存量,中央“不救助”原则起到了很好的源头管控和风险规避作用,但近年来有些地方不断加剧的政府债务风险也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借鉴预算法中对有关地方实行扶助的制度经验,对地方债的自救施以“有限扶助”,是制度选择上的一种可能。“有限扶助”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兜底救助”,是中央在坚持“不救助”原则、由地方自行偿还的基础上,明确对资格、流向、程度和方式进行限定的扶助:根据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强弱,限定扶助对象资格;根据地方债筹集资金的性质不同,限定扶助资金流向;根据中央财政压力的大小,就整体债务规模限定扶助程度;根据中央在地方债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限定扶助方式。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扶助的前提条件、程序设计、责任追究等应当通过法律进行明确,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中进一步防范化解“有限扶助”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和财政风险。

软预算约束下中国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形成机制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存在过度负债的行为倾向,这与预算约束呈现了背离之势。研究地方政府突破预算约束而过度负债的行为机制,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入手:客观上,由于分税制、项目制、晋升激励机制等体制的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负债过度;主观上,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经济人"的本质诱发道德风险而使地方政府过度负债。抑制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行为,关键在于建立规范的地方融资举债机制,避免金融道德风险。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本文基于信息经济学视角,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角度探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成因,并构建信息甄别模型和监督模型来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最后从政府、融资平台自身和银行三大主体层面提出了防范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效应与改革

本文基于审计署2011年和2013年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数据,结合2014年地方债"自发自还"试点,着重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现状、效应与改革。首先,通过债务规模、分级债务结构、债务期限结构和举债主体五个方面对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现状进行总体考察;其次,从道德风险、财政危机和政府信用、国民经济安全和经济波动、房地产市场调控、地方债评级与地方债可持续发行角度剖析了地方债的现存问题和不良影响;最后,论让地方债改革必须找到引致地方债过度膨胀的原因。增长主义地方政府、以GDP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现有财政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财权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对称以及缺少有效的监管机制,是地方债不断膨胀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地方债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更关涉政府职能、官员考核、财政体制调整和公共监督等诸多维度,是一个综合命题。

基于多边缔约博弈的地方政府联合发债机制设计

基于不对称信息下的多边缔约博弈理论,采用隐藏行动下的多边缔约机制设计方法,对联合发债合约达成贝叶斯均衡的条件以及帕累托改进效果进行了具体分析,模型结果显示,该机制可以在强调内部监督的同时有效避免地方债自发自还造成的效率低下,从而弥补宏观治理难以改善地方债公开市场道德风险的缺陷,并在微观机制上进一步约束搭便车问题。

债务纾困与地方政府道德风险

债务置换是把“双刃剑”,在纾困地方政府到期债务压力的同时,极易强化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本文采用相对估计法和虚拟变量法,科学测度地方融资平台过度负债水平(地方政府道德风险),并利用依申请公开的241个城市2015-2018年置换债券数据,实证研究债务置换对地方政府道德风险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第一,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率比一般企业高7.2个百分点,利息覆盖率是一般企业的61.43%,2014年后地方融资平台过度负债水平不降反升。第二,债务置换导致融资平台过度负债水平上升,尤其是短期负债风险更加严重。第三,地方政府道德风险的变化显著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新增专项债券规模(效率)和政府担保资源的影响。第四,债务置换通过提升融资平台过度负债水平,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本文为总结债务置换经验教训、深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可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提供政策启示。

隐匿行为下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最优监管契约

本文借鉴Holmstrom(1999)隐匿行为下道德风险问题及Laffont和Tirole(1988)多阶段建模思想,结合中国地方政府隐匿行为和中央政府隐性担保情境,构建单期和两期的最优监管契约模型,给出了中央政府最优监管契约设计的一般框架,并分别通过算例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理论推导和算例分析结果表明,单期情形下,通过将中央对地方的分配规则与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挂钩,中央能够为地方增加努力提供有效激励,进而有助于社会福利改善;考虑声誉效应情形下,地方政府会在两期下的第一期比单期更加努力。该研究为中央对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监管契约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央可以根据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结合单期和两期下的结论设计监管策略。

债务重组的公司治理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债务重组存在虚假破产信息和道德风险问题。本文运用SPSS筛选变量分析法对2003～2007年中国宣布债务重组公报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债务重组没有有效改善公司的治理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