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

交往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提出的。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关系及他本人后期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概念在现代合理性图谱中的定位似乎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理解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先后在认识兴趣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中,从理性兴趣和行为领域这两个层面对这两种合理性做出过区分。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合理性的任务是,面对认知-工具合理性的过度膨胀,既要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分化的基本合理性之间相互独立的事实,又要在此前提下实现它们的有限统一。据此,面对自身合法领地遭到侵蚀的状况,道德-实践合理性应当依据交往合理性所提供的有效性要求、原则与程序,实现自身重建,具体包括道德、法律和宗教三个具体领域。

情感、理性与选择——叶芝《骸骨之梦》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

戏剧《骸骨之梦》叙述了男青年从子夜到黎明的思想发展过程,从而对1916年的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作了隐晦的回应。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是斯芬克斯式的人物形象。为了私人性的情感纠葛,他们受到兽性因子中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驱使,犯下了引狼入室的非理性罪行。他们身上理性意志的萌生,让其灵魂一直得不到安宁,从而悔恨了700多年。在情感和理性的冲突当中,参与了复活节起义的男青年最终做出了绝不原谅两位卖国者的伦理选择。通过描写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的“灵魂梦回”以及男青年的坚定选择,叶芝为爱尔兰民众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伦理警示和道德教诲的实例,推动人们去思考个人、民族、国家等更深入的政治伦理问题。

道德向法律的转化与制度专业化假说

个体选择和社会选择都是基于理性的,作为公共选择的制度的产生旨在增进社会福利。制度大致可分为道德和法律两部分。道德和法律的分野也是理性的结果,即:当某项社会约束的整体社会收益大于执行成本时,宜于采用法律的形式;否则,则宜于采用道德的形式。道德与法律的分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制约。社会分工程度越高,则个体搭便车动机越强,采用法律约束就越有利。随着社会分工水平的日益加深,有一个原属于道德范畴的社会约束转化为法律约束的趋势,即制度专业化趋势。制度专业化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制度趋同。

行为准则的主体间不一致性——精致利己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及其德育启示

近年来,精致利己主义现象引发了公众乃至教育界的普遍关注。当前大部分研究者均强调精致利己主义观念中追求高效工具理性,将手段与目的分离的精致,以及在行为目的上的利己两个要素,并以此讨论精致利己主义的生成机制与应对策略。准确界定精致利己主义,还需引入第三个要素——行为准则的主体间不一致性。该要素对于区分精致利己主义与理性经济人十分关键,也能为精致利己主义的虚伪性、欺骗性提供一种结构性的解释。有效应对精致利己主义对于高校德育的挑战,不能仅仅局限于反击其行为目标的利己性与行为策略的精致性,而应当从理性说服与情感熏陶等角度入手,破除行为准则的主体间不一致性对德育目标的侵蚀。

乔伊斯道德虚构主义的“虚构”所在

乔伊斯的道德虚构主义思想与麦凯的道德错误论一样认为客观的道德事实或道德属性是不存在的,道德判断可能是非真非假,道德陈述所表达的断言和信念系统统一为假。基于演化视角对道德的论证可看出,乔伊斯认为道德判断是无法获得合理性论证的。然而针对道德在人们的生活实践当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乔伊斯提出道德“有用性”虚构的立场,肯定道德陈述具有真值条件,并不是作出断言或者道德信念的表达,是对道德实践的一种变革。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自由概念

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在其不同的哲学著作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前批判时期,康德视自由为出自内在原因的行为,并拒斥决定论;第一批判又强化了这一立场,强调自由不是由自然法则规定的,但也无法证明其存在;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里,康德认为可在根本上证明自由的存在,进而证明道德法则适用于我们;在第二批判中,康德认为我们能够从人出于义务且必然地服从道德法则的事实证明意志自由的存在;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康德不再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问题,而是视其存在意味着人类恶的不可逃避性,以及人类弃恶向善的必然性问题。但康德最终也没有证明自由的存在,并且留下了一些难题。

西塞罗基于自然和理性的道德责任观

西塞罗传承和弘扬了斯多葛学派的伦理思想,以理性主义自然观作为讨论道德责任的基础,从人对德性之善的追求出发,推演出与不同德性相对应的各种道德责任:发现和发展真理的道德责任、公正和仁慈的道德责任、勇敢的道德责任和行为恰当的道德责任。西塞罗因人因时地讨论了不同境遇下个体的道德责任要求,并从道德责任的主体、道德责任的对象以及道德责任本身三方面提出了履行道德责任的基本原则。西塞罗的道德责任观对后人进一步深化研究道德责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道德教育的完整性:理性与情感的结合

