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

交往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提出的。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关系及他本人后期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概念在现代合理性图谱中的定位似乎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理解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先后在认识兴趣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中,从理性兴趣和行为领域这两个层面对这两种合理性做出过区分。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合理性的任务是,面对认知-工具合理性的过度膨胀,既要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分化的基本合理性之间相互独立的事实,又要在此前提下实现它们的有限统一。据此,面对自身合法领地遭到侵蚀的状况,道德-实践合理性应当依据交往合理性所提供的有效性要求、原则与程序,实现自身重建,具体包括道德、法律和宗教三个具体领域。

情感、理性与选择——叶芝《骸骨之梦》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

戏剧《骸骨之梦》叙述了男青年从子夜到黎明的思想发展过程,从而对1916年的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作了隐晦的回应。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是斯芬克斯式的人物形象。为了私人性的情感纠葛,他们受到兽性因子中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的驱使,犯下了引狼入室的非理性罪行。他们身上理性意志的萌生,让其灵魂一直得不到安宁,从而悔恨了700多年。在情感和理性的冲突当中,参与了复活节起义的男青年最终做出了绝不原谅两位卖国者的伦理选择。通过描写迪尔米德和德沃吉拉的“灵魂梦回”以及男青年的坚定选择,叶芝为爱尔兰民众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伦理警示和道德教诲的实例,推动人们去思考个人、民族、国家等更深入的政治伦理问题。

道德向法律的转化与制度专业化假说

个体选择和社会选择都是基于理性的,作为公共选择的制度的产生旨在增进社会福利。制度大致可分为道德和法律两部分。道德和法律的分野也是理性的结果,即:当某项社会约束的整体社会收益大于执行成本时,宜于采用法律的形式;否则,则宜于采用道德的形式。道德与法律的分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制约。社会分工程度越高,则个体搭便车动机越强,采用法律约束就越有利。随着社会分工水平的日益加深,有一个原属于道德范畴的社会约束转化为法律约束的趋势,即制度专业化趋势。制度专业化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制度趋同。

行为准则的主体间不一致性——精致利己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及其德育启示

近年来,精致利己主义现象引发了公众乃至教育界的普遍关注。当前大部分研究者均强调精致利己主义观念中追求高效工具理性,将手段与目的分离的精致,以及在行为目的上的利己两个要素,并以此讨论精致利己主义的生成机制与应对策略。准确界定精致利己主义,还需引入第三个要素——行为准则的主体间不一致性。该要素对于区分精致利己主义与理性经济人十分关键,也能为精致利己主义的虚伪性、欺骗性提供一种结构性的解释。有效应对精致利己主义对于高校德育的挑战,不能仅仅局限于反击其行为目标的利己性与行为策略的精致性,而应当从理性说服与情感熏陶等角度入手,破除行为准则的主体间不一致性对德育目标的侵蚀。

乔伊斯道德虚构主义的“虚构”所在

乔伊斯的道德虚构主义思想与麦凯的道德错误论一样认为客观的道德事实或道德属性是不存在的,道德判断可能是非真非假,道德陈述所表达的断言和信念系统统一为假。基于演化视角对道德的论证可看出,乔伊斯认为道德判断是无法获得合理性论证的。然而针对道德在人们的生活实践当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乔伊斯提出道德“有用性”虚构的立场,肯定道德陈述具有真值条件,并不是作出断言或者道德信念的表达,是对道德实践的一种变革。

论“周口作家群”创作的文化守成意识

在长时间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周口作家群”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守成意识。周口作家以乡土文明守护者的身份尽情发掘豫东平原的人文底蕴,弘扬乡土大地的道德伦理,对美好与丑陋、理想与现实进行二元的道德评判。但道德至上的文学叙事会影响到文学的叙事伦理,会造成文学与时代的脱节,这是周口作家文学创作应该警惕的地方。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自由概念

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在其不同的哲学著作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前批判时期,康德视自由为出自内在原因的行为,并拒斥决定论;第一批判又强化了这一立场,强调自由不是由自然法则规定的,但也无法证明其存在;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里,康德认为可在根本上证明自由的存在,进而证明道德法则适用于我们;在第二批判中,康德认为我们能够从人出于义务且必然地服从道德法则的事实证明意志自由的存在;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康德不再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问题,而是视其存在意味着人类恶的不可逃避性,以及人类弃恶向善的必然性问题。但康德最终也没有证明自由的存在,并且留下了一些难题。

西塞罗基于自然和理性的道德责任观

西塞罗传承和弘扬了斯多葛学派的伦理思想,以理性主义自然观作为讨论道德责任的基础,从人对德性之善的追求出发,推演出与不同德性相对应的各种道德责任:发现和发展真理的道德责任、公正和仁慈的道德责任、勇敢的道德责任和行为恰当的道德责任。西塞罗因人因时地讨论了不同境遇下个体的道德责任要求,并从道德责任的主体、道德责任的对象以及道德责任本身三方面提出了履行道德责任的基本原则。西塞罗的道德责任观对后人进一步深化研究道德责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道德教育的完整性:理性与情感的结合

道德的根源究竟是来自我们的理性,还是来自我们情感?这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观点各异的哲学问题。因此,对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的冲突引发的电车难题进行分析,在道德教育中把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相结合,提出以“中道”寻求二者的平衡,将道德回归人的实践生活的观点。

何谓真正的理性宗教?——斯宾诺莎与康德的宗教批判理论辨析

斯宾诺莎和康德是近代哲学家中主张宗教理性化的两位激进代表,但二人在何谓理性宗教的问题上却相去甚远,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宗教批判理论,分别称为泛神论和道德神论。泛神论把矛头直指天启神论,属于某种形式的自然神论;道德神论则攻击一切形式的自然神论,尤其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康德的道德神论并不能独立自存,本质上隶属于自然神论;而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也不完备,仍需康德自然目的论作为补充;一种真正健全的理性宗教,其核心要义介于斯宾诺莎和康德之间,能够与主张幸福至上的功利主义和倡导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保持内在一致。

“合理”与“合情”: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实践逻辑

基于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情理融通的精神逻辑,道德实践要获得着眼于解决实际伦理问题的功效性,其本质展现为“合理”与“合情”的辩证统一:“合理”能够通过发挥伦之“理”的价值引导作用,使“情”克服自身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而成为向善之情,为道德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合情”则能使道德实践扬弃伦之“理”的抽象性和教条化,使“合理”能够在现实的伦理情境中获得实质性的内涵。基于“合理”与“合情”的实践逻辑及其辩证统一关系,二者共同开启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中“修己”与构建“人伦和谐”的实践智慧。同时,这两种实践智慧又透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形成相互贯通的整体性:“修己”的德性能力展现为激发人性的创造力和超越性,为构建“人伦和谐”提供主体条件;而“人伦和谐”则为“修己”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是“修己”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道德实践中的外化超越。

生成式人工智能何以、以何生成教育

面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现有研究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相互抵牾,根源在于对应然与实然关系的混淆。从应然角度而言,基于人技共生的内在逻辑,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生成”新教育的可能性。从实然角度而言,存在三大矛盾观点: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何“生成”教育——“提质增效”抑或“全人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何时“生成”教育——“进行时”还是“将来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生成”教育——“教育要素”或是“工具手段”?以此为切入点,剖析其内在逻辑,有助于构建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意蕴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从医疗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谈职业道德建设

职业道德建设是医院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医院经营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论医疗职业道德必须在医学道德范畴之内,同时也必须检讨一系列的医疗的制度。道德与制度是社会治理的一体之两面,在法制社会的前提下,制度的显性作用总是影响着道德从一种"可能"向"事实"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中的政府、医师协会、医院、医务人员、患者之间及其他相关诸多社会关系构成了道德建设的实施途径。