道德的根源究竟是来自我们的理性,还是来自我们情感?这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观点各异的哲学问题。因此,对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的冲突引发的电车难题进行分析,在道德教育中把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相结合,提出以“中道”寻求二者的平衡,将道德回归人的实践生活的观点。

何谓真正的理性宗教?——斯宾诺莎与康德的宗教批判理论辨析

斯宾诺莎和康德是近代哲学家中主张宗教理性化的两位激进代表,但二人在何谓理性宗教的问题上却相去甚远,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宗教批判理论,分别称为泛神论和道德神论。泛神论把矛头直指天启神论,属于某种形式的自然神论;道德神论则攻击一切形式的自然神论,尤其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康德的道德神论并不能独立自存,本质上隶属于自然神论;而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也不完备,仍需康德自然目的论作为补充;一种真正健全的理性宗教,其核心要义介于斯宾诺莎和康德之间,能够与主张幸福至上的功利主义和倡导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保持内在一致。

生成式人工智能何以、以何生成教育

面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现有研究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相互抵牾,根源在于对应然与实然关系的混淆。从应然角度而言,基于人技共生的内在逻辑,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生成”新教育的可能性。从实然角度而言,存在三大矛盾观点: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何“生成”教育——“提质增效”抑或“全人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何时“生成”教育——“进行时”还是“将来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生成”教育——“教育要素”或是“工具手段”?以此为切入点,剖析其内在逻辑,有助于构建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意蕴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消费者为何会落入绿色消费陷阱——绿色消费对过度消费的影响研究

已有研究多关注绿色消费的激励机制,对绿色消费的后续影响研究不充分。绿色消费具有利他性社会象征意义,然而激励绿色消费却可能适得其反,导致过度消费这样的不环保行为产生,形成“绿色消费陷阱”。本文基于道德许可效应中的道德凭证模型,通过三项实验证明:与传统消费相比,进行绿色消费会增强个体随后的过度消费倾向,并在无意识中合理化过度消费行为,使消费者落入“绿色消费陷阱”。其作用机理是绿色消费会提高消费者的道德形象感知,为其随后的过度消费提供道德凭证。为了规避“绿色消费陷阱”,对绿色产品进行利己型诉求而非利他型诉求能够有效削弱消费者的过度消费倾向。

马克思道德观基础新论——精神和肉体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道德论”与“反道德论”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英美学者就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问题提出所谓的马克思的“非道德论”甚至“反道德论”。这一肇始于马克思的文本现象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思想与道德无涉。马克思是从精神和肉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理性,并把辩证理性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从马克思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两种思想的批判中可知,我们既不能认为肉体和精神完全一致,也不能将其完全对立,而必须在精神和肉体的对立统一中理解道德。马克思的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而这个道德形而上学又被融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马克思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

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政策

所谓“道义经济”,乃是以生存安全为目标取向的“理性经济”,“生存伦理”则是集体层面的“生存理性”。在以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传统“道义经济”的过程中,如果置人们对于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于不顾,则这种市场经济及与之相连的制度必然遭到反抗与抵拒。面对这种反抗与抵拒,社会各界主要有两种反应:一是力图回复到传统的经济模式;二是在坚持“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将原先主要在村落小共同体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生存理性”“生存伦理”国家化,转变为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政府职能,现代社会政策的出现和发展即是第二种反应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反观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它不仅仅是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一种手段,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生存扎根的社会前提。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必须努力做到国家以社会政策手段为每个公民提供的保护的跟进与传统社会为个人提供的保护的消退同步。

新感性启蒙·再道德化·生存理性再生产——基于现实问题和未来走向的主体教育思考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基于现实问题和未来走向深化主体和主体教育研究。从对主体的理解看,面对理性祛魅、现实倒置、生命感受力下降、主体感凸显、沉浸式体验追求等问题,要走出传统认识论范式,强调主体作为现实的人及其本质力量的整体性,更加凸显与理性相对的身体、生命及激情、欲望,并使之与理性相和谐,从主体教育的角度倡导一种新感性启蒙。从主体与环境角度看,面对网络时代家庭、社会及其媒介对教育的深度介入乃至全球性的深刻影响,主体的意向性与外延性之间形成敏感的强相关关系,必须从主体自我实现的角度认识到环境的恒常性和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受到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本体性不安全,从而突出主体教育的全球视野、风险素养培育和心灵安顿功能,强调再道德化任务。从主体间关系看,代际关系关涉主体何以可能以及何以持续可能的问题,面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生存困境,主体教育要基于人类永续存在、共在,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立脚点,通过诸主体的共同活动,不断再生产主体的生存理性。

中西哲学互镜下的人性论探赜

相对于中国哲学对人性或善或恶的笼统界定,西方哲学首先对人的灵魂进行理性、欲望、情感的划分,然后对善恶进行辨析。中国哲学敏锐地觉察到道德对于人性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如西方哲学那样将道德与理性的关系予以厘清。道德与理性成为中西人性论的根本区别。就人性本身而言,人的本质是理性,而道德是理性的彰显,两者是内在统一的关系。对中西人性论的比较有助于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西方文化。

阐释学视阈下的包公文学发生机理分析

包公文学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之中的主体精神实践产物,其所内蕴的道德理性经由文学阐释,本然地激发起深植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主体德性的普遍呼应。包公文学经由阐释而来的意义生成性,促使在历史传统中彼此相连的阐释主体克服自身的个体性,彼此联结而成建立于意义联系之上的理解共同体。包公文学的发生是一种表达集体意志的意义生成事件,社会大众不再是以个体,而是以意义共同体的形式完成了集体性伦理意志表达。因着共通性的阐释前结构的建构,包公文学所内蕴的道德理性与社会个体本质力量深切对应,由统一的阐释机制所支配的,生产者、文本与阐释者于其中交融共生、协调共通的阐释共同体由此确立,并因之锚定了包公文学建构社会意义空间的伦理形塑面向。

应用Rodgers的演化概念分析界定护理专业价值观

目的基于Rodgers的演化概念分析方法澄清护理专业价值观的概念,为相关评价工具的制定及护理教育提供概念框架。方法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CINAHL、Web of Science、Sage、Wiley,检索时限为2012年1月至2022年6月。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资料进行编码、分类、归纳和总结。结果最终纳入文献50篇,护理专业价值观的演化过程可分为初探——实用意义、深入——内涵辨析、发展——结构探究3个阶段。其先决条件包括个人背景、专业认知、专业教育、实践环境及伦理道德意识;属性包括人性(尊严、关怀、利他)、德性(责任、平等、正义、诚实)和理性(自主、能动);后果包括感受、信念及行为。结论明确护理专业价值观的概念框架,为护理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核心概念基础,可作为开发相应测量工具和教育框架的理论基础。

道德正当性与伦理合理性: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双属性探思

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历史发展、时代发展、世界发展的战略高度,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到教育领域,就是要依托中国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和教育基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内着力打造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场景。在这一宏观叙事中,应当着重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道德与伦理两种属性进行思考。一方面,要强调道德属性,遵循教育自身的通用道德性,保持中国教育的鲜明道德性,坚守中国教育的道德正当性,构建起中国化教育道德体系,把道德正当性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要强调伦理性,把伦理合理性作为面向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教育发展的必备条件。面向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教育发展要统筹道德与伦理,着力打造转化路径和生成渠道;统筹技术与伦理,打破融合发展的现实藩篱;统筹生命与伦理,打造良性发展的生态群落,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建设发展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

我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与改进策略

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对2016年以来中国研究生院高校136份有关师德师风建设的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发现:中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政策在使用命令性工具的同时伴有激励性工具,但能力建设、系统变革、劝告三种工具使用频次较低;政策内容要素侧重对建设内容、建设路径、建设结果使用的规定,关于建设原则和建设目的的规定频次较低;初步形成了依据政策内容要素特性配置基本政策工具的原则。这些特征反映出中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政策坚持约束与激励相结合、有关师德师风建设的路径日益明确等,但也存在如下问题:命令性工具使用过溢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系统变革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使用不足导致师德师风建设缺乏长期规划;政策内容规定过于细化致使教师难以形成师德自律;政策内容要素与政策工具匹配性不足致使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等。未来需要促进政策工具选择的多元化,在政策内容要素中强调师德自律之养成,注重提升政策内容要素与政策工具的匹配度。

洛克自然法学说的理智主义传统与意志主义改造

洛克自然法思想研究作为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研究热点,其体系中理智主义与意志主义的区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根据洛克著述的分期,可以发现他在早期自然法论文中就已构建起道德实在论的理智主义框架,追溯思想史渊源可以厘清这一框架的立意与突破。取得突破的原因在于洛克糅合“理性”的双重作用,在理智主义传统中嵌入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功用,通过“直观”获得自然法诸规定,通过推理能力获得更为丰富的道德知识。但洛克认定道德判断以意志而非理智作为根据,又使得一种道德非实在论的意志主义倾向在其体系中产生,因此给其理智主义框架带来了巨大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背后,是洛克试图使其自然法思想与近代自然观相符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