中国的法治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新时代,我们要注意避免法治建设中的"西化"思想倾向,同时要慎重而合理地对待法治发展中的道德合理性;要树立法治类型学的思维,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中国法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一种"构造主义"的发展模式,它对中国法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型法治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元素,遮蔽了民间社会的法治功能,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实践性法治发展观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要求,它有着多方面的理论支撑,实现了法治思维方式的变革。

家训导力:家庭德性传承的恒常动力

人的道德理性从何处开始培养?传统的家训文化启示家人:德性在孩童成长的家庭生活空间里培养,培养道德理性的生活主体是父祖之辈。父祖之辈以箴言规诫作为家教训示,将家庭自身特有的"文化教养与价值信念"概括成"语录体",用以形塑代际成员的文化生活与价值理想。理想家训是以德性内在相济良知主体的分寸限止。"富贵不过三四传而衰替"的家庭兴衰周期律困厄着中国家庭,道德理性的历史连续性以长效教益之路呈示于世:开新传统家训以建树现代家教,发挥德性导力以重振家人精神。

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流转价格与规模经营主体信贷配给

本文在构建信贷配给道德风险模型基础上,深度讨论了土地流转价格对规模经营主体信贷配给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不同流转价格水平下,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主体信贷配给的关系曲线是不同的,甚至会产生分化:价格低于临界值的土地流转有利于规模经营主体获取信贷资源,但存在边际递减趋向;价格高出临界值一定范围内的土地流转会让规模经营主体信贷配给先缓解后恶化,单纯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并不能有效解决规模经营主体的信贷配给问题。为此,要克服土地流转价格越高农民利益越能得到保障的传统思维,通过土地规模化流转的价格指导、流转期限、风险防范、信息畅通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防止过低流转价格损害农民利益,同时,也重视通过合理流转价格推进土地有序流转,让小农户在分享规模经营效益、产业链延伸效益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可持续化,逐步形成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的内生动力。

善的求索:道德合理性的向度及其达成路径

道德作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信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其功能的有效实现受制于道德本身的合理性。具体而言,这一合理性表现为与事理、情理和法理的契合。此三者,构成了道德合理性的具体向度。在事理上,要提升把握道德真理的认知能力,对道德建设进行自觉反思,努力探究并昭示道德的内在依据;在情理上,要从"源头"上确保道德与情理的契合,将人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道德的最高价值追求而培养行为主体情感和能力;在法理上,要对法治建设进行道德上的合义性论证,进而确立法律信仰和法律权威,并运用法治思维进行道德建设和实践。

道德是什么及其在社会中的功能体现

道德不仅仅是一种人的道德品质的规定,也不仅仅是一种和其他社会规范并列的道德视角的规范。作为人类的理性,它是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怎样的智慧。它表达并设定一定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规定社会发展目标,把握和调整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善及其合理性。这些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深深渗透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无处不在地发生着作用。

心灵秩序重塑:新时代研究生培养的旨归与路径

在工具理性的强势扩张与价值理性的式微旁落下,研究生的学术生态异化为外在的物化需求,学术治理难以引领研究生的内心而形成恒定的价值追求,导致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屡屡发生。为破解这一难题,我们需要新时代研究生培养遵循从“制器”到“人文”、从“成才”到“成人”的价值逻辑指引,重塑研究生的心灵秩序,寻求支持研究生学术研究与创新持续发展的内在根基和价值来源。新时代研究生心灵秩序的重塑应以德性生存和理性复归为目标指向,探索通过强化师德示范、深化课程育人、完善评价机制、注重文化引领等实践路径,促使研究生的学术治理从他律走向自律,形成学术价值追求的内生力量。

价值个体主义与道德合理性基础的重构

“价值个体主义”直接威胁着道德的合理性基础, 对当代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构成了重大挑战。“价值个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大后果, 它与现代道德论证基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位移, 使得“个人自由”与“道德共识”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道德合理性的深层矛盾。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扬弃价值个体主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这一问题上,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有着重大原则差异的立场, 其中马克思从人的生存方式转换的角度出发, 坚持“实践性”、“辩证性”与“人文性”等基本原则,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野,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